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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问题：源于历史，中国治理这是我读完的第二本外国汉学家写中国问题的专著，第一本是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记忆犹新。对于历史，想先谈关于历史教育的两个小想法。第一，我中学年代历史学科分数很高，但是究竟学了多少，学的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客观历史，我比较疑惑。第二，如果才能了解真正的历史呢？除非能够读到英文原著，否则如果只读中文版的书很容易就看不全面，至少得懂繁体字，因为就《邓小平时代》而言，相对于港版繁体和大陆版简体而言，就一些敏感事件的删减多达8000多字，删减之后就不是一本完整的专著了。我觉得读书不求猎奇，但求客观全面，就像老师所说，中国的学生就应该了解中国的问题。本文的题目是：中国的问题：源于历史，中国治理。前面三个部分中国现今问题的历史追溯，后三个部分叙述中国问题目前的治理方式。一、历史的产物：儒家、革命实践与党的组成(1)儒家是贯穿中国古代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给我留下了三个重要的印象：对“礼”的强调；2.对秩序的强调；3.对社会责任的缺失。对于“礼”的强调，儒家一直都非常注重“循规蹈矩”，相比于法家的严刑酷律，当这种柔性的统治手法被统治者和学者上升到一种价值观、国家形态的高度，人人以“克己复礼”为荣，并且历朝历代加以强调、引导和延续，这种统治术成了人们自觉的用来衡量自身价值的标准，一直有少许留存到今天，例如对于读书做官的崇拜，对于长辈的至高无上的听从，村落族长式的治理等等，它是一种比法家的严刑酷律更加高明的统治术，是一种思想上的把持。同时，对“礼”的过分强调也是今天中国社会形式主义的来源之一，办公室文化中对上司的过分遵从以及升迁的“送礼”现象，行政长官视察时的礼仪队伍的规模足以彰显官威和地方对长官的欢迎，写文章中的空话和吹捧等等，闻一多先生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做了不说，做了再说”，而当社会充斥着还没做就开始宣扬的时候，社会的浮躁气息就会非常严重。同时，对于“礼”的强调，是一种软性的约束，当年轻人为了做到“合乎礼”的时候，我觉得就开始步入老年期了，带上老年人才会有的拘谨和深谋远虑，而不太敢表达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虽然它确实会让人觉得这年轻人很有礼貌，而且也不会犯错误，甚至都没有去犯错误的勇气，只要不去尝试，当然永远不会犯错误，因为“做多错多，不做不错”。于是，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中国人的创新精神实在堪忧。对于秩序的强调，对“长幼有序”经典的案例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它是从道德上规范了君臣、夫妻、父子、师生等的关系。这种秩序只能是在宏观上相对稳定，而在具体微观层面则是不稳定而且是不公平的。当一个小孩年幼的时候，那么他很可能在各方面都排在秩序的末端，服从父亲服从老师，但是随着年龄渐长，他又可能变成父亲和别人的老师，是一种在秩序上的跨越，因此在年龄（时间上）存在着道德的投资，例如：如果小孩子小时候没学好，长大了地位高了的时候就存在为恶的风险，如果父母小时候没教好小孩，小孩长大后也可能对父母不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言传身教”的重要含义。虽说是在道德上，但是在封建朝代，道德在很多时候可以代替法律，执行法律的功能，例如放逐、拘禁和处死，在族长的同意下，在村落里德高望重的人（县令）的号召下，就可以强制他们眼里“不道德”的人。这种秩序，或者说是地位，赋予人的是权力（皇帝就在秩序的顶端，也是权力的顶峰），享有的是名望和尊重。这很容易让我联想到在古代印度也有类似的秩序或者说是一种对人更为严苛的分类，称为种姓制度，将人天生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只能从事自己天生允许的职业，与同种姓的人通婚，社会阶级极其森严，而且种姓制度是一辈子的，甚至世代相传，他比中国古代的等级制度要严格得多，它引起的社会矛盾也会激烈得多，因为中国的科举制度一个重要的功能是缓和社会矛盾，出身低的人可以通过学习儒家学说表明自己的基本学习能力和对这一套秩序的无比服从来获得“鲤鱼跃龙门”的机会，跻身上层阶级，它打开了一扇让人能够通过后天努力改变出身不公平的窗户。关于种姓制度，还有这样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印度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尔博士出身“达利特人”，属于低等阶级，在印度独立之后起草宪法在法律上废除了种姓制度，但是具体实施却异常困难，于是在万般无奈之下，在1956年，这位先驱带领50万达利特人全部该信佛教，不信印度教，才去除了种姓制度的压迫。儒家思想对于社会责任的缺失，体现在那时候社会责任从不延伸到陌生人，而只是局限在自己的关系网中。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今年政府大力提倡“感恩”和“见义勇为”的精神以及提倡社会帮扶、赈灾捐款等来提高公民的社会责任感，而在中国古代传统精神中，是一种“防人之心不可无”加上“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价值观，因为不熟悉所以不知会不会帮了你将来会不会害我，以及去帮助亲戚朋友可能更加有利。