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的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

121世纪初的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摘要：本文在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影响人口迁移与流动的因素，并利用多种方法对未来十年中国的人口迁移与流动做出了预测，最后为合理促进人口合理流动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关键词：人口迁移与流动；影响因素；预测；建议1.相关概念界定1.1人口迁移：所谓“人口迁移”，是指人口分布在空间位置上的变动。由于各自研究角度的不同，学术界对人口迁移的概念存在多种界定。联合国《多种语言人口学辞典》给人口迁移下了一个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即：“人口在两个地区之间的地理流动或者空间流动，这种流动通常会涉及到永久性居住地由迁出地到迁入地的变化。这种迁移被称为永久性迁移，它不同于其它形式的、不涉及永久性居住地变化的人口移动。”这一概念引申出人口迁移的两个重要属性：一是人口迁移的时间属性，即只有那些居住地发生“永久性”变化的运动才能称为人口迁移，而日常通勤活动造成的居住地暂时变动则排除在外；二是人口迁移的空间属性，即人口迁移必须迁出原居住地一定距离，一般以跨越行政界线为依据，从而排除了在同一行政区域内改变居住地的人口。［1］1.2人口流动人口流动是人口在短期离开后又返回原居住地的现象，一般指离家外出工作、读书、旅游、探亲和从军一段时间，未改变定居地的人口移动。人口流动不属于人口迁移，比人口迁移更为普遍和经常，流动的人口不能称为移民。目前急剧增加的人口流动实际上包含着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种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增加的城市功能型流动人口，他们在城市滞留的时间一般较短，这类流动人口的流向由城市功能、城市辐射范围所决定，时间和空间分布相对平衡；另一类就是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劳动力，这类“流动人口”规模大，在城市滞留时间长，且流向相对集中，因而产生的社会震荡也更大。1.321世纪初的时间界定：本文所提到的21世纪初是指2000-2020年这一时间段。因此，本文的写作重点既包括本世纪初前十年的人口迁移的回顾总结，也包括对今后十年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的预测。2.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的特征2.1时间尺度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口迁移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十分活跃和平稳发展的，而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而逐步趋强并渐显高度活跃态势的。概而观之，可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2.1.1平稳发展期(1978～1983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的第一阶段自1978年到1983年。在这一阶段，由于改革开放刚起步不久，尚处“摸着石头过河”的初期探索阶段，改革开放的推进以稳妥为主。因此，在这一阶段的人口迁移，除受当时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影响，主要有如“三线”移民返迁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等带有一定补偿、回归性质的人口迁移表现比较活跃以外，在整体上仍主要承接过去的发展趋势，基本没有大起大落，发展相对比较平稳。2.1.2渐趋增强期(1984～1994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被越来越多地解放出来，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蓄水池”的乡镇企业已难以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2囿于农村的“就地转移”、“就地流动”模式正欲待突破。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发展,已有效地加快了集镇及小城镇的建设。与此同时，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对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流动的控制开始有所缓和。在这一阶段，改革开放也已由农村发展到城市，城市的“保障就业或安置就业”制度开始受到冲击，劳动力市场的初步建立，快速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已创造并提供了农村劳动力入迁、就业的竞争机会和“空间”容量，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就业成为可能。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由原来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囿于农村的“就地转移”、“就地流动”模式，向“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走出农村的“异地转移”、“异地流动”模式转变，并由主要向小城镇迁移流动逐步发展到向各级城市甚至特大城市迁移流动，表现在迁移流动规模及强度上即呈渐趋扩大、增强态势。由于此间政府先后出台了一些政策规定，对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迁移流动实行了一定的控制和管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流动的过快增长，因而使这一阶段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流动基本保持稳定发展、渐趋增强的趋势。2.1.3高度活跃期(1995～2000年)1992年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以后，中国进一步加大了改革开放的力度，由此所带来的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开发及经济建设高潮的兴起，以及外企、外资的大举进入，都有力地刺激了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丰富的劳动就业机会。而且伴随改革开放的发展，城市住房、粮食及日常生活用品供给的市场化，逐步解除了没有户籍的外来人口在城市就业、生活的后顾之忧。特别在进入1990年代后期，已建立40余年的十分稳固的户籍制度继1984年进行首次较大改革之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甚至一些省区已开始考虑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划分，实行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的城乡户口登记管理一体化改革。十数年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效果的积累，终使进入1990年代后期，在地区、城乡之间显著的经济收入差异及就业机会的推、拉作用下，中西部地带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及农村人口向城市地区的迁移流动规模急剧膨胀，使人口迁移进入高度活跃期。1995年，省际迁移人数及迁移率分别为350多万和3‰左右，到2000年短短数年即分别迅速增加到1000多万和8‰以上,均增加2倍左右。［2］2.2空间尺度的特征跨地带人口迁移表现出以下特征：首先，在省际迁移中居绝对主导地位，而且渐强趋势显著。第二，迁移流向不平衡性突出，迁入地、迁出地集中化趋势明显。东部地区，特别是其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成为强势吸引中心。中部地区的华东部分地区、两湖流域及西部的四川盆地成为主要流出地。第三，西部地区跨地带迁出人口比重下降，而且1990年代以来迁出人口比重降到中部之后。同时跨地带迁入人口比重超过中部。