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研究述评

学术综述2090郑大华贾小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的研究取向发生的重大转变之一,即是由80年代以文化热为特征的激进主义转向以国学热为特征的保守主义。这一研究取向在历史研究领域直接引发了对中国近代史上激进主义的反思与批判,以及对这一时期保守主义的梳理与评价,并出现了一种强烈的反激进而扬保守的思想倾向。系统梳理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这一现象,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争议,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中国近代史上的保守与激进,而且对于正确处理今天文化建设中的保守与激进的关系,也不无裨益。一、批判激进主义何谓激进主义?就学术界的主流意识而言,激进主义的内涵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激进主义即是激烈的反传统文化,或是在一种焦虑、急躁心态支配下的激进改革和暴力革命。正因其不言自明,所以学者在有关激进主义的讨论中,尤其是对激进主义的批判中很少解释其含义。(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289在中国近代史上,五四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此前的种种历史线索都收拢于此,而此后的种种历史事件又都由此而展开。职是之故,五四便理所当然地成了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诸多文化反省往往以此为发端。在80年代文化热的话语中,民主与科学是现代化的灵魂,五四因高扬民主与科学而倍受崇敬,学者们要求回到五四、重提新启蒙。而在90年代一些褒保守、贬激进的学者的视野中,五四因其激烈的反传统而成了激进主义的代表,成了20世纪中国文化乃至政治发展中所出现的种种歧误的根源。陈来认为,文化激进主义在五四时代形成了第一个高峰,主要表现为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全盘否定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态度,而五四时期这种要求彻底打倒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就其出发点和根本观念来说主要有三点:第一,强烈的政治指向;第二,以富强为标准的功利主义;第三,以科学、民主排斥其他文化价值的信念。他还将五四激进主义置于20世纪文化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评判,认为从五四到文革、文化热的过程,文化激进主义始终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许明同样将五四与文革加以类比,认为从历史的眼光看,文革代表的是一种扭曲了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是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的一个令人难堪的休止符。王元化、李辉认为,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或思维方式,五四与文革是可以比较的,甚至是有相同之处的。王树人也指出,五四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废除汉字等口号所代表的思潮,正是使中国现代与传统文化断裂达七290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王元化、李辉:对于五四再认识答客问,知识分子的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许明:人文理性的展望,文学评论1996第1期,第2527页。陈来:二十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东方1993年创刊号。八十年之久的始作俑者。陶东风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否定传统加以批判,指出文化受激进主义影响,文化经典及其所代表的传统都被加以否定。在这一点上,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具有典型意义。和陶东风从文化经典出发批判五四的激进主义不同,郑敏则从反思白话文运动入手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提出了严厉批判。她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是偏激历史情绪的产物,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否定继承,其走向是对汉语的母语本质进行绝对的否定。她甚至将白话文运动与文革相提并论,认为在思维方式,特别是对待传统的态度上,二者都是将传统与革新看成二元对抗的矛盾,因此认为只有打倒传统才能革新。此外,胡伟希、田薇对中国近代文化激进主义的历史演进做了梳理,认为从文化激进主义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它经历了维新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和后五四时期三个阶段。他们认为,判定文化激进主义的标准,主要不在于是否反传统,而在于是否将思想观念与学术文化作为政治与社会改革的工具。文化激进主义在本质上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表现出反智论的倾向。总之,在90年代反激进主义者的话语中,五四因其激烈的反传统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造成了现代中国人不识古字、不通古文、道德传统沦丧、人文精神失落,五四对于20世纪中国291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研究述评胡伟希、田薇:中国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历史演进,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陶东风:文化经典在百年中国的命运,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王树人:文化危机、融合与重建,原道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页。文化激进主义乃至政治激进主义的泛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实上,对五四反传统提出质疑,进而将五四与文革相提并论、进行同类比较的研究思路的发明权当属海外学者。最先对五四的所谓激进反传统主义发难的是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他指出: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和持续。而这种态度的直接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19151927年五四运动。他指责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全盘反传统,使得中国文化出现了断裂现象,并且把五四与文革混为一谈,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又重新出现五四时代盛极一时的文化革命的口号,而且发展成非常激烈的19661976年间的文化大革命,这绝非偶然。这两次文化革命的特点,都是要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疾恶如仇、全盘否定的立场。其后,余英时在对中国近现代保守与激进梳理时,也将五四视为激进主义的重要阶段,将五四与文革乃至文化热相提并论。在他看来,从五四到文革再到80年代的文化热,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经历了一个不断激进化的历程。实事求是地说,在历经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站在世纪末的高度对发生在世纪初的这场影响深远的文化运动进行反思与检讨,是十分必要的,也有它的价值和意义。由林、余开创的这一研究思路,也的确为我们反思五四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或视角。但反思与检讨五四,应该实事求是,反思与检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继承五四,超越五四。