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读本》读书报告

城市地理学新进展课程作业《城市读本》读书报告《城市读本》读书报告摘要：读书报告的两篇文章选自TheCityReaderFifthedition的第七部分“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两篇文章分别是彼得·霍尔的“TheCityofTheory”fromCitiesofTomorrow:AnIntellectualHistoryofUrbanPlanningandDesignintheTwentiethCentury,3rdedn(2001)和尼格尔·泰勒的Anglo-AmericanTownPlanningTheorySince1945:ThreeSignificantDevelopmentsButNoParadigmShifts。分别对两篇文章的主要观点进行归纳整理，并进行横向比较。首先，对霍尔关于1955-1987年城市规划理论的演变的论述进行梳理，比较详细地呈现了一个连续的时间序列里规划理论的变迁，包括以空间形态设计为主的片断性理论、系统规划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规划理论的出现、规划理论的文化转向几个阶段，同时对规划理论脱离实践进行了批判。其次，对泰勒关于1945年以来城市规划理论的重要变化进行总结，是针对3个关键节点的论述，具体包括城市规划由设计转向系统和理性过程规划、规划师由技术专家转向协调者以及思维方式由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泰勒认为这是一个变化而且连续的过程，同时提出环境更优理论是城市规划最重要任务之一。尽管在叙述逻辑上和某些规划理论主导时间认定上有所差别，两者对于规划理论的演变的论述体现出很多相似性。最后，总结了西方规划理论演变对我国当代规划发展的启示，认为在存量规划日渐突出的大背景下，我国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应当关注以上理论在不同层面的运用和协调。关键字：空间形态设计系统规划协调性规划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1.引言第一篇文章《理论之城》节选自彼得·霍尔的《明日之城》，以城市规划实践和理论的关系（即分离和关联）为线索梳理了城市规划理论的演进过程，叙述了1955-1987年英美的规划理论的范式转变，并批判了规划界理论和实践脱离的现实。文章中呈现了许多具体的细节，提供了一个比较详实易懂的理论演变图景。第二篇文章是尼格尔·泰勒《1945年以来的英美城市规划理论：3个重要重要发展，但不涉及范式转变》，作者简明扼要地总结出了3个重要的理论转变：首先，规划师由设计师转变为科学的分析者和理性决策者；其次，规划师由技术专家转变为管理者和协调者；再次，规划的思维方式由现代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但对“范式转变”这一说法持谨慎态度，认为在1945年以来，规划理论的确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变化，但同时也存在着显著的连续性，并没有一种范式“革命”掉另一种范式，而是不同范式在不同的层次上发挥作用，规划理论只是更加充实和丰富了，因此也就没有范式的所谓城市地理学新进展课程作业《城市读本》读书报告“转变”。相比较而言，第一篇文章是对规划理论发展历史的叙述，更像是一个连续性的历史叙事，第二篇文章是对规划理论几个重要转变的提炼总结，观点更为清楚明确，前者重叙述，后者重分析。尽管两位学者的说法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并且叙述逻辑略有差别，但所梳理城市规划理论的具体内容则有很多交叉（彼得·霍尔实际上也引用了尼格尔·泰勒的重要结论），第二篇文章实际上可以视为第一篇文章的归纳提炼。下面分别梳理两篇文章的主要内容。2.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过程：彼得·霍尔的主要观点梳理2.1学术性城市规划的初级阶段：以空间形态设计为主的片断化理论（1930年-1955年）1930年-1955年，城市规划由于职业需要而发展起来，规划的主要任务是制定规划和规范。规划理论主要是这些相关的知识和技术，具体表现为综合土地利用规划，采取了“工程师为设计公共项目而发展起来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是“社会科学碎屑和建筑决定论的混杂”。