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寒冬里不屈的灵魂——试析穆旦的《冬》摘要：《冬》是穆旦晚年的绝唱，是诗人穆旦在生命后期对自己人生之路的总结和回顾。也堪称穆旦诗意的最高境界。《冬》有两个版本，本文对两个版本就感情基调、诗的内在联系、表达效果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笔者认为原稿本更真切的表达了作者当时的心境；建国之后，穆旦不仅在艺术创作上受到了极大的束缚，而且在政治上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时代的重压之下，诗人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而是以独立而高贵的人格对抗着苦难，展现了不屈的精神力量。关键词：穆旦；人生轨迹；两个版本；《冬》；赏析九叶诗派是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一个富有活力的诗歌群体。成员包括郑敏、穆旦、袁可嘉、辛笛、陈敬容等九位重要的诗人。他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穆旦就是这个群体中的重要一员。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铮，我国当代著名的诗人，翻译家。他在诗艺的探索和翻译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人生的经历可谓跌宕起伏。他的受难历程与新中国的历史过程正好可以相互印证。《冬》是诗人在人生最后一个冬天里写下的，是诗人复杂心境的真实写照。虽然当时的政治局势有所好转，但诗人的生命状态依然是“寒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进行文学作品鉴赏要做到知人论世，才能更好了解作家，把握作品，正确理解作品。接下来，笔者将对作者的人生轨迹进行简单的梳理。一、穆旦人生轨迹所造就的人格及思想主题穆旦作为一个早慧的诗人，他小学二年级的习作《不是这样的讲》一文就发表在邓颖超/刘清扬主编的《妇女日报·儿童乐园》上，当时诗人尚未满7周岁。而作为明清两代的江南望族之后，祖父一代家境逐渐衰落，父亲因记忆力差而没有体面的工作，使他们一家人在封建大家族里处处受到排斥和冷眼，他小小年纪就体味到了生活的艰辛，贫富的对立使他呈现出早熟和坚韧的品性。在南开中学，品学兼优的穆旦发表了各种散文随笔以及大量诗歌，并第一次使用穆旦这一笔名。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后改为外文系，在系统地接触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论后，诗歌创作走向了成熟。七七事变后，1937年10月，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至长沙，不足四个月迫于战事再度西迁。穆旦作为护校队员，徒步3500华里远行至昆明。这段经历给了他人生不可多得的历炼，增加了他诗歌思想的厚度。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缅甸。身为西南联大助教的穆旦投笔从戎，以中校翻译官的身份随军进入缅甸抗日战场。同年5月亲历滇缅大撤退，经历了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在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中翻山越岭，扶病前行。部队被打散后，他只身一人经过半年之久，踏着堆堆白骨侥幸逃出野人山。抗战胜利三年后，穆旦写了《森林之魅—祭胡康白骨》，是中国现代诗坛上直面战争，思考生命与死亡的不朽诗篇。而这段经历也是诗人最后获罪的主要“证据”。1958年他被指为历史反革命，调图书馆“监督劳动”。继而是文革的批斗、抄家、下放。十几年间由于迫于政治的迫害，他中断了与大部分亲友的书信，对厄运缄口不言。诗人停止诗歌创作，但坚持翻译。虽然他40年代曾创办《新报》，任主编，为文化做过贡献；虽然他曾出版了诗集《探险队》、《穆旦诗集（1938-1945）》和《旗》，并且在1948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被赫伯特·克里克莫尔收入《世界名诗库》而名声远扬；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他几经周折，并谢绝了美国几所研究机构的聘任，办妥回香港的手续回到祖国。1953年回到天津南开大学任副教授并致力于俄、英诗歌的翻译，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做着贡献。但这些都被“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所遮蔽。