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西安“新唐风”：以陕西历史博物馆为例

1现代性与西安“新唐风”：以陕西历史博物馆为例*摘要：张锦秋大师设计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长期被看作反映西安地域特征与历史文化的杰出现代建筑创作。但是，对一些历史概念的涵义和相互间关系的理解过于静态和僵化，往往会造成我们解读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障碍。本文首先在概念上就建筑现代性的产生作了基本阐述；并简要描述了中国传统建筑现代化论述的轮廓，作为后续理解建筑师面临的历史、社会环境，以及具体讨论的论述基础。最后从历史、空间、技术、观念等四个方面对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现代性表述进行解读。关键词：现代性；“新唐风”建筑；传统1现代性演变脉络1.1什么是现代性对于“现代性”的概念，目前尚无明确界定，它一方面力求打破旧传统，呼唤新事物，因此是现代的，另一方面，它批判现代化的进程，指其背叛当初的人性许诺，因此，又呈现出反现代的特征，由此引发了社会学界和建筑规划界的重新思考。从哲学概念来说，现代性是用以探究支配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历史变迁背后的规范和理想。当代现代性从一个侧面来说其实是一种自我转化的过程，这种转化当然包括自我认同的过程。而所有有关现代性问题的探讨和结论，最终可谓“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因为现代性是动态的现代性。1.2建筑现代化关于建筑的“现代性”是什么？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现代建筑发展的丰富历史景观。西方现代化的开端始于18世纪下半叶年代欧洲的工业革命。这个时期，现代思想的发展相应地催生了现代建筑的萌芽，1851年建成的伦敦“水晶官”吹响了现代建筑的第一声号角。建筑现代化经历了由表及里的过程。如20世纪初期，诸多新艺术流派对于建筑的探索更多还只是注意其外在形式方面，仍属于现代建筑的前期，如表现派和风2格派对于建筑的影响。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为标志，“现代主义”建筑正式诞生，其总的特点是重视功能问题的合理解决和强调理性创作精神，反对学院派保守落后的思维方式和形式的复古，所以又被冠以“功能主义”或“理性主义”头衔。1928年，成立了“现代建筑国际协会”（CIAM），至此现代建筑进入活跃发展期并得到广泛传播。但随着战后西方特别是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工业化革命的成功所带来的丰硕成果，使人们已不再仅仅满足建筑的功能。20世纪下半叶现代建筑表现的“理性”以及排斥传统、民族性、地域性的所谓国际主义风格受到了社会的批判。70年代的全球石油危机以及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恶化，80年代欧美引导的信息技术革命，使全球进入信息化时代，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工业时代传统的现代化有他自身的局限与弊端；而信息化时代的现代化应该是更高层次上的综合现代化，包括信息化水平、生态化水平、全球化水平、竞争力水平、集约化水平、公平化水平等。在信息化时代的“现代化”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历史、空间、技术、观念反映到“新唐风”建筑中，表现为建筑理念和形态体系的“现代性”问题。1.3“新唐风”建筑“新唐风”源于业界对张锦秋大师在古城西安创作的一系列建筑作品的美誉，如吴良镛院士所说：“近十数年来改革开放，城市建设日兴，西安古都各项纪念性建设工程任务大增，亟需具有新时代精神，并赋民族的、地方特色的优秀设计。张锦秋脱颖而出，主持了一系列重大工程，这些被名之曰‘新唐风’的创作得到了中外建筑界人士赞赏，被国家授予‘设计大师’的称号”。[1]从20世纪70年代末，张锦秋就开始设计一些仿唐建筑。临潼骊山脚下的华清池大门和兴庆宫公园内的阿倍仲麻吕纪念碑这两个小项目，使张锦秋自然而然地走进唐代建筑。在其后设计了一些较大的现代化公共建筑，如“三唐工程”和陕西历史博物馆等项目，后者设计任务书明确要求“建筑应成为陕西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象征”，于是她开始自觉地去琢磨盛唐风格与现代建筑相结合，这些项目建成后受到业内外的赞赏，在建筑界被誉为“新唐风”，并获得了多项设计大奖。