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天人合一的看法

我对天人合一的看法“天人合一”是中国哲人的基本主张，是中国文化统摄一切的主导理念，是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这一思想命题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是朴素辩证的北宋大哲张载第一次正式而明确、严密而系统地提出的。张载在其名篇《正蒙•；乾称》里说：“〔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张载提出的这一重大而光辉的哲学命题，体现了中国哲学重合轻分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表达了中国哲人“与物为春，万物一体”的思想观念与理想信念，同时亦揭示了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和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风貌特色与基本精神。中国哲人提出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命题的问题意识之一就是深刻体认到“天人一体”，深刻体认到人与自然的亲缘性、同构性与一体相关性；因此，中国传统思想文明与思想理念的精髓和主旨就是要探索和获取“天”与“人”的亲和性，就是要力求达到人与天地万物的和乐、和睦、和谐与和融，就是要获得那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易传•；系辞上》）、“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的理想状态与思想自觉。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其主导思想与基本精神即是主张“天人不二”、“天人合一”。而西方哲学与西方文化，众所周知，其主导思想与基本精神则是主张以“主客二分”“二元对立”为最主要的思维模式，从而“天人相分”。“中学”亦即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与“西学”亦即西方哲学与西方文化的主导思想与基本精神——“二元对立”、“天人相分”、“主客二分”进而推崇竞赛和征服——恰成反照。中国哲学这种“天人合一”的主导思想与基本精神，就其最具有现代性的启发意义的理论实质而言，是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一体相关的问题意识。当然，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并且必须承认，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内容十分复杂艰深微妙，作为绵亘数千年的中国主导性思想文化理念，作为弥漫于全社会的文化传统，在自身的衍变演化的文化苦旅中，既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也有芜杂怪谬的内容成分，对此，我们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充分肯定：中国古代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与理想，略作一番现代转化和话语革新，就可以策略性地转型为一种“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充分显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主客体之间、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8]的思想理念。对此，通过下列中西天人观的思想比较，我们将得到较为深刻而全面的体认。而我们现代人所谓的“天人合一”，简单地说，它的最基本的真精神主要包括两大方面：1，就人类整体意义上说，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追求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以此来获取人和人类的和谐有序与可持续发展；2，在个体身心的“（人生）境界论”层面上讲，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所渴求的是那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不傲睨万物，以与俗处”（庄子）、“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九渊）、“民胞物与，仁民爱物”（张载）、“狂者胸次，仁者襟抱”（王阳明）的博大胸襟与“天地境界”！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其基本思维模式与根本精神理念是：“推天道以明人事”，天人不二，主客混一；所以，其基本思想主张必然就是人生在世和人类人事的所作所为应当效法天道：“通天下一气尔”，万物一体；因此应该“与物为春”地“内在超越”到“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陆九渊〕“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张载〕“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易传•；系辞上》）“民，吾同胞；物，物与也”（张载）那样的“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中国人，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最重视的是天与人、天道与人道、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统一与和合、和睦、和乐与和融。