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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的农历“九月九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重阳节。重阳节别名“登高节”、“茱萸节”、“菊花节”等，在有些地方也被称为“祝寿节”、“女儿节”等，今天也被称为“老人节”、“敬老节”。一说到重阳节，就让我想起了那个非常古老的传说。1．桓景学道斩瘟魔南朝梁人吴均之的《续齐谐记》、唐代的《初学记》和宋代的《太平御览》等多种书籍都记载了题为《桓景学道斩瘟魔》的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其中，《初学记》中关于桓景的记载原文是：“《续齐谐记》曰：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长房谓之曰：‘九月九日，汝南当有大灾厄。急令家人缝囊盛茱萸系臂上，登山饮菊酒，此祸可消。’景如言，举家坐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曰：‘此可代之。’今世人九日登高是也。”故事的大致意思是说，东汉时，汝南县有个名叫桓景的人，跟随仙人费长房学道。有一天，费长房走过来对他说：“今年九月九，你的家乡汝南地区将会有大的灾祸。你赶紧回到家乡，让你家乡的人都缝个香囊，香囊里盛上茱萸，系在臂上，登山高山之后，饮菊花酒，就可以消除此灾祸。”桓景赶紧回到家乡，按照仙人费长房的要求去做了，一家子都坐在高山之巅。等到晚上危险过去之后，回到家乡，却发现家里的鸡狗牛羊都暴病死了。仙人费长房说，“带着盛有茱萸的香囊登上高山是可以避免灾祸的。”从那时起，人们就过起重阳节来，有了重九登高的风俗。这就是著名的“桓景学道斩瘟魔”的传说。因为“桓景学道斩瘟魔”的传说在中国流传很广，所以后世许多人都将这个传说看作是重阳节的起源。但我们知道，民间传说无疑晚于民俗现象本身，因此关于重阳节的这种起源传说无疑是不正确的。此外，由于所处节令和时日比较特殊，重阳日也为道教和其他民间信仰所重视，逐渐被衍化为一些重要人物的纪念日，如道教认为九月九日是太上老君的生日和张天师的忌日。说起重阳节，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与重阳节密切相关——此人便是道教内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派别全真教的创始人王重阳。王重阳原名中孚，字允卿，又名世雄，字德威，出生于北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据说因为他喜欢陶渊明，便改名知明。又因与陶渊明一样喜爱菊花，而菊花在重阳节开放，便给自己起了个号叫重阳子。王重阳出身于一个“家业丰厚”的富裕家庭。他的一生正值北宋沦亡，金人入侵，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青年时代，他“痛祖国之沦亡，悯民族之不振”，曾于金熙宗天春年间应过文、武试，得中文、武双举人，有志于拯救民族危难。但由于南宋政权孱弱，舍弃广大北方人民不顾，苟且偏安，王重阳的抱负没有能够施展。抗金失败后，王重阳于公元1161年掘地穴居，称之“活死人墓”，以方牌挂其上，书云：王害疯（王自称疯子）灵位。七年后，王重阳走出活死人墓，东出潼关，前往山东布教，创立了道教的全真教派。同时，先后收马钰、孙不二、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郝大通、王处一七人为弟子，遂后建立全真教团。后世称全真教七真人。十年携弟子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四人返归关中，卒于开封途中。葬于终南刘蒋村故庵（今陕西户县祖庵镇）。同时，因民间也相传轩辕黄帝和妈祖也都是在九月九日升仙永生的，故而许多地方流行着各种重阳祭奠的主题活动，但其内容和重阳节没有太实质上的联系。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重阳节到底是如何起源的呢？2．酒火二神试比高其实，重阳节起源很早——至少要比我们刚才讲的“桓景学道斩瘟魔”的传说早多了。至少，下面的这种说法，就比“桓景学道斩瘟魔”早多了。古人认为，因为古老的《易经》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又因“九”在个位数中最大，所以古人以“九”为最高；而且夏历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又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重九。