张锦秋大师设计的“新唐风”建筑，大多处在特定的历史文脉环境中，即在其周边都有特定的文化环境、地理环境等作为依托而建的，同时又是对唐代建筑样式因地制宜的运用，结合建筑师对现代建筑的创新认识，形成一种“唐风现代建筑”。她强调地域背景的重要性，但这种认识不限于传统建筑的形式，同时也关注当地文3化、社会习俗、政治事务、建筑技术、气候、地形以及这个区域背景中的其它因素得出重要含义。需要指出的是“新唐风”建筑虽然一方面表现对地域特征与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视，但另一方面，它们依然维护着现代建筑的技术成就与理想精神，积极回应当代全球化与地域性问题的困扰，为中国当代建筑发展寻找方向。2中国传统建筑的现代化之路中国近代以来，西方技术、文化、生活价值观的输入推动中国开始跨入与传统生活完全不同的现代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化等同于被动的西化。最先创造出所谓“中国现代建筑”的是西方传教士。传教士为求传教任务顺利，在各地传教时均试图融人当地的文化与传统，特别是基督教各教会采取办教育传教的方式，如墨菲在教堂与教会所创办的学校建筑中，积累了丰富的探索“中国固有之形式”的经验，还提出了宏达的“中国建筑复兴”的文化理念（AnArchitecturalRenaissanceinChina）。[2]其后，一批早期留学建筑师如：梁思成、杨廷宝、赵深、陈植、童隽、董大酋等成长于中国面临列强威胁与救亡图存的年代，经历了思想启蒙的洗礼，大都有政治上的“民族主义”与学术上“古典主义”的价值取向；寄希望将现代化的精神与价值，加上民族文化的元素，形成所谓“中国固有式”的建筑模式。其中1927年《首都计划》提出：“要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而公署及公共建筑物尤当尽量采用”。在建筑理论方面，30年代梁思成、刘敦桢领导的中国营造学社，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进行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工作。累积了大量中国传统建筑的基本资料和一些开创性的研究成果。这为后续探讨现代性与“新唐风”建筑的课题，建立了对话的基础。第三次建筑现代化发生在1949年解放后，在“一边倒”国策指引下，建筑方面出现“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的倾向，也就是“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中国样式”[3]的设计公式。1959年建成的“国庆十大建筑”正是这一倾向的具体体现。如人民大会堂（赵冬日主持设计），中国历史和革命博物馆（张开济主持设计），在特大体量而富有纪念性格的建筑上体现“民族形式”作了有益的探索，建筑尺度和基调的处理比较成功；北京火车站（杨廷宝主持设计），农业展览馆（陈登鳌主持设计）试图在古典式的基础上再作简化，而民族文化宫（张镈主持设计）和中国美术馆（戴念慈主持设计）则基本上保持古典式的构图，但在体型和色调上作了新的尝试。4第四次建筑现代化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20世纪80年代中国建筑的探索，完全进入一个新的创作环境，随着建筑事业的大发展，突破了各种思想禁区，不同建筑理论和思想流派大大活跃起来；同时国外各种建筑理论理念的输入，激发了广大大建筑师的创作热情；这个时期，中国成为全球性旅游热潮中的热点，旅游业的发展，直接促进了文化性、商业性仿古建筑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创作浪潮，也涌现出了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优秀建筑精品。如西安大雁塔风景区“三唐工程”（1984-1988，张锦秋）将唐代建筑形式与现代化的公共建筑功能、设施、材料乃至园林结合起来[4]；陕西历史博物馆，“它采用了中国宫殿式的对称布局，结合钢筋混凝土结构，体现出洒脱新颖的唐代建筑风格”。[5]以上简要描述了中国传统建筑现代化的大致轮廓，作为后续理解建筑师面临的历史社会环境，以及具体讨论的基础。3现代性与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以下简称“陕博”）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于1991年建成开馆。设计以“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6]的章法概括出中国古代宫殿的空间布局和造型特征，用以象征历史文化的殿堂。