在这一阶段，规划理论来自于实践而非抽象思维，强调城市规划的实践，规划师直觉地根据自己的价值观确定目标，提供城市规划的终极蓝图。同时，规划师独立于政治干扰之外，依靠技术能力自主工作。在这一时期，城市规划只存在一些理论片断，包括芝加哥学派关于城市的社会分异，关于城市地租级差的土地经济学理论，关于自然区域的地理学概念等，盖迪斯的“调查——分析——设计”理论。它们的主要特征是静态的、带有明确的空间属性的。2.2系统规划理论的发展：快速城市化的倒逼和区位理论热潮的推动（1955年-1960年代中期）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发生了变化，城市快速发展，对传统的规划理论造成了冲击。人口生育迎来了高峰，经济繁荣同时启动。相应地，这催生了生育相关的医疗设施、学校、工厂、办公楼、商场以及住房的大量需求。城市发展和城市化骤然提速，结果是，传统的规划理论与现实无法相匹配而受到巨大冲击。与此同时，空间区位理论的兴起提供了理论供给。1950年代中期，城市与区域研究领域发生了“知识革命”，早先德国的区位理论重获重视（包括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与中心地理论等），学者们开始了研究空间分布规律的热潮。结果，在1960-1970年的10年间，新方法新技术大量出现，物质规划原理迅速积累，规划开始“从一门以一套关于城市概念的城市地理学新进展课程作业《城市读本》读书报告粗浅的个人知识为基础的手工艺转换成一种明显科学化的行为”。城市被视为一个复合系统，规划被视为针对这些系统进行控制和监控的连续过程，从控制论中派生出来，以工程学为基础的方法首次进入传统的土地利用规划师的领域，并且相当标准化，例如加林—劳瑞模型可以在给定的就业与交通的关系数据下，得出城市活动与土地利用的结构模型。到1960年代中期，系统规划理论得到了发展，但仍然有相当的局限性。许多“系统”规划仍带有浓重的蓝图色彩，并成为为固定投资所指定的死板方案。认识上仍然认为规划系统是主动的，城市系统纯粹是被动的。同时，对政治现实缺乏考虑，假定政治系统乐于接受规划建议。问题的核心还在于逻辑上的自相矛盾。由于城市规划目标的多元性（而且有可能是矛盾的），系统规划的目标难以实现，系统的存在也并非不证自明；在系统中很多现象存在不确定性、成本收益难量化。因此开放性系统分析仍然靠直觉和判断。2.3系统规划范式的危机：左右两翼对系统规划理论的批判与倡导性规划的提出（1960年代中期-1970年代中期）1960年代后期，系统理论的各种问题开始受到攻击。首先是来自哲学右翼的攻击。他们认为重要的政治决策是在复杂的政治结构中做出的，个人或团体不可能拥有全部的知识和权力。现实中的政策发展示价值观与分析的混合物，目标与手段的混同体、无法分析的选择项和对理论的回避。他们批评工程师通过强调专业技术和专注于狭隘目标来取胜，只是一种政治游戏。现实中的规划与理论中冷静、理性、严格的方式差距甚远。其次，左翼的批判对系统规划师的合法性造成了致命性打击。在公民权运动等社会运动推动下，公众对专家和自上而下规划的普遍不信任。1960年代中期美国频发的城市骚乱显示出系统规划在解决城市问题上的乏力等。批判家指出“系统规划是穿着华丽服饰的老式综合规划”“忽略了政治现实”。左翼呼吁规划师做出改变，成为“倡导性规划师”，实践自下而上的规划，在各种群体中进行各种干预，多样性是显著特征，形成民主、地方化、多元化的结构。同时，遭受人口下降和去工业化痛苦的内城穷人受到关注，规划师们逐渐从仅仅物质性的规划转入到社会与经济规划中，其逐渐意识到土地开发建设与社会问题之间的关联性，进而开始将工作重心由环境建设和土地开发转向解决贫困、种族隔离、弱势群体等社会问题。但由于规划涉及的范围太广，反而因此失去了意义，并且在否定自己宣称合法的东西，同时，规划理性选择的目标难以达成，逻辑实证主义者受到挑战，规划触及到“范式危机”（1970年代中期），需要新的理论把城市物质和社会系统联系起来。城市地理学新进展课程作业《城市读本》读书报告2.4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出现：逻辑实证主义者被取代，规划理论进一步抽象化（1970年代中期-1980年代中期）在这一阶段，在城市规划理论研究中，随着逻辑实证主义从知识领域的战场败下阵来，马克思主义者取而代之。一个重要的背景是，1970年代发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复兴，并深刻影响到城市规划。到1970年代中期，相关研究成果大量出现，代表性的有大卫·哈维的资本循环理论和亨利·列夫菲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等。