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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民族国家想象与叙事：小说一、50-70年代小说创作概观二、革命的合法性论证：革命历史小说三、乡村的现代性想象：农村生活小说一、50-70年代小说创作概观1、三个阶段三起落（1）50年代初期：平稳与波澜“起”突出表现在小说家队伍的新组合（“现代”作家的“当代”转向；解放区或部队成长起来的作家成为新中国小说创作的基石或中坚；新中国崭露头角的文学新秀。）小说创作的“落”集中表现在严苛的批评和批判上（萧也牧、路翎）（2）50年代中期：百花与风暴“起”：一是揭露社会阴暗面和批判官僚主义的作品；二是突破题材禁区描写婚姻爱情表现人情人性的作品。“落”：一批小说被打成“毒草”，一批小说家被打成“右派”（3）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兴盛与狂潮“起”：长篇小说创作的丰收“落”：文艺大批判对新中国小说创作成果的否定2、两种体裁两跃迁（1）短篇小说：从短篇故事到短篇小说50年代初：故事体和纪实体茅盾：“短篇小说取材于生活的片段”。侯金镜：“短篇的特点就是剪裁和描写性格的横断面（而且是从主人公丰富的性格中选取一两点）和与此相应的生活的横断面。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流水账”似的叙述渐让位于“横断面”，故事中心向人物（性格）中心转移（2）长篇小说：从传奇到史诗传奇体：孔厥、袁静《新儿女英雄传》和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报道体：刘白羽《火光在前》（1949）和杨朔分《三千里江山》（1952）革命英雄传奇：徐光耀《平原烈火》（1951）、知侠《铁道游击队》（1954）、曲波的《林海雪原》（1957）、刘流的《烈火金刚》（1958）、冯志的《敌后武工队》（1958）传奇体长篇以其通俗性、普及性取胜，但又不免以折损和“曲解”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严肃性和纯正性为代价。据周扬统计，在《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所选入的177篇作品中，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人民军队的就有101篇。由通讯报告而来的报道体，以“纪实性”为特征；由章回小说而来的传奇体，以“传奇性”为特征；二者的共同点都在于以故事或事件的讲述为中心。通讯报告——现代新闻传媒——进入解放区的作家传奇故事——传统审美趣味——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作家报道体和传奇体就成为革命斗争叙事的两大体式进入了新中国。新中国最初产生的革命历史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往往带有这两种体式的痕迹。1954年杜鹏程用了四年的时间对“百万余字的报告文学”进行了数十次修改和九次重写，终于完成了《保卫延安》的创作。这部长篇小说，在新中国文学文学史上第一次被戴上了“史诗”的桂冠，冯雪峰说：“真正可以称得上英雄史诗的，这还是第一部。”由宏大的规模、丰富的历史内涵、深刻的思想、完整的英雄形象、庄重崇高的风格构成的“史诗风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作家所向往，形成了“史诗情结”。史诗体以磅礴的气势盖过了报道体、传奇体，成为新中国长篇小说的“正典”。继《保卫延安》之后吴强的《红日》（1957）、梁斌的《红旗谱》（1957）、冯德英的《苦菜花》（1958）、欧阳山的《三家巷》（1959）《红岩》（1961）等联袂而出，打造出新中国的“红色经典”。“半部杰作现象”3、两大题材两支柱（1）革命历史题材“革命历史”特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历史，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构成了革命历史小说叙述的主要对象，而有关古代和近代的历史叙述就被归入“历史小说”。革命历史小说具有为革命作合法性论证、将革命斗争历史化、打造国民关于革命的集体记忆等特殊的意识形态功能。革命历史小说具有为革命作合法性论证、将革命斗争历史化、打造国民关于革命的集体记忆等特殊的意识形态功能。“首先必须提到的是反映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2）农村生活题材“乡土”：古旧的、静态的、凝滞的；“乡土文学”：着眼于中国乡村的传统性；以宗法血缘关系和传统礼俗来维系的“自然”村社。“农村”：蛰伏着、酝酿着或者已然存在着变动或者革命的因；“农村生活小说”：着眼于中国乡村的现代变革；为以阶级关系和革命性变动为基础的“政治”组织。