通过传统建筑布局与现代功能的结合，传统造型规律与现代设计方法相结合，传统审美意识与现代审美观念相结合，塑造出一组唐风浓郁而又简洁、明快，具有时代气息的城市标志性建筑。陕博是张锦秋院大师“新唐风”建筑的重要代表，是她对中国建筑现代化的理论思考与具体实践的突出代表，有其值得探讨深究的价值。3.1历史范畴关于传统和现代的辩证关系，从哲学层面来看，一方面，现代性是有赖于传统性而存在的。建筑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个永续不断的过程，戛然而止或徒然而生的建筑形式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在现代性的进程中，“传统”一直在遭受着现代的侵蚀乃至颠覆，但是传统并没有消亡；在这个过程中，传统与现代进行着激烈的对话，两者既冲突，又相互映衬。“新唐风”建筑中的“唐风”特色正是代表着传统的延续；而“新唐风”建筑中的“新”正是传统与现代激烈的对话的结果。从中国百年来的现代建筑发展历程来看，始终无法回避的是传统怎么继承，现代建筑怎么发展的问题。而陕西历史博物馆在设计之初便要回应这个问题。因为，5政府在任务书上明确要求“陕西历史博物馆应有浓厚的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并成为陕西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象征”。对于为什么采取“唐风”，其有何现实意义？张锦秋大师是这么认为的：“这些年来的建筑设计中我着意突出唐风，一则是希望在西安保持盛唐文化的延续性，使地方特色更为突出，再则也是由于唐代建筑的建筑逻辑与现代建筑的逻辑有更多的相近之处。它那舒展洒脱的造型、简洁明确的构造、质朴明快的色彩，较之明清以降的传统建筑格调更高，故而也有弘扬本源、涤荡繁靡之意；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由于盛唐的博大、辉煌、蓬勃向上的历史风貌和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是一脉相通的。”[7]从上面这段话中，我们很容易理解到张锦秋大师心中中国历史的最辉煌阶段是唐代，而“博大、辉煌、蓬勃”的唐构正是对那个盛世的有机表现。要在当代振兴中国建筑文化，实现现代转型，则必须要复兴唐代那种“博大、辉煌、蓬勃”的建筑文化表现。而陕西历史博物馆正是唐代那种“博大、辉煌、蓬勃”的建筑文化（图1）的现代表现。张锦秋大师对“唐风”建筑的推崇与理解。一方面固然是，西安是盛唐文化的发祥地，拥有众多的汉唐遗迹，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她的老师梁思成先生对她的影响。在梁思成以“结构理性主义”为原则建立起“中国木构体系”中，中国建筑最高境界是在唐朝“豪劲时期”，他反复赞美佛光寺斗栱的壮硕，而斥责“自宋而后，中国建筑的结构，盛极而衰，颓侈的现象已发现了”。但梁思成先生对于唐代木构究竟如何向现代转化，并没有具体探讨，而仅仅表达了一种乐观期待：“将来只需变更建筑材料，主要结构部分则均可不由过激变动，而同时因材料之可能，更作新的发展，必有极满意的新建筑产生”。[8]这种期待可以从梁思成先生作为顾问，参与南京博物院（原国立中央博物院，1937设计，徐敬图1佛光寺大殿6直、李惠伯）的设计工作中反映出来。中国19世纪中叶以来，备受西方列强的侵辱，中华民族亟望民族复兴，因而强健、遒劲、朴素、爽朗是为社会所期望的民族性格。在梁思成以“结构理性主义”为原则建立起“中国木构体系”中，中国建筑最高境界在唐代“豪劲时期”，要振兴中国建筑文化，实现现代转型，则必须要复兴唐代那种“豪劲”的建筑文化表现。因此，在梁思成先生的参与下，南京博物院放弃与周围环境相适应的明清风格而采用“唐风”[9]建筑形式。其意指“唐风”形式的外表下，表现一种文化上的复兴。南京博物院（图2）是中国第一座“唐风”现代建筑。整座建筑设计科学合理，在满足新功能的要求下，采用新结构、新材料建造的比例严谨的“唐风”现代建筑。主要表现为造型朴实雄浑，屋面坡度较平缓，立面上的柱子从中心往两边逐渐加高，使檐部缓缓翘起，减弱大屋顶的沉重感。尤其是屋顶下简洁而粗壮有力的斗拱，主要是起结构受力作用。总体布局强调深层次的对称轴线，主体建筑离中山东路主干道较远，前面留下宽敞的空间，做草坪、广场和绿化带，大殿前建图3独乐寺山门图2南京博物院（原国立中央博物院）7有宽大的三层平台，这样设计，可以衬托主体建筑的雄伟高大。大殿仿辽代蓟县独乐寺山门（图3）形式，其结构多按《营造法式》设计，某些细部和装修兼采唐宋遗存。大殿为七开间，屋面为四面曲面坡的四阿式，上铺棕黄色琉璃瓦。以现在者的眼光来看，南京博物院脱离城市发展与地域文化特色，而追求所谓的“豪劲”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