古人认为这是个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因此把九月九日叫作重阳节。您千万别小瞧了这种说法。这种说法的形成居然与魏文帝曹丕的解释密切相关。曹丕在他的《九日与钟繇书》中说：“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曹丕的说法说明人们对于九九重阳的认识至少已经有着1800多年的历史了。当然，这种说法带有明显的附会成份，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解释。这是因为，最初的“重阳节”并非一开始就确定在农历九月九日，“阳”也并非只指日月两个天体，“重”也并非仅指“九”这个数。另外，《易经·天之数》说：“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系天故取其奇为灾岁数”，可见“重九”并不是吉利之数，有时却是大凶之数。话说到现在，我们就应该知道，重阳节的来源应该说比这种说法还要复杂。至少，重阳节的习俗应该和从远古到上古时期两个非常矛盾的先民习俗——九月庆和九月祭，以及先民天神互通的原始信仰与火神死亡崇拜有紧密联系。上古九月的庆典习俗：对于农耕社会来讲，农历九月农事基本完毕，因此从远古开始，华夏先民往往将丰年庆典和祭神祀祖等活动安排在九月。《吕氏春秋•季秋纪》载：“（九月）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祗敬必饬”；并且说“是月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獀（sōu）马。”可见在季秋九月农作物丰收之时，先民普遍存在着飨（xiǎng）天帝、祭恩祖等岁时活动，而且这一习俗在战国时期还被统治者加以条令化和典章化。由于这是一种丰年庆活动，所以九月庆典习俗明显带有酒神狂欢的色彩和特点，有着大量娱乐内容（“祭神”、“飨帝”、“田猎”、“野宴”等）。后人普遍认为汉代以后九九重阳节的野宴、饮酒、歌舞等习俗即源于先秦的九月庆典。所以有人把先秦的九月庆典看作是中国的酒神节。除汉民族及其前身华夏族外，古匈奴族、高山族和壮族都有着多样的九月庆典活动，其中高山族阿美人和壮族的九月节庆活动还一直延续至今。再来看下一个习俗。先秦的火神死亡崇拜：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非常崇拜火和火神。先民把一颗亮度很强的恒星——心宿二星（天蝎座的主星天蝎座α星，属东方苍龙七宿的心宿）看作是火神的化身，称其“大火”或“大辰”、“心”，并把它当作古代季节星宿的标志，设立了火正的官职专门负责观测这颗恒星。通过观察“大火”出没的位置来确定季节转换。由于“大火”在每年农历的九月隐退，《夏小正》称为“九月内火”，“内火”指“大火”隐入，意味着肃杀冬季的来临——古人称之为“阳九之厄”。因此人们在九月举办各种仪式来祭奠火神祈求保佑。先秦的这种火神死亡崇拜成为后来重阳节求“长生”、“消灾避邪”等习俗的主要来源，因此有人把重阳节也称作死亡节，把它和三月三（复活节）联系在一起，相互之间存在着对应的关系，构成了一组特定的节日系统。古人将重阳与上巳或寒食、九月九与三月三作为对应的春秋大节。所以《西京杂记》卷三云：“三月上巳，九月重阳，仕女游戏，并祓禊（fúxì）登高”。上巳、寒食与重阳的对应，是以“大火”出没为依据的。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人们认识的提高，“火历”让位于一般历法。九月祭火的仪式衰亡，但人们对九月因阳气的衰减而引起的自然物侯变化仍然有着特殊的感受，因此登高避忌的古俗依旧传承。重阳在民众生活中成为夏冬交接的时间界标。如果说上巳、寒食是人们渡过漫长冬季后出室畅游的春节，那么重阳大约是在秋寒新至、人民即将隐居时的具有仪式意义的秋游，所以民俗有上巳“踏青”，重阳“辞青”的说法。什么叫“辞青”呢？清代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记载，“都人结伴呼徒，于西山一带看红叶，或于汤泉坐汤，谓菊花水可以却疾。又有制肴携酌，于各门郊外痛饮终日，谓之辞青。”而在巫术盛行的时代，人们习惯于创造一些带有象征性的习俗来达到避邪消厄的目的，其中最便于流传的是佩俗和食俗。而这正是后世重阳节诸多食俗和佩俗的源头。下面我们再看看第三种习俗。上古的天神互通信仰和登高习俗：古人爱好登高，但它显然不同于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个人情怀，也不同于现代人理解的娱乐或健身活动。远古人们爱好登高，这和他们的天神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古人普遍认为天地一开始是相通的，人与神可以互相来往。