这使诗人敏感的心灵遭受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煎熬，考验着他对人生艰难挫折的抗力；同时也升华着诗人的人格、凝聚着诗人思想的主题。当1975年恢复创作。1976年3月却不慎摔断腿骨，恰逢唐山大地震，诗人的腿伤未能得到及时医疗而伤残。但他在病痛中夜以继日地修改补齐自己曾经翻译的旧著。1977年2月26日，穆旦因心脏病突发而遽然辞世。1979年的平反对于他为时已晚。诗人的一生受尽了各种各样的苦难，然而正是这些苦难才给了他灵魂升华的力量。屈原云“发愤抒情”，韩愈说“不平则鸣”，欧阳修说“穷而后工”；古之大诗人皆从苦难、郁愤中来；然大诗人之境界更在于如何升华这些苦难和郁愤。就穆旦诗歌创作而言可分三个时期：20世纪30年代—40年代为其创作的高潮期，50年代—70年代是其创作的停滞期，70年代后期为其创作总结期。造成漫长停滞期的原因是自1957年开始穆旦在政治上不断受到打击，在近20多年的压抑与折磨之中，诗人只能保持沉默。直到1976年在诗人生命的后期又迎来了一个创作高峰。一举创作了《智慧之歌》、《停电之后》等将近30首作品，《冬》即是诗人晚期诗作的代表。这些诗可以看作诗人在生命后期对自己人生之路的一次回顾与总结，渗透着他对不幸个人命运的反思以及个体生命意义的探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渗入、铭刻于人们的内心。再经过多少代先贤的积淀，它几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基因。“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屈原是爱国主义的滥觞，此后历代知识分子、仁人志士皆以此作为人生理想。虽世殊时异，但其精神主旨是一致的。那就是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他们高瞻远瞩，以敏锐的洞察力，深邃的思想走在时代的前列。即使遭受痛苦和磨难也坚贞不渝，他们严格的保护着自己的操守，为祖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是时代的良心所在。穆旦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一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建国以后他的创作受到了长期的舒服和压制，政治上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并没有消沉，依然保持着独立的人格，默默工作，直到去世为止。二、《冬》的两个版本所表现出的人生心态《冬》实际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稿本是1980年2月《诗刊》发表的原稿本，第二个稿本则是1986年《穆旦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录的修改稿。其中修改稿的运用更为广泛。为什么会出现两个版本呢？原来穆旦在创作后把诗抄寄给了自己的好友杜运燮。原稿本第一章每一小节的最后一句均为“人生原本是一个严酷的冬天”，杜运燮认为“如此复沓似乎太悲观”，故改为现行版本：“多么快，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呵，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人生的乐趣也在严酷的冬天”、“来温暖人生这严酷的冬天”。学术界也有过对两种版本的讨论，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无论在情感真实性还是在诗艺效果上原稿都胜过修改稿。还有一些学者尖锐的指出，修改稿是特殊年代下的“问题产品”严重遮蔽了是诗人的真情实感，诗艺效果上也存在着缺陷。另一种则认为经过修改，杜运燮成功地将自己的乐观融入了穆旦的《冬》，使作品有一种全新的鲜活感。如果从诗歌情感表达的真实性来说，我们无疑应该支持第一种观点，但这到底是不是作者的真实情感呢？是不是他一时没有考虑清楚而写的呢？他在给杜运燮的回信中也谈到“其实我愿意写冬之乐趣，你当然能看出，不过，乐趣画在严峻的背景上，所以如此也表明越是冬越能看到生命的可珍之美”。这是诗人本人的说法，似乎有很强的说服力。好像说明作者本人也认为杜运燮建议地好，不但把握了自己的真实感情，而且在艺术上也使原诗提高了不少。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诗歌创作的背景，联系一下诗人的人生经历，也许会改变一些看法。《冬》创作于1976年12月，准确地讲也是诗人生命之中最后的一个冬天。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结束于1976年10月，“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但诗人的处境依旧未得到改变。