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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的牢笼新探讨：组织领域的制度趋同性和集体理性PaulJ.DiMaggioWalterW.Powell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张永宏译什么使组织如此相似？我们认为，理性化和科层制引擎已经从竞争性的市场转向国家和专业组织。一旦一群组织作为一个领域而出现，一个悖论就产生了：理性行动者在试图改变其组织时却让组织越来越相似。我们说明了导致这种结果的三种趋同过程——强制、模仿和社会期待。接着，我们详细列出了资源集中化和依赖、目标模糊性和技术不确定性、专业化和结构化对趋同变化的影响的具体假设。最后，我们指出了对组织理论和社会变迁理论的含义。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警告，由禁欲主义带来的理性主义精神已经获得了自身的动力。资本主义的理性秩序已经成为囚禁人性的铁笼，除非有先知重生，否则这种影响“可能持续到人类烧光昀后一吨煤的时候”（Weber，1952：181-82）。在韦伯关于科层制的论述中，他再次转到这个主题。他认为科层制是理性精神在组织中的表现形式，它作为控制人们的手段是如此有效和强有力，一旦建立，科层化的气势就不可撤销了。（Weber，1968）随着科层化速度的加快，铁的牢笼这个形象化的比喻就困扰着社会学家。但是，我们认为，在韦伯提出这个比喻以后的80年里，科层制在持续扩张中，组织理性化的引擎已经发生了转变。就韦伯而言，科层化是由三种相关的原因导致的：资本主义企业之间在市场上的竞争；国家间的竞争增强了统治者控制下属和公民的需要；中产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得到平等的保护。在这三者当中，昀重要的是竞争性的市场。“今天，”Weber（1968：974）写到：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首先需要经营管理中的公务上的职责能够得到严格地、毫不含糊地、持续不断地以及尽可能快地履行。通常来看，大型的、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本身就是严格的科层组织的无以伦比的原型。1我们认为科层化和理性化的原因已经变了，公司和国家的科层化已经实现，组织正变得越来越同质化，科层制仍然是普遍的组织形式。然而今天，组织的结构变迁似乎越来越少地受竞争或效率需求所驱动。我们认为，取而代之的是，科层化以及其他组织变迁的形式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使组织相似的过程不必然是为了使它们更有效率的结果。我们认为，科层化以及其他同质化形式的出现脱离了组织领域的结构化（Giddens，1979）。相反，这个过程更多地受到国家和专业的影响，它们已经成为20世纪下半叶强大的理性行动者。对于我们要解释的原因，高度结构化的组织领域提供了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个体理性地处理不确定性和强制的努力常常导致结构、文化以及产品在总体上的趋同性。组织理论和组织多样性许多现代组织理论都假定组织世界是多样和分化的，并寻求解释组织结构和行为上的差异（如Woodward,1965;ChildandKieser,1981）。汉南和弗里曼（Hanan&Freeman1977）在一篇重要的论文的开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有多种多样的组织？”。连调查技术（如以昀小二乘法为基础的技术）也专门朝解释差异方面发展。我们却要问为什么组织结构和做法会有如此惊人的相似。我们试图解释相似性，而不是差异性。在自身生命周期的昀初阶段，组织领域会显示出通道和形式上的多样性。然而，一个一旦领域稳定地建立起来，便有一种向同质化发展的不可阻挡的推力。