“革命”构造了乡村的新的现实；“革命”促成了观照乡村的新的视野。随着“革命”的扩展和深入，“乡土”逐渐被“农村”所置换，从解放区到新中国的农村生活小说从根本上说，就是围绕着“革命”主题而展开的关于中国乡村的现代性想象。二、革命的合法性论证：革命历史小说革命历史小说的意识形态功能为革命做合法性论证，即以艺术的方式来说明革命斗争及其胜利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必然”，这是关于真理性的说明；还要说明革命是符合“正义”和“正当”的行为，这是关于道义性的说明。第二个方面是要把革命斗争历史化，就是把那些革命斗争的生活片断和故事整合成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在逻辑上具有因果性的“革命历史”，这里包括“讲述‘革命’的起源的故事，讲述革命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之后，如何最终走向胜利”。1、《红旗谱》与《三家巷》梁斌（（1914～1996）原名梁维周。河北蠡县人。1930年入保定省立第2师范学校，投入抗日爱国的学潮斗争，遭到镇压。家乡发生的高蠡暴动等经历和见闻，对他的生活和创作有很大影响。高蠡暴动保定二师学潮抗战初期冀中平原的斗争《红旗谱》1958《烽烟图》1983《播火记》19631、《红旗谱》大贵二贵运涛江涛冯兰池—冯贵堂朱老巩—朱老忠严志祥—严志和贾湘农（地下党县委书记）严萍—严知孝陈贯义（保定卫戍司令）楔子“反割头税”保定二师学潮（朱老巩大闹柳树林、朱老明联合二十八家状告冯兰池、朱老忠家破人亡闯关东等）预示了革命是贫苦农民的唯一出路。“这说明了中国农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更好的团结起来，战胜阶级敌人，解放自己”。朱老忠成为“一个兼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革命性的英雄人物的典型”。真正给《红旗谱》灌注进民族特色和民族气魄的更重要的因素在于梁斌对中国传统侠义精神的吸收和改造。梁斌说：“过去有一句老话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真的，从我的少年时代开始，就从故乡人民的精神面貌中，窥到这种伟大的性格。”1、《红旗谱》朱老忠：崇尚侠义精神民间相濡以沫、扶危济困的侠义精神——人物的阶级地位民间不畏官府、不畏强权，只为公正和平等的侠义精神——现代革命追求自由、平等和人类的解放的理想“侠义”之“义”——“正义”之“义”“朱老忠的侠义之情，正是农民自己的阶级弟兄的阶级同情心的表现形式。”“成长小说”《红旗谱》：中国农民的成长史《青春之歌》：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史《三家巷》：“一个叫周炳的打铁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半生经历”欧阳山（1908—），原名杨凤歧。湖北荆州人。1924年开始创作，组织广州文学会，创办《广州文学》周刊。1927年发表第一部中篇小说《玫瑰残了》，并组织南中国文学会。1932年在广州组织普罗作家同盟，次年在上海参加左联。1941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文委常委、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1947年写出《高干大》，以新的风格为世人瞩目。1985年完成了因“文革”被迫中止的长篇巨著《一代风流》（《三家巷》《苦斗》《柳暗花明》《圣地》《万年春》）最后两卷。《一代风流》《苦斗》《万年春》《柳暗花明》《圣地》《三家巷》讲述1919年到1949年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斗争历程。周工人阶级周金周榕周泉周炳陈买办资产阶级陈文英陈文雄陈文娣陈文婕陈文婷何官僚地主何守仁何守义何守礼“五重亲”：表亲、姻亲、换帖兄弟、邻居、同学20年代的广州：“省港大罢工”（包括这期间发生的“沙基惨案”）、国民革命军北伐和广州起义等重大事件表现了20年代的工人运动从幼稚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以及第一次国共两党从合作到分裂的全过程，描绘出中国革命初期既轰轰烈烈又错综复杂的时代画卷。小说的深刻和生动之处正在于革命的到来和斗争的激化如何改变了市民的日常生活，如何瓦解了世俗的人际关系，使人伦情感不再浪漫。重大的历史事件如锋利的玻璃茬楔入世俗而温馨的日常生活，使当年的邻居成为仇雠、同窗成为政敌、情侣成为路人，这就是革命改变了生活，这就是历史的必然，这也就是《三家巷》从城市日常生活描写中透露出的史诗性。在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人伦情感中，年轻人之间的爱情纠葛是贯穿全书的基本线索。