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相对与中部西部地区内部吸引力相对增强。三地带内部省际迁移模式各不相同。首先，东部地区迁移表现出很强的内部流动性，东部地区活跃的经济吸引大量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人口迁入，因而地带内迁移人口在省际人口迁入中所占比重比较小。同时，东部地区省际迁移人口往往选择在地带内部流动，所以东部省际迁出人口的目的地仍然是东部地区，迁向中、西部地区的人口相对较少。东部地区凭借其优越的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及经济水平吸引的大量的中西部人口迁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东部吸引力量更加强大。而相对东部的蓬勃发展而言，中西部吸引力有减弱趋势。西部在东部强大的“聚集”作用之下人口迁向东部地区的趋势更加明显。但是在与中部地区对比的过程中，1990年代以来，西部迁入人口比重已经超过中部地区，而且迁出人口比重也低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内部的人口迁移流动比较活跃。西部的新疆继广东、北京、上海之后还在全国四大吸引中心中占一席之地，不仅吸引西部地带内的人口迁入，而且还对东部和中部具有吸引作用。而中部地区，在东部强大经济吸引以及西部大开发的双面围攻下，迁入人口数已经落到最末，而且成为第一大人口迁出地带，改变了九十年代初期迁出人口三地带相对分布均匀的局面。我们常说“人往高处走”，用脚投票的结果一方面显示了各地带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前景的差异，另一方面也使人口迁移流向不平衡性更加突出，迁入地和迁出地更加集中。［3］2.3其他方面的特征2.3.1性别差异3东中西地区迁移人口性别差异都在不同程度的缩小，男性在迁移中的性别优势逐步减弱，而且在2000年迁入东部人口中女性数量超出男性。西部地区迁出人口男女两性之间差异缩小，女性迁出活性增强，而且迁移逐步转向谋求经济发展，这充分反映了女性独立意识的增强及改善自身经济环境的强烈愿望。女性人口迁移可以接触更新的观念、信息及技术，不仅为其自身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而且对其子女教育与发展也具有积极且深远的影响。2.3.2受教育程度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平均而言迁入中部的最高，迁入东部的最低；迁出人口则东部迁出最高；西部迁出最低。西部地区教育条件相对落后；教育水平比较低是个不争的事实。东部、中部地区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口迁移流动到西部地区，必然为西部地区的发展带来更新的技术、及时的信息及观念的转变。同时，西部地区人口迁向发达地区也会为西部地区带来技术、信息、观念的回流，为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的发展培育良好的环境。2.3.3行业与职业构成中西部在迁入人口行业和职业构成方面都与东部地区有很大差异。主要特征是中部和西部迁入人口相对分散在大农业、商业服务业及制造业，而东部迁入人口高度集中在第二产业的制造业从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地带间产业结构显著差异引起的。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粤、闽、苏、浙、沪等地是国内重要的制造业生产地，数以千万计的中西部人口迁入这些地区就业，弥补了东部一些地区劳动力数量相对过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不足，构成当地劳动力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同时，迁入中西部的劳动力也为迁入地农业、商业、服务业的发展输入了新鲜的理念和技术支持，这将有利于改善中西部地区粗放型的经营方式，进而对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起到积极作用。［3］3.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影响因子分析就业机会、地区收入与工资差距是影响迁移的重要因素。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的发展及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主要推动因素；区域收入差距是我国区际人口迁移的主要影响因素；二元经济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是乡村至城市人口迁移的重要拉动因素。另外，外资投入对人口迁移的吸引作用。引发劳动力在两地之间流动的基本因素是两地为劳动力提供的收入差距。而收入的差距则是由两地经济发展的差异所造成的，这种差距具体表现在我国三大经济地带之间和城乡之间。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日趋扩大是人口迁移规模扩大的主要动力。从劳动力迁移状况看，近年来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省际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大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负值；而东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小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正值。城乡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促进了人口迁移的加剧。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我国乡城人口迁移在总人口迁移中的比例高达73℅。这种人口乡城迁移规模不断增大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政策因素在中国人口迁移中具有巨大影响。政府干预决定了中国人口迁移的基本格局,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前时代，国家的地区与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是改革开放以前人口迁移的主要决定因素。户口体系是人口迁移的主要障碍，我国的户籍制度仍然严重制约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与迁移，延缓了农村城市化进程，影响了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与人才开发，影响了公民权力与义务的实现。中国具有很强的社会文化传统，人口迁移不仅与经济政策因素有关，也与一些社会文化因素有关。社会结构与人口组成结构对人口迁移具有重要影响，家庭团聚与婚姻是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教育对人口迁移产生积极影响。地理因素对人口迁移无疑具有一定的影响，地理与生态环境条件的恶化是引起农村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之一，地区间文化与历史的渊源关系影响人口迁移方向，地理距离是影响人口迁移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此外，社会群体的压力也促使迁移个体意愿的产生。他们没有强烈的迁移动机，但受外部环境的刺激，迁移的动机得到强化，从而产生迁移。这里的外部环境主要是指同一区域内其它个体的平均收入或者迁移者认为与他同一等级的个体的收入。［4］44.21世纪初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的预测鉴于缺乏系统基础资料，本文拟采用总量预测法和时间趋势法对我国未来人口迁移总量进行估计。4.1总量预测法不论是从世界经济发展普遍规律的角度看，还是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角看，21世纪的前20年将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现代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大量的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可以断言，人口乡城迁移将是我国未来20年人口迁移的主体。因此，可以根据城乡人口变动的趋势预测未来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