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第八届北京大学史学论坛开幕式阎步克老师致辞彭老师强调的学生在做研究时要有热情，需要投入很多精力，这对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生，顾名思义，就应该是以研究为生，那么做一个研究生的本职，就是从事研究工作，用一篇论文，来为研究生的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我浏览了参加这次论坛的论文的题目，感觉非常兴奋，来自各个大学的同学，包括我们本系的研究生，提供了很多精彩、具体、深入而有启发性的问题，这让我感到，在信息化的时代，新的一代人自幼受过良好的训练，在研究深度和进展的速度上，远远胜过我们当年，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记得当年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曾经跟一个南斯拉夫的同学聊天，她说，我为一个事情骄傲──I’mamanwhoarethinking!她为自己是一个思考者而感到骄傲，让我非常地赞叹。以思考为乐趣，是一个学者的气质。什么是学者呢？刚才彭老师也有阐释，思考、写作，以文会友，拿出思考的心得，与同道交流，这是一个学者最基本的生活方式。我有时觉得学者就是一种气质，比如说你遇到一个不喜欢的人，第一反应是怎么把他收拾了，这就不是一个学者的应对方式；你遇到一个不喜欢的人，你第一反应是“人性为什么会这样？”这就像是一个学者的思维方式了。我觉得学者就是这么一种生活方式吧。对所有的问题，不是采用实用的、利益的，而是不由自主地采用理论的、思考的，揭露它背后人性的秘密、社会的秘密，会去思考人是什么东西，社会是什么东西，天地宇宙到底是怎么回事，习惯于这种方式的人，我想就是一个具有学者气质的人。在研究生阶段积极写作，是应该大力提倡的。现在研究手段大大进步了，尤其是资料数字化、电子化，为学者提供了巨大条件，使写作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我读书时听过这么一句话：研究中国史的，四十岁以前不要写文章。这话强调了这个专业的积累之难。对此当时我不是特别地理解，不知是否如此。现在看到了，赴会的同学们都离四十岁还远，却能写出精彩的论文。事实上，上世纪那些大师，往往也都是二十三十多岁就在学术界建立声誉的。研究生勤奋写作，通过写作来提高自己，也正如要想学会游泳，就得下水练习，或一个优秀的球队，就得通过比赛才能提高一样。同时，还有客观情况逼着你得这么做。比如说很多大学规定，没有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过两篇文章就不能答辩。这个规定可能有僵化之处。同时，多数博士生还是完成了。先不评价这个制度的优劣、是否合理，客观压力的存在，确实能够促使我们进取。甚至在求职时，用人单位也要看你的学术发表情况，以此来判断你是不是一位有潜力的青年学人。这种评价也许有它的弊端，但这要从个人和用人单位两个角度来看。就个人而言，生活中确实存在大器晚成者，每个学者的黄金时代是不一样的。但对用人单位，若无作品，他无法凭空判断“这个人将来有可能成为陈寅恪”。毕竟他现在不是，将来也可能成不了。依赖推荐，若环境和风气不能保障，非学术因素会起很大作用。所以客观上讲，较理性的、有效的考核，还是通过学术成果，来看你是不是一个优秀的青年学人。确实有一些研究生、博士生，在高水准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论文。中国培养的博士生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人才的供应量，跟考核人才的方法与标准密切相关。在古代早期，只要你爹有文化，你就可以接着你爹继续干这份职事。夏商周的世官制，就是如此。那个时候知识稀缺，子承父志，父亲做史官，儿子接着做史官；父亲占卜，儿子接着负责占卜。其中有些官职，后来就成了家族的姓氏了。比如说史官就姓史了，管乐器的就姓钟了，管典籍的就姓籍了，管毛皮的就姓裘了，管仓库的就姓仓了……中国若干姓氏就来自世官制。秦汉以下就不行了，世官制无法维持了，因为已进入流动性、竞争化的社会了，文明高度发达，读书人非常之多，这就需要通过考试将优秀人才选拔出来。