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中印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相似的原理与不同的方法华民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一、中国与印度崛起的世界意义1、历史上的亚洲中国与印度所在的亚洲曾经是非常富庶的地方，直到19世纪之前，中国比欧洲或者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在1820年时，中国的GDP比西欧及其衍生国家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30%。在西方国家进行殖民扩张以前，印度是后来成为西方殖民地国家中唯一的工业品出口国，即使到了英国对印度进行殖民地统治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印度的工业规模仍然要比其他任何一个欧洲殖民地的工业规模都要大。但是，随着西方对印度的殖民、以及对中国的殖民渗透，本来就已处在停滞状态的中印两国经济更是出现了历史性的大逆转，在此后的100多年时间里，中国与印度、以及这两个大国所在的亚洲很快就成为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地区，而且大部分贫困人口恰好集中在中国与印度这两个人口规模极其巨大的国家里。2、亚洲的复兴亚洲的复兴是从1950年代开始的，但是走出亚洲经济复兴第一步的并不是中国和印度，而是日本，这是因为中国与印度在争得民族独立与解放之后，出于对西方国家的“敌意”而选择了被事实证明是缺乏效率的“计划经济体制”，结果未能实现有效的经济增长，从而也就不能有效地解决多个世纪积累起来的贫困。但是，当日本于20世纪70年代成功实现对美国与欧洲的赶超，以及随之而来的东亚“四小龙”与“四小虎”的经济起飞，给中国以巨大的冲击。中国在经过审慎的思考以后，在1979年以后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道路，从而创造了令世人震惊的中国经济奇迹。面对中国的经济奇迹，印度最终也在1992年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结果，在进行转型后的10多年时间里，也发生了在印度历史从来没有过的经济增长。3、中国与印度崛起的世界意义（1）中国与印度的崛起为解决世界性的贫困问题提供了新的希望众所周知，只有经济增长才能有效地减少和消灭贫困，或者换句话说，财富的创造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性因素，而分配至多只能解决公平问题，但是绝对不能解决贫困问题。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增长与崛起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只花了短短20多年的时间，就使得大致为4亿左右的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印度在刚刚开始改革的时候，其贫困人口要占到全国总人口的36%，但是在市场化改革仅8年之后，其贫困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就显著地下降了八个百分点，平均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毫无疑问，中国与印度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的巨大突破既为全世界发展中国家走出贫困树立了信心，也为世界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可能。如果我们沿着这样的逻辑作更进一步的推理，那么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还将为改善世界人权状况做出巨大的贡献。无数的事实证明，人权状况的改善极大地依赖于经济上的脱贫。（2）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与15世纪西方国家的崛起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有助于减少和消除世界性的贫困，但是在西方国家崛起的过程中则制造了世界性的贫困。在西方国家崛起的过程中，我们不仅看到发生了在他们各自国内的阶级分化与收入分配对于资本的过度倾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贫困，而且还看到了由西方国家的殖民活动与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世界性贫困增长，从而使得整个世界日益被分化为发达的工业化富国与不发达的发展中穷国。或许有人会以美洲为例来为西方的殖民地活动进行辩解，但是，在我们看来，在美洲发生的现象与其说是殖民还不如说是移民，因此，即使在西方学者的很多著作中，也是从来不把美洲作为西方的殖民地来看待的，相反，他们更加愿意称美洲为西方的衍生国家。但是，除了美洲、或许还要算上大洋洲之外，我们在世界其它各洲再也没有看到过由西方国家的殖民活动而带来的经济增长，事实是在前西方殖民地国家普遍发生的现象是经济崩溃与贫困的增长。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本质上区别，所以，与西方国家的崛起相比，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从一开始就具有和平性、而非掠夺性。（3）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将对控制世界人口的增长做出更为积极的贡献如果说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可以有效地解决世界存量人口的贫困问题，那么从流量的观点来看问题，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还将对控制世界人口增长做出更为积极的贡献。自从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比较稳定的负相关关系，经济增长、以及由经济增长所造成的收入增加会改变人们生儿育女的“成本-收益”函数，人们生儿育女的成本会因为收入增加、生活费用上涨而增加，但人们生儿育女的收益（比如养老送终的收益、增加人口数量以增加家庭总收入的收益等）则会因为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递减。因此，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的结果将是增量（流量）人口的下降。当然，要发生这样的变化，一个充分条件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必须同时并进，因为城市可以创造更多的消费活动、城市生活需要更多的社交、城市的生活费用通常也要比乡村更加昂贵、而且城市的工作与生活节奏也要比乡村快得多。所有这些将会大大地降低人们的生育欲望，从而产生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负相关效应。（4）改革与开放是走向富裕的必经之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还表明，尽管各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以及文化遗产可以不尽相同，但是，实现经济增长、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和现代社会的必经之路则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4年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中就以十分赞叹的语句肯定了市场经济在解放社会生产力中所发挥出来的惊人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用了“法术般地呼唤出来”的词汇来描述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的景象，并且还为我们描绘了当这种被解放出来的生产力随着市场边界的扩张而走向全世界时又是怎样引起整个世界的制度变革的。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中，那些既未向市场经济转型、又没有实行对外开放的国家，至今没有发生经济增长也就不足为怪了。