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主义之辩与黑塞的灵魂诗学

2016年第2期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o.22016(总第132期)JOURNALOFFUZHOU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SerialNo.132收稿日期:2015-12-25作者简介:翁琬甯,女,福建厦门人,南开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表现主义之辩与黑塞的灵魂诗学翁琬甯(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摘要:赫尔曼·黑塞被称为“最缺乏现代性”的浪漫派。虽有学者认为这位浪漫派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表现主义风格的影响,但黑塞绝非表现主义者。他在1918年《新评论》的表现主义论辩中,依然坚守其浪漫派立场,对表现主义运动表示理解的同时,亦不乏批评。黑塞更借此次论辩,阐释其个人基于历史观察的灵魂诗学。关键词:黑塞;表现主义;人格;灵魂中图分类号:I10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321(2016)02-0085-06赫尔曼·黑塞生于1877年,正是现代主义兴起的年代,但他却不是现代派。1927年,雨果·巴尔在《黑塞传》中,称他为承自精英的浪漫派,并指其“最缺乏现代性”[1]。虽有学者认为,这位浪漫派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表现主义风格的影响[2],但黑塞绝非表现主义者。1918年,在那场由《新评论》发起的表现主义论辩中,黑塞并不掩饰自己拒绝成为现代派的个人立场。这场论辩由卡西米尔·埃德施密特(KasimirEdschmid)所引发。这位表现主义者在题为《诗歌中的表现主义》的著名演讲中,借表现主义之名修订既有诗学,故引起文坛关注。小说家兼心理医生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Döblin)作为表现主义的支持者,参与了论辩。黑塞则以表现主义局外人的口吻称,表现主义者推崇的新诗“如今刚巧过时”[3]。一、论辩的开端黑塞认为,《诗歌中的表现主义》所谓的诗学修订失于史观偏颇,而埃德施密特及其表现主义言论,则体现出彼时青年对经典作品的“肆意抛弃”与“轻蔑无知”。[4]黑塞毫不留情地指出了表现主义的症结所在。首先,弃置经典是表现主义者对历史参与性的回避;因为表现主义在拒绝经典的同时,也放弃了未来成为经典的可能。其次,弃置经典的直接恶果是低廉摹本的产生,即非经典性,亦即表现主义者所畏惧的通俗化,但表现主义者绝不愿承认表现主义的衰微。尽管埃德施密特于1917年秋写下演讲词时,就意识到表现主义已经“过继到通俗者与模仿者手里”[5]。事实上,表现主义的短暂命运即将在通俗化中被逼到尽头。表现主义,既是战前印象主义的衍生品,亦是宫廷文化的伴生物。表现主义作为现代化的时代风格,与威廉二世的旧制趣味针锋相对,在帝制末期“发展得相当成熟”[6]。1910年前后,表现主义文学处于明显的上升期,并在一战期间成为观念性与美学性兼具的主流倾向。[7]战前,第一批表现主义者就已拥有诸如《行动》《白页》《狂飙》等一批期刊论战阵地。表现主义并不缺乏拥趸的独立言论,却始终缺乏统一的思想与体系化诗学。这注定第一代表现主义会以分崩离析告终。1918年末的十一月革命导致“艺术领域出现裂痕”[8]。战前那批将政治诉求付诸艺术创作的表现主义者,·58·纷纷“用表现主义的终结来声明他们政治愿望的终结”[9]。另一批非政治激进的表现主义者,坚持在诗学与艺术领域致力存续表现主义的生命力。埃德施密特就是其中之一。埃德施密特生于1890年,本名为爱德华·施密特(EduardSchmid)[10],一战期间已是位“颇受推崇”[11]的小说家。