汉代任用太学博士，就要考试。近代以来，当然更是如此。春节期间我跟一个老先生聊天，他说几十年前对教师发表论文，没这么高的要求。我说那时候做教授是很轻松的。几十年前的社会教育水平没有现在高，有学问就可以做老师。现在的情况就不同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人才供应充足，考核标准就水涨船高。这也是世界性的现象。西方大学有谚：不发表就死。从用人方面说，这是现实需要，也是自然选择。那么对于同学来说，不妨勤奋写作，以此锻炼自己，让自己及早脱颖而出。“大器晚成”当然是有的。如果你确信自己终将卓有成就，而决意付出代价，选择“大器晚成”之路，那你完全可以蔑视现行考评制度。这也完全没有问题，甚至值得赞赏。无论如何，全身心地投注，仍是成为学者的必要条件；用贡献、成果说话，仍是评价学者的基本尺度。在普朗克六十岁寿辰之际，爱因斯坦做了一个演讲。爱因斯坦说，学者为什么做研究？他的动机有两个。从消极方面说，就是对世俗的厌恶，是为了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反复无常的欲望桎梏。那么，学术活动提供了另一个美妙的世外桃源。在那里，透过清新纯洁的空气，可以自由眺望，陶醉于似乎是为永恒而设计的宁静景色。从积极方面说，上帝创造的这个宇宙是如此和谐奇妙，人是因为对之好奇、因为对未知世界的渴望，才去求知的。学者在求真的同时，甚至还在寻求美。阿·热曾这样说：如果有两个用来描述自然的方程，我们总要选择最能激起审美感受的那一个。历史学者也相去不远。彭老师方才还谈到一点，就是现实关注。比如，对平等、自由这些价值观的恪守。信念、理想，也是人们从事研究的动力。历史和现实，从终极上说，是相关的。历史和现实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我每年都给大一新生上课，他们刚刚离开高中，就会提出很多最基本的问题，比如历史能不能预见未来，对未来有什么意义，等等。有人认为，历史不可能预见未来。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历史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从来没有吸取过历史教训。但也有学者不赞成黑格尔的这句话，他们认为，事物的变化有必要充分条件和非必要充分条件。历史是一个关于独一无二、永不重复的事物的学科，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认识，由此与社会科学区别开来。但它仍然有一个充分必要条件的问题。一个人，丧失了某些器官就会丧失生命，但丧失了另一些器官仍能生存，后者是“非充分必要”的。军事家孙膑让人挖去了髌骨，不能走路了，但照样打胜仗，没影响他的智力。历史也是这样的，有类似的充分必要条件存在，同类的现象就可能发生，尽管这时的非充分必要条件是不相同的。比如，有人针对现代官僚体制提出了“官场病”的问题。这种“官场病”在古代也出现过。这就说明，如果边界条件已限定了，同样的现象在历史中同样可能发生。反过来说，通过历史能不能预测未来，和我们如何解释历史是相关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地预测未来，包括第二天可能发生什么，我去见一个人，他可能说什么、做什么，等等。这些其实都是预测。这种预测的根据，是通过经验获得的，放大了说，就是通过历史获得的。假如我跟彭老师素不相识，他在这儿可能以什么方式发言，我毫无预测能力。但由于我们是几十年的老同学了，多少就可以预期他的思考与表达了。历史经验构成了现实预测的基础，正如我们对一个朋友就能预测他在特定情境中将会说什么、做什么，对一个陌生人就难以预测一样。我再借助“概率”来阐释一下刚才的说法。有句话说，腐败就会亡国。我们假设这个论题是有意义的，然后来观察历史，考察了10个政权，发现有7个出现了腐败并且亡国了。那么，我们就形成了一个“70%的概率”的认知。在面对第11个政权时，这个政权既亡国了，又出现了腐败，我们就有70%的把握，判断它可能是因腐败而亡国的。实际上，人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思考的。当然，这属于一种归纳推理。搞哲学的人也许看不上这种推理。