诗人的内心依然饱受煎熬，还承受着伤残带来的疼痛。《冬》应该是诗人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在与忘年之交郭保卫的通信中，穆旦提出杜运燮已不是自己诗歌的知交，他们对诗歌的理解差距很大。如1976年3月8日，穆旦在给郭保卫的信中说：“自古诗人以愁绪以纽带，成了知音。我的朋友杜运燮原是写诗的，但现在变成100%的乐天派，因此情绪就谈不出来。”这是具有私密性的信件，很有说服力。这从侧面说明了作者对杜运燮建议的感谢是违心的，但对杜用心的感谢似乎应该是真诚的。巫宁坤先生的话可能更说明问题，他说：“运燮是穆旦多年的朋友，他的意见无疑是对老朋友的关心和爱护。当时‘四人帮’被揪出来不久，政治形势还不十分明朗，多少还心有余悸。运燮素来谨言慎行，何况良铮的‘历史问题’还没平反，太悲观的调子，不符合时代精神。不仅不能发表，没准还会给作者招来言祸。良铮是过来人，为了不辜负老朋友的关爱，‘想了多时’才做出了改订”。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悲观意味着对当政的不满，很可能招来言祸。不可否认，出于老朋友的情面，迫于政治的压力，诗人才作出了修改。穆旦晚年的整个心态还可以从其他很多资料可以佐证。如他晚年在回顾和总结自己一生所追求的理想（信仰）、人生、写作的意义过程中，说“……我记得咱们中学时代总爱谈点人生意义，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呢？也可以说是已解决，好像是看不出有什么意义了。没有意义倒也好，所以有些人只图吃吃喝喝，过一天享受一天。只有坚持意义，才会自甘受苦，而结果仍不过是空的。”那么是不是穆旦晚年就是一个悲观厌世的人呢？其实不是，那种口吻只不过是对当时主流意识的强烈质疑和否定。穆旦最宝贵的品质，就是能以现代形式，表现他对所处时代和社会的独特而深刻的思想；而不仅仅是在现代形式上有大的贡献，他创造现代诗形式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思想写诗”。作为诗人西南联大的校友，同在芝加哥大学留学的好友吴宁坤在《人生本是一个严酷的冬天》一文中指出“每一节最后的迭句，宛如教堂的钟声，唤起了多少受难灵魂的共鸣”，表达了对改掉迭句的惋惜，这是值得注意的。所以，穆旦也坦言：“不想被你的结论为太悲，这当然不太公平。若无迭句，我觉得全诗更俗了。这是叶芝的写法，一堆平凡的诗句，结尾一句画龙点睛，使前面的散文活跃成诗”。看来，穆旦认为改过之后“全诗更俗了”，因为“画龙点睛”之笔没有了。通过对原稿件和修改稿之间进行对比，我们也不难发现：（一）就感情基调而言，原稿显得悲观，沉重而伤感，修改稿所表达的感情更为积极乐观。（二）就诗的内在联系而言，去除了“人生本是一个严酷的冬天”，使整个“冬天”的意象造成了肢解和残缺，“冬天”意象同人生的联系被割裂而显得松散。（三）从表达效果上讲，原稿经过迭句的反复，在诗歌艺术效果上获得了聚焦，从而使其成为整章诗思想和感情的核心，如同音乐作品的主旋律。而修改稿换成几个抒情性的语句，消除了这一凝聚作用，使作品从一首表现人生哲理的诗，降格为一首写景抒情诗。诗歌的表现深度上受到了限制。因此，要想真正地理解作者，把握诗人所要表达的人生之冬的深刻内涵，原稿不应该被忘却的。结合是诗人当时的处境，原稿更符合诗人当时的心态。我认为，诗歌的好与坏不应简单化的以悲观或乐观来评判。乐观固然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然而不难发现的是往往悲的东西反而更加深刻、凝重、洗净铅华，令人大彻大悟。《冬》这首诗是诗人暮年对人生的思索、是对人生体验的表达，是对苦难的一种升华。长期的压制，不公正待遇，再加上当时腿伤未愈更加剧了诗人内心悲苦。而且，在后期的创作和一些给友人的书信中透出人生的幻灭感和悲苦的心境。例如，穆旦在《尽头》的诗中道出了自己的内心独白：“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四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然而，诗人并不是真正悲观的。但在时代的重压之下，个人的力量往往是微薄。这是一种深深的无奈和遗憾，忧郁的情怀。在个性生命热忱与社会现实的对立中,诗人对引起生命发展困境的社会性问题的不懈思索，对生命意义不断的追寻。穆旦夫人周与良的话更有说服力。“良铮生前常说，人生在世应该为社会做点什么。1975年他在鲁迅的杂文集《热风》的扉页上写下:“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像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良铮的一生正是这样，在凄风苦雨几十载中执著地为中国的诗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