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鲁迅小说作品中的“我”

汉语言文学专业自考本科毕业论文浅论鲁迅小说作品中的“我”1浅论鲁迅小说作品中的“我”【内容摘要】鲁迅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小说、诗歌、杂文等作品，尤其以小说代表了他的文学最高成就，他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共收录了其创作的25篇小说，其中共有l2篇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公——“我”。在这些小说中，有的“我”包含着作者自己的故事，有些则未包含，仅仅是作为小说故事的叙述者，而有的并非以“我”出现的人物则又有鲁迅的影子，这些“我”构成了一个别样的世界，吸引着人们的目光，散发出异样的魅力。【关键词】鲁迅作品；“我”；作用；特征【正文】鲁迅是喜欢用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的一位大家，通过突破单一的“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小说模式，变换叙述观点，运用第一人称来叙事，增强了小说的亲切感与真实感，较好地反映了自己的思想意识，抒发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在他包含有“我”的小说作品中，其中“我”的类型又有区别，有的“我”就是小说的主人公，有的“我”只是小说的叙述者。作者创造性的采用第一人称来写作，这对传统小说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同时更显得真实可信、亲切感人，读者在感情上也更容易亲近、更容易接受，这些“我”都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爱与人道主义的低婉告白者、立国立人理想的实践者、国民性的见证与思索者。2一、鲁迅小说作品中的“我”的类型1、“我”是小说的主人公。这类“我”，大多是知识分子，带有鲁迅的影子。如《社戏》中的“我”——迅哥儿，不但名字让人产生联想，而且经历和生活环境与鲁迅都有诸多相似之处。而在《孤独者》这篇小说中，虽然也用第一人称的手法，但中心人物却是魏连殳。周作人说“这是著者自己的事情”。据胡风回忆，鲁迅当年曾直言不讳地对他说：“那是写我自己的。”小说中的魏连殳，“他是一个矮小瘦削的人，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夜里发光，”对照许广平笔下鲁迅给学生的第一印象：“突然，一个黑影子投进教室里来了。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地竖立着，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就不难看出两者的相似。而小说中的“我”的名字叫申飞，这也正是鲁迅的笔名之一。小说的第一段详细地描述了魏连殳在人们异样的眼神里回来给祖母送殓、尽孝，没掉一滴眼泪，当人们准备散时，他却像受伤的野狼一样长嚎……2、“我”是小说的叙述者。当“我”作为小说的叙述者时，可以理解为是“我”给听众讲了一个关于别人的故事，“我”是全部事件的见证人，在情节线索上“我”起着贯穿情节的“串场作用”。这类作品以《孔乙己》、《故乡》、《祝福》、《酒楼上》、《孤独者》等为代表。《孔乙已》中的那个“我”——二十二岁的小伙计，因为样子“太傻”和没有学会弄虚作假的那套市侩的生意经，不但遭到了掌柜的苛责，而且也受到了主顾们的歧视，因而，只好专管温3酒这一单调而无聊的职务。小说正是以“我”来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写了孔乙已的穷困、痛苦及死亡；又以“我”的生活的刻板及在“只有孔乙已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情况，进一步显示了孔乙已沦落为“使人快活”供人奚落的材料的可悲。“我”虽然不象咸享酒店的一帮人那样把孔乙已当作嘲弄的对象，但在大家嘲弄孔乙已的时候，“我”也“可以附和着笑”，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掌柜是决不责备的”，这就更叫人感到孔乙已的难堪成了人们精神上的满足的命运之惨。由以前“看”孔乙己到后来和大家一起“笑”的变化表现了“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的扩大，让人触目惊心。在其他几篇小说中“我”看到的是闰土的麻木，吕纬甫、魏连殳的沉沦，祥林嫂的死亡。从而向读者一一讲述有关他们的故事。如：《孤独者》中写到叙述者“我”和主人公魏连殳的三次对话——关于“人的生存希望、生存状态和生存意义”的辩驳。这种对话其实是鲁迅内心深处的两个“我”的对话。小说结尾，受伤的狼再次出现，这深夜在旷野里发出的长嗥，夹杂着愤怒和悲哀的长嗥，是魏连殳的心声，“我”的心声。也是鲁迅自己的心声。在《祝福》中，祥林嫂三次到鲁镇，并被步步紧逼，求生不能，求死不敢，直至凄惨地倒毙地雪地里，都是通过“我”的所见所闻来引出和展现的。《祝福》的主体部分分明流露出“我”对祥林嫂“哀其不辛怒其不争”的深深的同情及对鲁镇众生冷漠自私的愤激不平。结尾部分，那种祝福空气越浓，声势越大，甚至于连“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就更易反衬出“我”对祥林嫂的无限同情和对鲁镇人、事的极度厌恶。《祝福》4正是通过第一人称“我”的叙述，使得文章自始自终都渗透着作者浓重的情感色彩和心理活动，这一点，读者是很容易体会到的。二、鲁迅小说中的“我”的作用首先，作者采用第一人称来写作，这对传统小说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鲁迅以前，旧小说主要是说书人采用章回体的形式客观地讲述故事，即使是四大名著，也没有逃脱此模式。这种模式虽然有很多的优点，但千篇一律却不免让人感到乏味。而“我”的出现自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其次，第一人称“我”的使用，作者是将故事当作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来写的，这样就显得真实可信、亲切感人，读者在感情上也更容易亲近、更容易接受。