这种适度和谐的和合统一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一，“万物一体”，“与物为春”——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和睦共处；二，“礼之用，和为贵”——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睦共处；三，“忘适之适，适之适也”——人的生理与心理、情感与理智、身与心、灵与肉、内与外，“本我”、“自我”与“超我”，享乐与节制等等的健康和谐、适度安宁和统一和合等等。这种传统思想理念必然反对人与人之间不择手段的恶性竞争，反对物化、异化，反对把人当作工具，反对极端的利已主义、纵欲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与过分的自我主义，必然反对作为主体的人类把自然作为主体力量对象化的客体而大肆破坏，无限制地开掘、采伐、征服与改造；这种思想精神指导下的人类人生实践的目的和结果必然就是要求得到客体自然与人类主体的和谐、个体自我身心内外的与自然社会外在环境的和谐、个人自我身心的和谐，等等，等等。而所谓“天人相分”，其基本思维模式与基本思想特质则是：主客截然二分，二元紧张对立。所谓主客二分，二元对立，简单地说，就是将人、人类刻意人为地当作认识和实践的能动主体，将外在的客观的自然〔界〕和人与生俱来的内在的自然〔本性〕当作认识和实践、开发和利用、改造与控制、攫取与占有乃至宰制和征服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马克思〕的被动客体，致使客观存在的“自然”“人〔文〕化”为“属〔于〕人的自然”亦即“第二自然”；西方哲学史上相关的经典命题将其美其名曰：“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泰格拉〕：“人为自然立法”〔康德〕：“知识就是力量”〔培根〕，“知识就是权力”〔福柯〕；等等。这种思维模式，表现在人际之间，则最易形成的根本倾向、基本态度和主张就是：每个人必然都将自身当作主体，将他人当作他者，当作比较、利用、控制、竞争乃至征服宰制等的对象化的客体；其极端的表现就是早期马克思哲学对“异化”——黑格尔思辨哲学这一核心概念范畴的扬弃与批判，更表现在存在／生存〔主义〕哲学的几个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命题与描述里：“杂然共在”的“在世”之“在”必然是“沉沦的在”，人这种“此在”“在世”，是“被抛于世”、“混迹于世”、“操心于世”、“烦忧于世”（海德格尔）：“他人就是地狱”〔萨特〕。西方哲学与西方文化的这种基本思维模式与思想理念，其正面的积极能动性当然也是毋庸赘述的，比如说，它极大地张扬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与创造性，尊重和倡导差异性与原创性，尊重和倡导知识与文明，尊重和倡导个性与人性，等等；因而致使西方文明相对较早地破除了中世纪的神学藩篱与封建蒙昧，致使西方世界的科技发明与时俱进，与日俱增，生产力水平空前高涨，今非昔比；致使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一日千里，与日俱增；自然越来越面目全非地“人〔文〕化”为第二“自然”；同时亦致使自由与民主的精神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乃至越来越制度化和普世化；致使人类的生产关系与生活世界变化越来越深刻，工业化、市民化、商业化、城市化、全球化进程越来越快，西方文化越来越无孔不入、无坚不摧、摧枯拉朽、气势汹汹，越来越成为一种强势文化……然而，其负面的破坏性、消极性亦即解构性，也越来越饱受全球学界学人的关注与反思、检讨与批判。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西方哲学与西方文化的这种二元对立，主客二分的思想方法与精神特质是一炳威力巨大且恐怖的“双刃剑”！而且，其负面效应，只要我们充分检视当今人类的生存困境与发展悖论，就理所当然地更引起人们的关注与忧思。与此同时，亦因此，包括西方人文世界在内的许许多多的有识之士，情不自禁地将希望之光投向了中国往圣先哲们苦心孤诣精心建构的“天人合一”的超越智慧。根据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与理想信念，人不能违背自然，不能逆天而行，不能逾越或改变自然规律，不能拔苗助长；恰恰相反，应该顺应自然，聆听大自然的呼唤、韵律和节奏，回归大自然的温馨怀抱。而且，依据这种天人合一思想，自然界也不是神秘的可怕的异己的存在，不是人类的对立面，恰恰相反，天地自然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天地万物是我们的亲戚朋友，人与自然天生具有亲和性而非敌对性。因此，这种思想长期实践的结果，必然就是“得到自然界与人的统一，人的精神、行为与外在自然的一致，自我身心的平衡与自然环境的平衡的统一，以及由于这些统一而达到的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从而实现了完满和谐的精神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由于工业化和无限制地征服自然而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对于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有着防患于未然的重大现实意义。”[4]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新型荣辱观，要求我们以尊重“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古老智慧为荣，以全盘否定传统人文精神思想精髓，主张全盘西方为耻；以创造性地发掘、承继、扬弃自身传统文化资源为荣，以一味怀旧、复古为耻；以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为荣，以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紧张、对立为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