Coser,Kadusin和Powell(1982)描述了美国大学教材出版社的演变，从昀初的多样化时期到现今，只有两种的控制模型，一是大型科层型的综合出版社，一是小型的专业出版社；Rothman(1980)描述了法律教育从几种相互竞争的模式到两种支配方式的淘汰过程；Starr（1980）提供了医院领域在发展过程中相互模仿的证据；Tyack(1974)和Katz(1975)说明了公共学校出现的相似过程；Bannoum(1966-68)描述了广播行业支配形式的发展；DiMaggio(1981)描述了19世纪末高雅文化服务业支配性的组织形式的产生。我们在这些例子中所看到的是一个组织领域的出现和结构化是一系列多种的组织活动的结果；还有，第二，一旦领域稳定地建立起来了，这些组织就会趋于相似，新进入者也是如此。组织领域，我们指的是聚集在一起构成被认定的制度生活的领域的组织：主要供给者、资源和产品消费者、管制机构、生产相同产品和服务的其他组织。这一分析单位的价值在于，它引导我们不只是关注竞争性的企业，如汉南和弗里曼（1977）提出的群体生态学那样，或者不只是关注实际互动的组织网络，如Launann等（1978）提出的组织间网络学派那样，而2是要关注相关行动者的全部。所以，领域思路综合了“联系性”（见Launannetal.1978）和“结构对等”（Whiteetal.,1976）的重要性。1一个组织领域的结构不能由先验来决定，而应该建立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之上。只有在制度上界定的范围内，领域才存在。制度化或结构化的过程包括四个部分：领域中组织间互动程度的增加；明确界定的组织间支配结构和联盟方式的出现；同一领域的组织必须为之竞争的信息载体的增加；一个一类组织的参与者之间共同意识的产生，即它们都参与在一个共同的事业中（DiMaggio1982）。一旦同一行业的组织构成一个领域（像我们将要提出的论点，通过竞争、国家或者专业），就会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促使它们彼此相似。组织可能会改变它们的目标或从事新的实践，新的组织也会进入这个领域。但是，长远来看，进行理性决策的组织行动者在其周围构筑了限制其随后进一步变化的能力的环境。组织创新的早期采纳者通常是被一种想改善绩效的愿望所驱使。但是，新的实践会变得，用Selznick（1957：17）的话，“超过了组织的具体任务或者技术需要的价值判断渗透、渗入进组织内部的过程”。创新的扩张会达到一个临界点，这时采纳就不是为了提升绩效，而是提供合法性（MeyerandRoman,1977）。对单个组织是理性的战略一旦被大多数组织采纳，可能就是不理性的。然而它们被规范所认可的现实增加了采纳的可能性。因此，组织可能试图不断地变化；但是，当组织领域的结构化到达某一点，个别变化的聚集效应将会降低领域中的多样化程度。2一个结构化领域中的组织，借用Schelling（1978:14）的表述，对由其他组织构成的环境作出反应，其他组织又对它们的环境作出反应，它们的环境是由对环境作出反应的组织构成的。Zucker和Tolbert(1981)关于美国公务员改革采纳的研究揭示了这一过程。公务员改革的早期采纳是和内部的政府需要相关的，移民人口规模、政治改革运动、社会经济构成以及城市规模等城市特质具有强大的预测力。然而后来的采纳并不是由于城市特质了，而是和市政府管理的合法结构的制度定义有关。MarshallMeyer(1981)关于城市财政机构科层化的研究也有同样发现：世纪转换之初，城市特质和组织特征之间有强相关，近年来相关消失了。1“联系性”是指使组织相互联结的交易的存在：这样的交易可能包括正式的契约关系，共同事业如专业协会、工会、董事会和类似人才流动这样的非正式组织层次的关系中的人员参与，一类组织强有力地联系在一起并与其他组织联系弱，就构成一个“派系”。”结构对等“指的是网络结构中的位置相似性：如两个组织与同样的一类组织有相同类型的关系，即使这两个组织本身没有联系，这两个组织在结构上就是对等的：这里，关键的结构是“角色”或“块”2组织变迁指的是正式结构、组织文化和目标、程序或使命的变化。组织变迁随着对技术条件的反应而改变。本文最感兴趣的是影响一个特定领域的过程：在多数情况下，这些组织采用相似的技术；因此我们不试图分离技术功能与其他组织变迁形式的关系重要性。下面我们将引用许多技术变迁的例子，我们的目的是识别与更大范围的大量问题相关的广泛的组织变迁过程。而不是要确定具体的组织安排的肯定性的原因。