马克思主义者内部的争论焦点是国家的角色，一种认为国家角色在于通过宏观经济规划和基础设施投资直接为私人资本的直接生产性投资提供基础和帮助；另一种认为，是提供集体性消费，为劳动力的再生产提供保障并平息阶级冲突。显然规划的角色兼而有之，资本主义城市是资本追求利润的产物，并会产生周期性的危机，城市规划就是要减少由某些资本的某些行为而导致系统其他部分受损的负外部性。另一方面，虽然马克思主义带有强烈的结构性特征，但它的解释却趋于多元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家在城市系统中干预越多，不同社会群体分支与国家决策的立法之间对抗的可能性就越大，作为一个整体的城市生活越来越多地受到政治论战和困境的侵扰。规划理论是对导致规划形成的社会力量的一种创造。因此，规划便不同于科学探究，仅是一种独立的、自我合法化的行为，同时反映了所在的时代环境。在此基础上，部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主政策或规划要求来自集体性批判达成的一致，可以揭示真正的选择，但在实践中几乎与之前的倡导性规划无差别，如培育社区网络、倾听民众、强调参与的必要性等。同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规划理论应当避免所有的描述，而是应该站在规划过程之外，分析对象，而不能设想“先验的操作概念”，规划师应当从规划中抽身出来，进入到学术的象牙塔之中，进入到纯粹地抽象地理论研究中。2.5规划理论的文化转向：后现代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冲击（1980年代晚期）1980年代晚期，激进的学术圈在与城市“系统”之间的斗争虽然比较积极，但它们“在理智上后撤了”，城市规划学术界从社会经济争论的前沿阵地转而进入到文化对话中。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十分明显，后现代主义者强调事物的不确定性和多元性，同时具有浓重的相对主义色彩。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政治实践中的“文化政治学”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冲击，后者的一个关键性缺陷在于它缺乏能力将资本主义运转良好的微观分析与其宏观分析结合起来。与此同时，城市规划理论的“文化转向”发生了，斯多普称之为“文化转向的知识唯我主义”，认为关于社会的理论建立在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某种关系基础之上。另一方城市地理学新进展课程作业《城市读本》读书报告面，后现代主义者和文化转向学者攻击现代主义的基石，即合理性原则，并且推崇反中心化，促使采取地方主义和自愿主义来取代国家主义。倡导性规划转变为“激进的民主”，从底层来获取权力，规划师将自己视为“受压制阶层的参谋”而非“国王的参谋”，为道德少数派而追逐群体利益。“交往性规划”是其中之一，认为不同的群体通过协商可以找到最佳解决方案。2.6小结：彼得·霍尔对规划理论脱离实践的批判彼得·霍尔在对规划理论的变迁进行回顾时，批判了规划界理论脱离于规划实践的现实。在1970和1980年代，城市研究和规划领域对实践的脱离越加失控，规划的地位开始削弱。尽管规划理论得到了发展，但并不注重实际的规划实践和一线从业人员的需求，大量的理论成果与普通的参与者无关或者难以被理解，规划实践的参与者也感觉与规划学术理论不大相关，在城市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隔阂是非常明显的。基于以上认识，霍尔提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应该更加密切，规划理论应该能够指导规划实践，反过来后者也要促进规划理论的进一步完善。3.规划理论的三个重要变化（尼格尔·泰勒的观点梳理）尼格尔·泰勒认为，规划理论的转变从1960年以前作为物质空间形态设计活动的传统城市规划理论，至1960年代系统与理性过程规划理论；从197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规划角色的观点，到规划实施理论，以及最近的将规划工作视为一种“沟通行为”的理论。在具体的分析中，尼格尔·泰勒经由“范式”这一概念来分析城市规划思想的变化和延续特征。科学史是以不同的发展时期为标志，在某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