此观念直到近代还广为流传。龚自珍的《定庵续集·卷二·壬癸之际胎观第一》中说：“人之初，天下通，人上通，旦上天，夕上天；天与人，旦有语，夕有语。”古人认为天地相通是有一定途径的，而这个途径只能是自然物：一是高山，一是大树。以高山为天梯，见于《山海经》记载的就有昆仑山、肇山、登葆山、灵山等，其中最著名者自然是昆仑山，因此昆仑山在上古神话中具有重要地位。以树为天梯则不多，只有《山海经·海内南经》及《淮南子·地形训》所记之建木。《山海经•海内南经》谓“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缨、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栾，其木若蓲（qiū，初生的芦苇）”；晋郭璞为《山海经•海外南经》郭璞注云：“有员丘山，上有不死树，食之乃寿。亦有赤泉，饮之不老”。由此可见，为通天升仙而登高应是先民的重要习俗或原始信仰。虽然形成后世重阳节的诸多习俗在上古就已存在，但这不等同于重阳节很早就成形。正如下雨一样，即使云中水汽达到超饱和状态，如果缺乏凝结核的话，也是不会下雨的。因此，这些习俗因子要成为重阳节的习俗，就需要一个凝结核——“重阳”概念的形成和具体日期的确立。在这一点上，先秦楚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不仅首先创立了“重阳”这一概念，而且大体上确定了“重阳”的日期。而这一切又是和楚人追求登天拜谒先祖祝融的习俗紧密相关。3．楚人登天拜祝融《国语•楚语下》说，天地一开始是互通的，但后来由于南方部落“九黎”人不敬天神，帝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绝”是断绝的意思，“地天通”是天地的通道，“绝地天通”指断绝了地民和天神往来的通道。而“绝地天通”的“南正”重、“火正”黎二人本是颛顼的后代，但历史上对其身世、官职的说法比较混乱，有时甚至相互矛盾，而且很多时候又被合称为一人。其中有种说法是，主管天的“重”也曾担任过“火正”的官职并被人们尊为火神，后被帝喾称为“祝融”。而祝融恰恰就是楚人公认的先祖。先祖“绝地天通”的做法无疑让楚人无法接受，这就引发了著名的“昭王之问”。据《国语·楚语下》记载，至迟在公元前489年前，“（楚）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此观射父做了一通玄而又玄的解释，并说主要是因为“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所以只要做好祭祀就行。至于什么时候是祭祀的最好时间，观射父认为是“日月会于龙狵（dòu）”之时，他解释说这个时候“土气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备舍，群神频行”。很显然，观射父指的是秋季祭祀。通过“昭王之问”，我们可以发现两点：一是楚昭王非常关心“民将能登天乎”这个问题，可见，对于楚人来讲黎民“通天”是个现实的要求。第二个问题是观射父所说的“日月会于龙狵”之时具体又是哪一天呢？和大多数古人一样，观射父用的是一种天象来指具体时间。“龙狵”是古星名，居东方苍龙七宿之末，又叫龙尾星。“尾九星苍龙尾也，一曰析木”，“析木”为十二星次之一，“日月会于龙狵”指的是“龙尾伏辰”，也就是日月会于析木之时。晋傅玄《大寒赋》曰“日月会於析木兮，重阴凄而增肃”。佐以《左传》鲁僖公五年“晋国灭虢”对天象的描述和时间记载，今人认为“日月会于龙狵”即“龙尾伏辰”的时间应该是夏历九月初十日亦即九月“丙子日”。毫无疑问，楚人必然会选择在这个时候举行祭祀活动。而相传祝融还是一位音乐家，他经常在高山上奏起悠扬动听、感人肺腑的乐曲，以此使黎民百姓精神振奋、情绪高昂。祝融死后葬在南岳衡山之阳，后人为了纪念他，就把南岳最高峰称为祝融峰，在山上建有祝融殿。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楚昭王之后一段时间内，楚人在每年九月初十日前后登高隆重祭祀火神先祖祝融应该是非常普遍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在“昭王之问”二百年后屈原的作品中得到佐证。在《远游》中，屈原感叹“悲时俗之近阨（è）兮，愿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由于“美往世之登仙”，屈原选择了在天空驰骋远游的方式，托配仙人、周历天地、无所不到。在诗中屈原描述了自己游天的时间、行程是“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朝发轫于太仪兮，夕始临乎于微闾”。“集重阳入帝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