由于样本有限，历史上的政权可能成百上千，只考察了10个，不见得能说明问题。这也提示我们，做历史要尽可能把史料搜集殆尽。要尽可能多地搜集样本。我们揭示的每一个新的历史事实都与未来相关，都构成进一步预测的基础与前提。哲学家可能认为，通过演绎形成的知识在逻辑上完美无缺，而通过归纳而来的经验性知识就有问题。你看过100只白天鹅，便说天鹅都是白的，可是再碰到一只黑的，结论就砰然倒塌了。然而从“概率论”的角度来看，事情其实没那么糟糕。在遇到这种情况时，100只白天鹅的判断可以稍加修改，改为：“我们将遇到的下一只天鹅，约有99%的概率是白颜色的”，就成了。当然对这种预测的效力，我们还应有一个基本认识：尽管我们确切地知道，掷硬币时单面朝上的概率是50%，可依然永远无法判断下一枚硬币抛出去之后哪一面朝上。即便我们知道了“腐败亡国”的概率是70%，下一个政权是否将因腐败灭亡，我们仍然无法100％地确定。这是一道不可逾越的自然鸿沟。所以也要认识到历史知识的局限性。然而生活也正因此，因为存在未知，而富有魅力。假如一个世界完全由决定论来支配的话，其中的生活是索然无味的。我确信，无论人类社会还是个人，都有一个统一规律的存在。比如说勾股定理，我确信它在三千年前一定有效，三千年后一样有效，在月亮与火星上依然有效。如果宇宙中另有智慧生物，对它们也一定有效。但由于人类社会是无限复杂的，有无数的变量在随机涨落，我们根本无法穷尽，无法最终总结出这个统一的规律。也就是说，统一法则是存在的，上帝能看到它，只是我们看不到，或更准确地说，我们看不全。正如我们离至善至美的境界还有遥远的距离一样，我们离全知全能的上帝也有不可企及的距离。人类的求知是悲壮的，像是西西弗斯的石头，人们永远要推动它。尽管这里提交讨论的每一个课题，离我们现今的生活状态、跟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活，看上去没有太直接关系，但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我确信它最终是有关的。我有这么一个想法：中国在21世纪的历史发展，也为认识历史提供了新的启示，因为人类活动的新样本又出现了。在上一个世纪，人们对中国历史的看法跟现在不大一样，因为那时候中国史正处转型、断裂、低谷。那时候的人们大都觉得中国落后，制度也落后，社会也落后，那么任务就是要发展、要现代化。有人认为，美国、欧洲那种情况就是我们未来的目标；也有人认为，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就是我们未来的目标。于是，用西方模式或社会主义模式解释中国近代史，就成了两个基本研究思路了。但21世纪以来，中国的崛起，为学人提供了反思历史的新视角。从宏观上来说，历史学的发展必定和当代重大问题、与人们的新思考方式、关注热点有关。像“中国崛起”、“中国国情”、“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等概念，不管你赞成与否，它显示一个事实，中国历史的发展可能有它自己的逻辑。限于时间，不能说的更多。但上个世纪末，张光直先生就曾预言，西方人的历史解释模式是基于西方自己的历史经验而做出的，未能把世界其余部分充分包括在内，那么中国漫长历史和丰富史料，理应给历史学带来新的东西。一个几乎占世界人口1/5的民族，其历史连续性举世无双，她的历史独特性，应该而且必定能为人类历史学的发展，提供新知识、新模式。现在中国的学术界，往往是西方流行一个新的理论新的模式，就有人把它介绍进来，马上就跟进，这个好处就是能够马上与国外汉学家对话，能够和国际学术界接轨。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和他接轨，中国人能不能对历史提出自己的新的解释。在座的同学们不妨承担一个义务：在进入21世纪之时，充分体会中国现实和未来走向对中国史研究的可能启发。如果你愿意把历史作为一个终生的职业，那么我觉得你有一个责任：作为一个中国学人，在21世纪提出我们自己的历史观。随后，就请各位同学在各场讨论中展示才智。引用几句老话吧：“千里逢迎，高朋满座”，“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请洒潘江，各倾陆海”！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