他最为著名的演讲《诗歌中的表现主义》,曾在1919年更名为《论诗性的表现主义》,与《论诗性的德意志青春》一同收入演讲集《论文学与新诗中的表现主义》。埃德施密特在演讲集后记中称,这两篇演讲只为表现主义“提供图景、描述境况”,不为“假设纲领”。[12]这两篇演讲也确实未能为表现主义提供任何系统性的诗学规范。埃德施密特热衷于散佚的、而非连贯的批评意义。这也是表现主义言论的一贯通病,即通过一些看似典型、却非本质性的概念,从形式上寻求整合独立诗学的可能。《诗歌中的表现主义》于1917年12月13日[13]公开演讲。埃德施密特在演讲中质疑“趋向尾声、日渐堕落”[14]的旧诗歌,推崇当下德国青年诗派的新诗创作,倡导青年投身由新艺术所领导的精神运动,并颂赞这场精神运动的“不朽”(un-sterblich)[15]。“表现主义”俨然成为这场精神运动的代名词。但在1918年5月的另一篇公开演讲中,埃德施密特改用“青春”为精神运动的代言,并将这篇演讲题名为《论诗性的德意志青春》。可见,“表现主义”仅是代言精神运动的一张标签,是非独一的、可替换的。不过,对于这场强调“标新立异”[16]的精神运动而言,“表现主义”比“青春”显得更为时髦。早在《诗歌中的表现主义》中,埃德施密特已经强调过“表现主义”一词作为“新”概念的独立性:“表现主义这一口号来自某种可疑的表述,且与印象主义无关,表现主义并非源自印象主义。”[17]实际上,表现主义本就是战前印象主义的后嗣。埃德施密特执意割裂表现主义与印象主义的关联,亦是表现主义者回避历史参与性的典型表现。这直接导致表现主义难以被纳入既有诗学,沦为非历史性的短暂存在。因此,表现主义绝非埃德施密特在演讲中所声言的“不朽”。1918年3月,《诗歌中的表现主义》发表在柏林月刊《新评论》上。富有“自由主义”[18]倾向的《新评论》在按语中称,发表该文是为展示一位青年诗人的表现主义批评样本。尽管该刊拒绝对现代派的作品进行美学以及文学史价值的评判,但《新评论》仍倾向性地提出一条“永恒的艺术史经验”:毋庸置疑的是,那些被依附于某个文学流派、并强行评估的作品,无法被切中要害。绝没有哪种人格会被流派所吸纳,这些人格只能被流派所哺育,并在之后脱胎而生。这就是那条永恒的艺术史经验。在这一经验中,那些微妙的问题很值得深究,而这些问题也将回归到(历史统一体的)庞大关联之中。[19]人格(diePersönlichkeit)指艺术史中具有核心地位的艺术个体。人格具备一种能把流派乃至时代的本质充分表达出来的天赋,且能将此本质诉诸经典,并交付历史加以传承。但在《诗歌中的表现主义》中,“人格”一词仅出现在下面的句子里:“如今精神意志或正日渐高涨,但(作品价值的)评判依然取决于‘人格’。”[20]可见传统艺术史凭借“人格”来衡量作品价值的做法,令埃德施密特倍感失望。在他看来,旧艺术史是泥古不化的时代悲剧,只会忽略表现主义这样的新艺术,只会把新艺术归入“劣等艺术”里,仅因新艺术缺乏追求历史“永恒性”的艺术个体,亦即缺乏“人格”。[21]埃德施密特在演讲末尾称,新艺术对自身的“劣等命运”毫无怨言,因为“我们只需要思想”。[22]他认为,唯有“思想”———且必须仰赖上帝的触动———或许能在将来正确衡量新艺术的价值。在这位表现主义者的演讲中,人格的历史职能与传统艺术史的价值观被一并抛弃了。这与《新评论》提出的“永恒的艺术史经验”恰恰相悖。因此,《新评论》认为埃德施密特的演讲“必须引发一场论辩”[23]。同年6月的《新评论》上,黑塞以《致〈诗歌中的表现主义〉》为题评论《诗歌中的表现主义》。身兼医职的阿尔弗雷德·德布林也应《新评论》之邀撰文,其评论文题为《来自一位诗人的自由》。《新评论》则称,邀请此二人共同参与评论,可以“避免单个人在史学与心理学方面的片面性”[24]。二、人格的诠释德布林生于1878年,早期深受表现主义影响,曾于1910年协助创办表现主义周刊《狂飙》。[25]黑塞在1916年11月10日的《慕尼黑报》上推荐过德布林的小说《王伦三跃》,视之为现代派诗人精妙绝伦的创作,并称此类创作超越了战争时代的恐惧。[26]战争期间,德布林作为随军心理医生加入西线战场,自称凭耳朵参与了凡尔登战役。[27]作为医生的德布林,偏爱将科学术语作·68·为文学叙述的“附属品”[28]。《来自一位诗人的自由》一文便是德布林的心理分析在文学领域的一次实践。