难免落入“革命+恋爱”的窠臼。区桃：秀外慧中温柔善良甘于贫寒勇于革命周炳：“长得很俊的傻孩子”陈文婷幼稚热情任性骄纵2、王愿坚的小说与《红岩》回忆体与王愿坚的小说自己所叙述的革命斗争的亲历者或目击者：如刘白羽、杨朔、杜鹏程、知侠、曲波、吴强、梁斌、杨沫、冯德英、李英儒、冯志、刘流、罗广斌、杨益言、茹志鹃、刘真、峻青等，是以“过来人”的身份，讲述着自己经历或目睹的“昨天的斗争”。王愿坚是以“后辈”的身份来讲述前辈的斗争故事而跻身于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队伍的。王愿坚的小说体现了从报道、故事到短篇小说的艺术转变。1953年，《珍贵的纪念品》、《火》、《东山岛》、《水的故事》等有很强的纪实性。1954年以后，他参加革命历史回忆录大型丛书《星火燎原》的编辑工作，写出了《党费》等一系列作品。冯牧说：“王愿坚的作品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他选择和表现了一些极可珍贵的、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还接触得不多的重大题材，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红军和苏维埃区域的雄伟壮烈的斗争生活。”从革命回忆录过渡到小说，是新中国革命历史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并因此而衍生出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回忆体。孙犁的《山地回忆》、茹志鹃的《百合花》、峻青的《黎明的河边》、《老水牛爷爷》、刘真的《长长的流水》、《英雄的乐章》等。王愿坚更能够准确把握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关系，他写小说始终把对“后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放在第一位，因此他能够通过有效的选择，让自己的作品更充分地发挥打造集体记忆的功能。王愿坚的小说始终是以饱满的革命激情、单纯明朗的主题、高亢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确立起自己的艺术风范的。显著特点：以回忆体的方式来叙述革命故事，从而突显出对“革命历史”的追忆和回味。《党费》是由“我”缴纳党费而引出1934年有关黄新的故事的；《粮食的故事》起于“我”对老革命郝吉标的采访而记叙了他的回忆；《三张纸条》、《妈妈》、《支队政委》等王愿坚的小说大多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叙述，一方面便于作家主观情感的抒发，另一方面则更强调历史和现实的连结。基本的叙述程式：后辈聆听并转述前辈关于革命斗争的回忆。艺术上的变化：《七根火柴》、《三人行》等作品放弃了第一人称叙述的回忆性框架，采取强烈对比的方式，截取某些片断或细节加以组织，来突现某个特定的场景。“从史里找到诗”的审美理想王愿坚的作品主题“单纯”、“明朗”，“政治倾向性强烈”，缺少耐人咀嚼的回味。在1977年发表的十个以长征为题材的短篇小说，《路标》写毛泽东，《足迹》、《草》、《启示》、《夜》写周恩来，《标准》、《歌》、《粮食》、《肩膀》写朱德，《同志……》写贺龙。——“讴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教科书”与《红岩》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约40万字）江姐、许云峰、华子良、双枪老太婆、小萝卜头等“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最生动的共产主义教科书”、“革命的教科书”《红岩》取材于共产党人及革命者在“白公馆”和“渣滓洞”集中营里同国民党当局展开英勇斗争并壮烈牺牲的革命史实。《红岩》以地下斗争的复杂性，狱中斗争的特殊性、刑场斗争的悲壮性，把两个阵营的对垒和对抗推向了极致，在整部作品中非我即敌，非革命即反革命。甫志高刘思扬华子良成岗江姐许云峰严刑拷打和壮烈牺牲仪式化：残酷的施虐→慷慨的演说→众人的景仰江姐人们静坐在黑暗中，却像在阳光照耀下一样，背诵着江姐信中光芒四射的词句：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的意志是钢铁！齐晓轩蔑视的目光，俯瞰着山脚下的敌人，崛立在一块巨大高耸的岩石上，吸引着全部毒弹的袭击，他决心让自己的战友们赢得时间，转危为安。“扫射吧！”他把双手叉在腰间，一动也不动地分开双脚，稳稳地踏住岩石。“子弹征服不了共产党人！”齐晓轩苍白带血的脸上露出冷笑，让鲜血从洞穿的身上流出，染遍了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