（5）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可以为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增长动力首先，中国、特别是印度都是属于世界“人口年轻”的国家，它们可以为整个世界带来巨大的“人口红利”；其次，它们拥有强大的低成本制造能力，这可以让整个世界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而不至于发生通货膨胀；最后，从长期来看，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还可以为世界创造一个规模空前巨大的新兴市场而使世界各国都有可能分享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的成果。结语根据以上几点分析，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所产生的影响绝不是国别性或者区域性的，而是世界性的。不仅如此，在现有的国际规制下，中国和印度崛起所产生的这种世界性影响不会是破坏性的或侵略性的，只能是和平性与建设性的。因此，与以往发生在西方世界的大国崛起相比，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将更加有利于人类解放与世界和平。二、中国和印度为何会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1、中国和印度走向市场化道路不同（1）历史遗产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基本制度的计划经济而印度在其改革开放以前所实行的则是以私有制为基本制度的计划经济这种根本制度上的差异导致了这两个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必须要选择不同的改革道路（2）中国的产权改革中国要想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首要的任务便是进行所有制的改革，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正式引入产权和私人企业制度。这项改革最初是从农村开始的，然而就以星星之火燎原之势迅速地在整个经济领域中得以推行，从而成功地奠定了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制度基础。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仅仅是在1978至1984年间，由于中国政府在农村进行了明确土地产权和其他一些产权的改革，就使中国农业产出提高了四十二个百分点。在整个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增长与产权改革与私人企业的发展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性。综观今日之中国，什么地方民营经济发展的越好，那么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也就越快，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就提高的越快；什么地方产权改革越是滞后，那么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也就越慢，贫困的问题也就会变得更加严重。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再分配可以缓解不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矛盾，但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方法可能还是在于产权和其他相关制度的改革。（3）印度的自由化改革与中国不同，由于印度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广泛地存在着数量众多的私人企业，因此，对于印度来说，其通向市场化的道路就是放松政府管制、大力推进经济自由化与贸易自由化就可以了。印度大致上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减少贸易限制的改革，但是真正的自由化改革则是从1992年才开始的。在1991年时，印度的平均关税为83%，但是到了2019年，印度的平均关税已经降低了30%以上。贸易自由化导致激励的市场竞争，这种竞争不仅来之于国内，而且还来之于国际社会，其结果是大幅度地提高了印度企业的生产率，并且还显著地减少了印度企业关门倒闭的现象。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从1992年改革开放至今，印度的GDP已经翻了一番多，其人均GDP提高了近4倍，并且和中国一样，印度也非常显著地减少了贫困。（4）结语不管中国和印度在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方法有多大的不同，但是，中国和印度的改革在有一点上却是非常相似的，那就是两国都谨慎地采取了渐进改革的方式，从而成功地避免了那种频频地发生在前苏联和中东欧计划经济国家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动乱，以及因为社会动乱而造成的经济衰退。2、中国和印度对外开放的模式不同（1）中国和印度对外开放模式的差别从中国和印度对外开放的模式来看，这两个国家也存在着相当显著的差别。就中国而言，对外开放的主要方式是出口导向和引进外资，而印度的对外开放则采取了对外投资与自由贸易的方式。导致中国和印度在对外开放上所采取的几乎是完全相反的做法的原因就在于两国所面临的初始条件是完全不同的。（2）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初始条件第一，劳动几乎无限可供给；第二，内需因为过剩劳动和农村居民数量过大而严重不足；第三，中国城乡居民虽有很高的储蓄倾向，但是由于企业和企业家的高度稀缺而不能把国内的储蓄有效地转化成为生产性的资本来增加国民财富和居民收入。（3）中国对外开放的策略这样的初始条件和经济特征就决定了中国的对外开放只能采取出口导向和大规模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模式。通过采取积极的鼓励出口的贸易政策，其方法是人民币汇率贬值（1994年）和出口退税，中国有效地解决了由内需不足而造成的生产过剩问题。通过引进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有效地增加了中国的投资总额，而且还激活了市场竞争、激发了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促进了中国企业制度的改革。所有以上这些由对外开放所带来的经济效应使得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强劲增长。（4）印度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初始条件有比中国更好的企业制度和金融体系。但劳动力素质不高，文盲率要达到40%以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印度社会的“种性制度”有关。基础设施非常糟糕。因为过早地推行西方式的民主而导致政府效率非常低下。（5）印度对外开放的策略选择面对这样的初始条件，印度在开始对外开放时所能做出的选择只能是对外投资和自由贸易。由于印度政府在对外开放方面的不作为，故尔看不到国家对制造业的这种支持，结果，印度的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印度制造业难以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把素质较差的劳动力和糟糕的基础设施这两个初始条件结合在一起，就会发现，印度是没有能力吸引世界跨国公司到它国内投资生产的。并且，只要印度本国的公司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就将面临优质劳动力供给不足和基础设施供不应求的发展瓶颈，而这正是导致印度的制造业发展在远远落后于中国的情况下，就不得不到海外投资。当我们再把印度民主的、但同时又是分散的和缺乏效率的政治体制与其基于种性制度之上的精英教育体制结合起来，再加上由于英国殖民而留下的语言遗产（英语被英国殖民者确定为印度的官方语言），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印度为何无法采取鼓励出口的发展战略，并且在政府无法作为的自由化贸易战略中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参与全球计算机软件业外包式国际分工的道路。（6）两个必要的评论第一个评论有许多人认为，从事国际软件业外包生产的印度要比从事大规模制造的中国更有发展潜力，因为在这样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印度似乎要比中国处在科技含量更高的国际分工层次上。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样的观点并不正确。首先，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其实都处在国际分工的底端，这是由中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