德布林既不反对以“表现主义”之名为精神运动代言,也并未忽略这场精神运动的历史渊源:这场运动或许不仅仰赖于时代,更是仰赖于其他欧洲民族生活运动的汇聚,仰赖于最近十年民众团体的陡增及民族感受的膨胀,很可能还仰赖于经济的平行发展。我的感受是,这些运动并非生于匮缺,而是源自富余;高傲是这场运动独特的感受。[29]但德布林否定了这场精神运动的青春性质。他称参与其中的“先生们”不全是青年,部分已经过了“20岁与30岁之间的年纪”。[30]因此,尚未而立的埃德施密特当属战前“还是个孩子”[31]的那部分。富有行医经验的德布林熟知“社会与心理困境”[32]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在《来自一位诗人的自由》中,这组联系由“运动与人格自由”取代,并被诠释为带有理想主义的社会政治倾向。德布林将人格置于历史性的运动之中。人格在运动中的角色,类同于黑格尔《历史哲学》中所谓的灵魂向导(Seelenführer),即“世界精神的代理人”[33]。德布林在《来自一位诗人的自由》中援引黑格尔的文字,称大众之所以追随灵魂向导,是“因为他们感受到自身内在精神不可抗拒的强权”[34]。灵魂向导的职能是把一种普遍存在的、被奉为世界意志的、具备导向性的内在精神,从分散于个体之中的不自觉引向公共自觉。[35]从不自觉朝向自觉的过程就是自由的实现。运动则是人格实现自由的规定情境。对德布林而言,运动是外部生活的形态之一。首先,运动并非某一兴趣团体的组织安排,乃是发端于人的社会政治本性;此外,运动是普遍的公共事务,绝非私有财产,各色人等都能在运动中各得其所。[36]德布林认为,人格唯有投身运动,历经此公共事务,才能立定其作为普遍个体的历史意义,在参与历史的过程中实现个体自由。不同于埃德施密特的天真,德布林深知人格的复杂性。他将人格在运动中的主体职能归纳为两种形态:受时代左右的“殉道者”(Märtyrer)与不被时代左右的“时代主人”。[37]全心全意投身运动的人成为殉道者,被运动耗尽、畸形孱弱。因为殉道者遭观念吞噬,再被吐出来时,其精华已被吸收殆尽。殉道者拥有精妙的器官,痛苦地为身处的时代服务,却仅仅微不足道地存在很短的时间。至于时代主人,他们并未成为殉道者,而是作为一个有机体自行其是、肆无忌惮,且没有任何时代能跟上这类怪人的步伐。德布林着意关注人格在历史进程中的参与机制:人格参与时代并体现时代。这与雅各布·布克哈特“病理学的意味”[38]的历史观察颇为相似。即以人作为历史观察的原点,纵观人在往昔、当下与未来的存在状态。[39]实际上,德布林并不认同布克哈特沉思式的观察,而称:“一切人类观察者都是多余的。”[40]他认为,人类的意义应通过历史主体的参与事实———即人格的实践成果———直接体现,毋须倚赖观察者的间接表述。德布林抛开理论性的间接观察,以实践性的诊疗分析直接切入主体,亦即切入人格。然而,德布林的文学叙述始终受制于医学经验,导致其人格分析略带褊狭。在其诊疗式的诠释中,人格投身时代是出于非理性的感官欲望,而非基于理性的抽象原则。人格借历史运动施行的自我造就,仅涉及身体机能的改善,而无关抽象力的提升。这一诊断意味着精神的机能化,也意味着人的物化,是对人格形而上属性的剥离。人由此堕落成为物化的感官实体,无法从人之为人的本能中解脱出来。德布林称之为,人格的内在性被外在肢体“束缚了”[41]。显然,德布林无意探讨人格这一“灵魂向导”对于内在灵魂的塑造,仅保留人格对于外部实践的导向职能。因此,这位医生对人格的诠释是偏颇且不充分的。他更关切人之内在性以外的状态,亦即人在外部社会的存在,且是作为感官的人而存在。人格成为屈从于外在肢体的世俗个体,饱受神经官能症与运动刺激性的折磨,正如战场上亟需心理分析的震弹症患者。心理分析被德布林视作“临床医学概念”[42],这与布克哈特理论性的“病理学”观察存在根本差异。德布林的心理分析某种程度上是庸俗机械的,仍囿限于19世纪以来“没有灵魂的心理学”[43]。这位表现主义者对人格的诠释,既无关人与社会联系的透明化,也无关二者关系的形而上意义,只为展现战争时代的典型人性,实践性甚于理论性。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