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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哲学史》的几点看法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按照子学时代、经学时代分为上下两卷，各16章。子学时代讲先秦诸子，主要阐释儒家、道家、墨家以及易经哲学。经学时代则阐释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后之后从儒家思想中延伸出来的经学，从董仲舒开始，到康有为、谭嗣同、廖平为止。一、哲学的定义：“哲学”一词，源出希腊语Philosophia，意即“热爱智慧”，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一词在西方有久远的历史，在古希腊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奠定了哲学的讨论范畴，他们提出了有关形而上学，知识论与伦理学的问题，至今依然是哲学研究内容。某些现代哲学家认为，直到今日的哲学理论依旧只是在为他们三人做注脚而已，仍离不开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换言之即使数千年后，我们依旧在试着回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这也代表着我们依然为这些问题或是这些问题所延伸的更多问题而感到困惑。对“哲学”一词的定义，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绪论中讲到，希腊哲学家多分哲学为三大部分：宇宙论——目的在于探索对于世界的道理；人生论——目的在于探索对于人生的道理；知识论——目的在于探索对于知识的道理。这三种分法，自柏拉图以后，至中世纪末一直普遍流行，可见西方哲学史历史悠久，影响广泛。二、中西哲学差异：从横向来看，与古希腊这三位西方哲学奠基人对应出现的文明，便是在东方华夏文明历史中的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尤为重要的就是儒家思想的奠基人——孔子。然而从“哲学”这一角度来看，这两个各处于中西方“轴心时代”的文明，却完全不同。在《中国哲学史》中，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在论证及说明上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相比，大有逊色。在中国哲学史中，精心结撰，首尾贯串的著作较少，往往哲学家本人或其门人后学，杂凑平日书札语录，便以成书。所以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在形式上无系统。但这并不是说，哲学家的哲学无实质上的系统，否则将不成其为哲学。而冯友兰先生所做的工作，就是在形式上无系统的中国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冯友兰先生认为，西方哲学，每一部分都发达，相比之下，中国哲学注重人事，注重内圣之道，注重修养，不注重知识。对宇宙论的研究也较简单。中国哲学家除了一起即灭的名家外，都不重视逻辑。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首先注重的是人生论，其次是宇宙论，很少注意知识论。中国哲学把人不同于动物的特质理解为“德”、“性”，中国哲学是主善的，由此孕育了伦理主义的人生论传统。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哲学主题是关乎人生智能，其特点是重人生修养，而轻知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主张以“仁”为根本，“君子学以致其道”、“笃信好学，守死善道”。为仁是孔子的一贯之道，是六艺之本，诸德之帅，闻道、为道是人生之本。一部《论语》是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教训，是以仁为基础的人生之道。西方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传统是重求知，重为学。西方哲学把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性理解为理性，西方哲学是主知的，它由此孕育并衍生出科学主义的知识论传统，古希腊哲学从一开始就以“爱智”、求知为目标。早期的自然哲学家虽然以研究万物之本源或始基为己任，但是他们是用认识具体事物的方法去把握始基。柏拉图在其学院大门上书“不懂几何者请勿入此门”，可见他在招收学生时对知识重视；亚里斯多德更是把求知、理性作为人的本性，解读了人们对知识追求的所以然，“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至理名言表达了他把对知识的追求、真理的热爱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西方近代哲学以重求知、重认识论为特征，是认识论哲学。三、谈谈儒家哲学儒家思想能够作为两千余年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被奉为官方合法的意识形态，这与其哲学思想、哲学追求是分不开的，其哲学思想就值得探究了。其实横渠先生的一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道出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终极追求。从全书来看，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中处于主导地位，这与儒家思想的趋向性有很大的关联。上文中已经提到，西方哲学注重知识论，中国哲学注重人生论。而儒家思想基本观点，孔子教导“为仁”的原理；孟子则提出“养浩然之气”、“求放心”、“尽心”的功夫论；荀子提出“化性起伪”；《大学》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德目；《中庸》的“诚之者，人之道也”、“慎独的哲学”；周敦颐的“主静立人极”功夫；张横渠的“存天理、去人欲”；程颢“识仁”、“体贴天理”；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朱熹的“格物致知”、“穷理尽性”；陆象山的立其心之大者”王阳明的“致良知”；刘蕺山的“慎独”与“诚意”等等。不论这些儒家学者试图透过何种相近或相异的概念范畴或思想体系，对于人类自我修养及超越的可能提出各种设计，他们所共同承认并以此种共识为基础而发展其本身思想的观点，即是透过这些人类自身由内而外的功夫修养，追求并达至儒家理想的社会政治体制与文化理想。儒家哲学最重视社会哲学，因为成就一个现世的人类理想社会是儒家最原始的关怀，为了设计与建立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孔、孟、荀等人都可说是不断提出各项有关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或伦理的观点的思想家，同时这正可以说明何以社会哲学才是儒家思想起步的主要重心，亦即，就儒学传统的整体来说，儒家哲学的进路是社会哲学的。儒家的社会哲学内容条理清晰，《大学》八条目是最具体的代表，《礼记》的《礼运大同篇》也是重要的社会哲学著作；此外，周公制礼作乐与孔、孟、荀三人所提出的许多政治制度与施政原则如行仁政、不重敛赋、礼乐化民等，都是儒家思想传统中极具代表性的观点。另外，表现在汉代经学思想中的儒家思想就是以儒家经典为根据而设计出来的社会体制之学。同时，为建立理想的社会文化，家庭间的伦理关系更是其中的关键要目，因此孝道更是《论语》中孔子以之为一切德性的根本德性者。最后，《易经》哲学中藉由《易传》注解之作而建立了儒家价值本位的情境伦理学，此即针对各种伦理冲突情境的知识解析提出进退智慧，从而作为儒者处世应世的操作知识根据。换句话而言，儒家哲学注重人生论，更重要的目的是服务于社会政治。儒家哲学强调“礼”与“仁”，由“礼”推演出一整套社会政治学说，由“仁”推演出一整套伦理道德学说。以政治伦理为特点的儒家哲学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受这一思想的影响，文学成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教工具。作为中国文艺理论和批评史上第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孔子就十分重视文学的政教功能和社会作用，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孔子认为，学诗就是为了从政和专对，否则诗读得再多，也是没有用的。孔子还把诗的作用概括为“兴观群怨”，而“兴观群怨”的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事父”、“事君”。“兴观群怨”说是孔子诗论的核心，对后世影响很大，历代文论莫不对其进行阐发。汉王充提出文学应“为世用”，“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文学的这种作用在《诗大序》中发挥得更加充分，“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诗可以起到“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魏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开宗明义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文章的作用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唐宋时期，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家，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上主张复古明道，提出“文以载道”说，把道统和文统结合在一起，把文学和道德合而为一。明清以降，从王夫之到叶燮的诗论也都显示出儒家的风采。甚至那些被正统文人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也要根据“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创作原则，发出“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的声明。阅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除了儒家哲学之外，对于道家哲学、玄学、佛学等中国两千余年的诸多哲学思想都有较为广泛与细致的了解，由于中国哲学史内容太丰富、思想太深刻，本篇就儒家哲学做简要心得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