但综观上述学者对五四的种种批判,或过于偏激,缺乏严肃冷静的理性思考;或有悖史292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知识分子的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129页。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实,缺乏历史主义准则,尤其是将20世纪中国的文化、政治失序都归罪于五四,并将文革与五四相提并论,让五四对文革负责,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二)对戊戌、辛亥及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重估由于中国近代史上文化激进主义与政治激进主义的复杂关系,学界在对近代史上的激进主义进行反思与批判时,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政治层面,其中包括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重新评估。而在对所谓政治激进主义批判中,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自然首当其冲。萧功秦对维新派激进的文化心态和激进的变革举措进行了分析,认为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与变法者所做出的激进主义政治选择的失误有关。他指出,以康、梁为代表的戊戌变法中的激进改革观主要表现在:其一,认为改革必须是急剧而迅速的,只有如此中国才能起死回生;其二,追求与传统的断裂的全变论;其三,从泛道德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新与旧之间不存在妥协的可能;其四,是对激进变法的简单化的乐观预期。马勇也认为,维新派变法方案过于激进,这是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他指出,基于甲午战后的亡国危机,康有为等人无法冷静地反省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反而因其维新方案的不断受挫和改革进程的艰难而更加埋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更觉得中国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革、不彻底冲破传统的藩篱,等待中国的不是富强,而是灭亡。这种浪漫的政治理想主义可能会逞一时之快,但它毕竟是一条政治上不通的路。与萧功秦、马勇通过个案研究来批判激进主义、探讨它的负面29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研究述评马勇:甲午战败与中国精英阶层的激进与困厄,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4期。萧功秦:戊戌变法的反省兼论早期政治激进主义的文化根源,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影响不同,李泽厚则从批判辛亥革命入手,对近代以来的一切革命都彻底加以否定。他把谭嗣同看成是近代激进主义的开山,认为谭的激进主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极大,不仅影响到维新派和革命派,甚至一直影响到现在。他指责辛亥革命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产物。在他看来,清王朝虽然已经腐朽,但在形式上它仍有存在的意义,完全可以通过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它走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辛亥革命痛快地把它搞掉,打断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使国家失去重心,其结果必然是军阀混战。所以,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是1949年的革命。他提出,根据以往革命史观的评价标准,革命是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是贬词,现在应该把这个评价标准颠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应该告别革命。王元化在对自鸦片战争以来所发生的历次改革运动进行反思后认为,百余年来不断更迭的改革运动,很容易使人认为每次改革失败的原因,都在于不够彻底,因而普遍形成了一种越彻底越好的急躁心理。而激进主义之所以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所认同,是由于受到五四以来的进化论思潮的影响,认为新的都是好的,进步的,而旧的都是不好的,落后的,反动的。所以谈论旧的就是回归,批评新的就是落后。王桂妹开列的激进主义在中国泛滥的原因是:其一,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叛逆品格的继承;其二,现实聚集的焦虑;其三,进化论思潮的影响。总之,这股批判政治激进主义学术潮流,主要表现为对激进改294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王桂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寻踪,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3期。王元化、傅杰:关于近年的反思问答,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李泽厚、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东方1994年第5期。革与革命的否定和对渐进改革的肯定。他们把戊戌变法的失败主要归因于改革派的激进,将辛亥革命的发生说成是激进主义思潮的产物,而将中国现代化的延误归咎于辛亥革命以来的历次革命。相反,对维新派的激进改革与革命派的流血革命打断了以慈禧太后为首之清政府的渐进改革表示遗憾和惋惜。在这里,激进主义几乎成了近代以来一切政治与文化灾难的罪魁祸首。然而,这种种论断,大有不顾史实、主观臆造之嫌。历史本身是复杂的,历史的发展不是某一个人、某一派别、或某种思想观念、甚至某种思潮主观愿望的结果,激进主义不能左右历史的发展方向。同样,历史研究也必须尊重史实,论从史出是史家必须遵守的一个基本原则,历史不能虚构,更不能假设。因此,当一些学者循此思路对近代以来的激进改革、尤其是革命进行批判时,更多的学者则对这种批判的本身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二、对批判激进主义的异议学界对激进主义批判的异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如何正确认识辛亥革命针对李泽厚等人否定辛亥革命乃至近代以来一切革命的观点,学者们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从历史事实出发,予以辩驳。李锦全在分析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指出选择革命这不是人民愿不愿意的问题,对于革命的历史作用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随便将革命从褒词倒过来成为贬词,并不是严肃的治学态度。陈小雅也指出,准确地说辛亥革命是以革命党人长期倡导的武装斗争为揭橥,由社会上各种反清势力的运动组成的,以推翻极少数人的狭隘295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研究述评李锦全:中国近代史几个问题评价的再评价,哲学研究1995年第10期。专制统治为目标的,一场兼有武力与谈判、斗争与妥协的革命。从革命的发动来看,实际上清政府是第一责任者,它与李泽厚所说的激进主义似乎没有太多联系。龚书铎、吴效马撰文指出,辛亥革命并非激进主义思潮的产物,而是清政府十分腐朽、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抵御外国侵略和领导国内变革的结果。之后,龚书铎又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一文中,对否定辛亥革命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驳斥。他指出,把一场革命简单地归之于某些人的情绪化的激进主义思想的产物,归之于某些人头脑中的主观意愿和人为因素的结果,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革命不是只凭某个阶级和政党的意志就能发生的。革命的产生除去革命的主观条件外,还必须具有革命的客观形势。至于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复辟帝制、军阀割据与混战,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造成的,而不是辛亥革命带来的。姜义华指出,将这场革命看成是几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