同时，也更有利于作者使用议论、抒情等表达方式，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如：《一件小事》中“但有一件小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寥寥几句话，点出这件事让我永难忘怀；“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这句极力渲染了车夫的人格；“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这句突出了车夫对“我”的影响和作用。《伤逝》中“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但我还不知道怎样跨出那一步。有时仿佛看见那生路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看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了”等等。这些文字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知识分子的希望和失望、追求和彷徨等。三、鲁迅小说中“我”的共性特征51、“我”是爱与人道主义的低婉告白者。“我”为车夫精神所动，受到灵魂深处的震颤，车夫满身灰尘的背影，霎时显得高大，“我”同情孤苦无依的祥林嫂，愿她在自己的幻想中圆上最后一点梦，“我”爱兔憎猫，毫不隐讳，这一切不容置疑地表明，“我”是一个爱与人道的提倡者。“我”遵循“幼者本位，弱者本位原则”，对劳动群众、奋斗过的知识分子给予力所能及的同情和理解。“我”对闰土的留恋、期望与失望，伴随着毁墙找路的求索精神，“我”对闰土的感情当然也就超出私人感情的范围，在更广阔的天地中给予“多子多捐”的中国农民真诚的抚慰，即使对吕纬甫以“苍蝇”自嘲，“我”也没有摆出“道不同，不相与谋”的自命不凡，而是给予发自内心的理解，句句忠告发自肺腑。《社戏》中为读者描摹了一幅水乡观戏、恍若隔世的画面，美好的人性流露，彼此间体贴关爱的精神，充分体现“我”爱与人道的处世原则，成人后，幼时的观戏场景成为此时的审美对象，带着距离感、假定性、超越感，“在丑的现实中追忆永远失落的美”。然而，“我”不是没有尴尬，对农民表现有意识的亲切却造成实际的悲哀，对知识分子更加强烈的批判却流露出惊人的沟通。“我”始终无法超脱自己，对底层劳动者以拯救者自况，不明白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我”即使不配称“老爷”，也依然保留一份优越感，而在与之“同一层面”的知识分子对话时，他看到自己或自己的影子，共鸣由此而生。“我”同样明白，当时的世界需要爱与人道，却不能实行爱与人道。“我”在上下求索的战斗道路上深感爱罗先珂宣扬的“回归自然”、“自食其力”是天真的，“我”可以暂时保护弱小，却免不了别人各自往绝路6上走，魏连殳死了，“我”何尝没有替他出谋划策？祥林嫂死了，“我”一句“不知道”又能推卸掉什么?2、“我”是立国立人理想的实践者。如《一件小事》中我哂笑“家大事”、“文治武功”；《祝福》中“我”对陈传老祖的金科玉律不屑一顾；《头发的故事》中我念念不忘昭示革命的“双十节”。但“我”所处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社会政治经济严重失衡，帝国主义操纵着国家政权军权，周内军阀混战，封建势力虽谄媚外主，对人民依然威风凛凛，文化教育事业极端落后，民族经济、资本主义工商业难成气候，这是一块启蒙思潮难以生根发芽的土地。在中国古代文人济世理想破灭后，随之而来的往往是“避世”——做高人或神仙，或“玩世”——不入地狱，怎见佛性?“我”意识到这两条路都不可取，于是选择另一条“默默前行”的道路，即使在立国立人精神烛照下躬行启蒙主义理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依然无法回避失败，面对拯救话语的空缺，“我”充满矛盾，“我”的身上也纠结着传统与反传统的矛盾，当新道德蜕变成旧道德时，“我”也困顿了，所以《祝福》中“我”赶紧逃离是非处，“我”始终忘不了自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身份，也就常常暴露自己的软弱，启蒙主义者认为自己的声音能响彻世界，却没有听到世界各极发出的回声，于是理想与现实有了矛盾，“我”们处于困厄之中。3、“我”是国民性的见证者与思索者。“我”从旁知角度进行冷面的直观的观察，发掘中国人民的优根性和劣根性，贬恶扬善。有双喜美善的灵魂，爱罗先珂爱的灵魂，吕纬甫送花的真挚灵魂，也有杀死祥林嫂的无主名无意识杀7人团的灵魂，有市侩陋俗的大良祖母卑微的灵魂，尖酸势力的杨二嫂刻薄的灵魂。小说中的“我”是国民性的发现者。“我”在小说中孤独压抑，多以思考者面目出现，“路”的思考包含了对革命道路的思考、对人的改造的思考，对未来的思考。“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又成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闰土不幸困苦，造成他悲剧的原因固然有官商盗贼，也怪他心中“神像”作祟，“在闰土身上压着的不光是贫困，比穷困厉害万倍的是那沉重的因袭的负荷”。阿Q精神麻木，被穷苦生活和封建礼教压迫得失去旧有的活力。祥林嫂的悲剧固然在于被政权、夫权、族权、神权压迫着，何尝没有被善心然而卫道的人们踹上一脚，奴隶就是奴隶，无理可申，女人就是女人，失节无救，若是奴隶再加上女人的身份，即使打人十八层地狱，也只是遭天谴，活该报应。罪恶完全可能在鲁镇的空气中以善者的面目向人们阴阴地笑，祥林嫂尽其一生，不得其解的问题也只是：“我只想安心伺候人，为什么不能?我千辛万苦地赎罪，为什么总还不清”。她永远不会知道有“压迫”这个字眼的。“我”在国民性的思考中伴随着对进化论的初步超越。“如果孩子中没有坏根苗，大起来怎么会有坏花果?譬如一粒种子，正因为内中本含有枝叶花果的胚，长大时才能够发出这些东西来，何尝是无端……”在《孤独者》中“我”虽无力明言打破旧社会的正确途径是不懈的战斗，但已从往日的窠臼中走出，逐步模糊认识到求进步应有更彻底的行动。8【参考资料】1、《鲁迅全集》人民出版社北京1981年第1版2、《鲁迅研究书系》主编：袁良骏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15卷本3、《回望鲁迅》主编：孙郁黄桥生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4、《中国现代文学史》主编：吴宏聪、范佰群，武汉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