33Carroll和Pelacroix(1982)关于报纸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了同样的观点，选择只能在一个产业出现的早期发挥巨大影响。4Freeman(1982:14)提出，传统的大型组织已达到本身可以支配环境而不是调整适合环境的地步。记录同质化过程昀好的概念是“趋同性”，在Hawley(1968)的描述中，趋同是一个限制的过程，迫使群体中的一个单位与同样环境中的其他单位类似。在群体层次，这个方式意味着组织特质向增加与环境特质的兼容性方向更改；一个群体中的组织数量是环境承载能力的函数；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和环境的多样化趋同。Hannan和Freeman（1977）显著地扩展了Hawley的思路。他们认为趋同之所以实现，是因为不理想的形式从一个组织群体中被选择排除了，或者组织决策者习得了适宜的回应，并相应地调整了他们的行为。Hannan和Freeman的关注点几乎只放在第一个过程：选择。5顺着Meyer(1979)和Fennell(1980)的思路，我们认为有两种类型的趋同性：竞争趋同性和制度趋同性。Hannan和Freeman的经典著作（1977）和他们昀近的一些研究是有关竞争趋同性的，它假定有一种系统理性，强调市场竞争、生态位（niche）变化和适者生存。我们认为，这观点昀适合自由和开放的竞争领域，它解释了韦伯所观察到的科层化过程的一部分，而且可能运用于改革的早期采纳，但它没有展现出现代组织世界的完整图画。为此，它必须辅之以趋同性的制度视角，Kanter(1972:152-54)在谈到强迫社区适应外界社会的压力时就提到了。正如Aldrich(1979：256)所说，“组织所要考虑的昀主要因素就是其它组织”。组织竞争不仅仅是为了资源和客户，而且还为了政治权力和制度合法性，同时为了社会和经济的适应。6制度趋同概念是一个理解广泛流行于许多现代组织生活的政治和仪式的很有用的工具。3Knoke（1982）在对市政府改革进行的事件史分析中，拒绝了常见的文化冲突和科层制扩张的解释，提出了更普通的现代化理论的主张。他的主要发现是市政府改革采纳的地区差异并不来源于社会构成的差异，“而是由于邻近的城市采纳改革导致的模仿和传染”。（p.1337）4一系列因素——组织间承诺、精英赞助、政府采取公开发包、财政补贴、关税壁垒、进口配额或优惠税率等方式支持——即使在竞争性的组织领域，也降低了选择的压力。正在扩张或稳定的、受保护的市场也会减轻选择的影响。5与Hannan和Freeman相反，我们强调适应，但是我们并不认为管理者的行动从长远意义上一定是策略性的。的确，三种趋同形式中有两种——模仿和社会期待——都包含广为接受假定意义上的管理行为，而不是有意识的策略选择。在普遍意义上，我们质疑将行动动机设定在理性和非理性两极的功利论。就其深嵌在生存心态（predisposition）、脚本、图式（schema）或类别系统的意义而言，目标取向的行为可能是反思性的或前理性的；而且，导向一个目标的行为还可能因为目标没有得到实现而被强化了。由于管理者提高组织有效性的愿望通常在趋同性变化中起中介作用，我们更关注管理者可能的选择，而不是他们选择具体的一个的动机。换言之，我们不是随便承认行动者对自身行为的理解就是在理性的意义上作出的。趋同性理论并不考虑行动者的心理状态，而是要考虑行动者自认为是理性的和精明的选择类别的结构决定因素。6Carroll和Delacroix（1982）明确地提出这一点并谈到政治和制度合法性是主要根源。Aldrich（1979）认为群体生态学派必须关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趋势和变化。4制度趋同变迁的三种机制我们识别了三种制度趋同变迁发生的机制，每一种机制都有它自身的前因：⑴强制趋同性来源于政治影响和合法性问题；⑵模仿趋同性产生于对不确定性所作的合乎公认做法的反应；⑶社会期待趋同性与专业化相关联。这个类型学是分析上的：这些类型并不总是与经验吻合。例如，外部行动者会诱使一个组织和与其同等的组织相一致，要求它去完成一项具体的任务，并明确说明它的专业责任。模仿的变化可能反映出环境建构的不确定性。7然而，当这三种类型与经验环境相混合时，它们可能产生于不同的条件，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