据现代博弈论观点阐释动物间利他主义的动力在于存在某些有利于利他主义者的事物，包括他人的帮助，他人的间接互惠以及良好的声誉。当然，这不符合现代社会。（2）革命的实践经验：根据自己的概括，也分成：1.听党的军队；2.长征与延安经验；3.人民战争。这三个方面的经验，极大影响到中国后来的组织和治理模式，这是来自革命的产物，也是列宁氏政党的产物。首先，拥有一支听党指挥的军队是非常强有力的，一方面是效率，一方面是恐惧。我能马上联想到的是纳粹党在二战期间利用自身控制的冲锋队和党卫队代替正式国防军，对国内进行大清洗，一支效忠于党的军队对于巩固党的地位以及保证党对全国的控制是很有效率的；另一方面，军队成了执行党的决策的强有力的武器，能够扩大党的政策的执行度，即使有时候政策存在偏差，也无法得到政府的制约。其次，长征和延安的经验尤其影响到了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治国方略，毛泽东是经过战火洗礼的人，对待战争与和平、国家与和平有着不同于和平年代出生的人的感悟，因此对于后来未经历过长征的人的观点和人，毛泽东有着天然的排斥，因为大部分打下江山的老领导中间凝结着的革命友谊是年轻人不能体会的。同时，长征对于毛泽东在塑造军队和党中塑造起个人的形象、展示其军事才能有重要作用，而延安经验则让毛泽东从心里相信政治动员的强大力量，能让南泥湾从一片荒野变成塞上江南，政治运动能促进人民的精神力量去激发劳动的效率，能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发动大跃进运动，在苏联撤走援助之后回到艰苦奋斗时期，而这对于我们现在看来是完全不可能的。而延安整风运动对于统一思想团结革命力量的经验也是促成毛泽东日后面对国内经济情况，将原因归结为阶级和矛盾，发动文化大革命去推动的原因，而我们知道，革命的经验和和平建设时期的经验也不一定能够完全套用。对于人民战争的理念，也是列宁式政党的产物，在中国垄断式革命史观中，这也被成为集中全国力量动员的优点。纵观全世界，能够全民皆兵发动人民战争还有朝鲜劳动党和越南共产党。这也是毛泽东在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在我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之后，将各位老帅和大将分配到全国各地准备组织发动人民力量对抗强大的苏军，展开新一轮的游击战的原因。根据从革命中获得的经验，毛泽东一直将这种经验延续到军队治理中，而革命性也是解放军的重要属性，即使在当代社会也是如此。人的力量一直被毛泽东认为是决定性的力量，武器是重要因素，而决定性因素是人，对待外国的核武器，毛泽东也是如此认为，而当建国后利用苏联导弹击落美国的U2侦查飞机时，毛泽东也是对外界说：是用竹竿捅下来的。（3）党的组成如果从历史数据来看，共产党在精英比例上远远逊色于国民党，国民党政府部门中大多数是英美名校毕业，军队首领多为黄埔军校、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的专门军事人才，而共产党人领导人中只有周恩来学历最高，而军队首领绝大多数出身农民。从整个党的组成来看，没有文化的农民占了大多数，其次，由于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对民主党派的不信任，建国若干年后，政府部门基本由共产党人任职，而中高级知识分子大多加入民主党派。二、毛体系的动荡：非科学、颠覆伦理和个人崇拜我在看这一部分以及《邓小平时代》同一部分的时候，其实非常纠结，因为那描述的是一种极其荒谬的治理模式，而很多时候就体现在人的判断上，是一种人治的模式，也是一种高度集权化的治理模式。毛泽东是一位非凡的领袖，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对中国和平年代的建设，体制的完善和思想精神领域的引导却走偏了方向。毛泽东出身农民阶级，并未接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饱受战火的洗礼，对国家的治理方面缺乏经验，他所不能容忍的是在他建构的体系下不能控制新事物。（1）非科学性指在一方面强调自身理论的科学性，却没有用真正科学主义来构建理论，而是将之理解为有选择的经验主义，并且要求全体统治者贯彻。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从革命年代积累的本质上是运动的经验和和平年代的需要稳定的持续的建设其实是不兼容的，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在大跃进上毛泽东提出了“赶英超美”的口号，盲目扩大生产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作法：1.首先国内建设的需求没法消化如此多的钢铁，当时也没有所谓的出口；2.这种快速发展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是不过关的，也就是说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没有价值的；3.这种毫无秩序毫无计划也毫无市场引导的资源利用行为是极其浪费的；4.这种迅速动员全民生产的行为也是短期的不可持续的，而不是持续的生产力；5.它反映了一种盲目的赌气式的领导人的个人行为。在文化大革命上，毛泽东是认为觉察到党内逐渐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是对党内政策的危害和阻挡，也可能是将来对社会主义的背离。而随后在逐渐扩大到完全失去理性无法控制的程度的时候，毛泽东依旧几度容忍且不干预。动荡不安的环境和和平建设的需要相悖，甚至都与毛在之前确定的政策相悖，只是毛在现在已经将“右倾”列为最主要的问题。它同样具有非科学性的两个特点：1.来自革命年代的经验，整风与肃清来自经验主义。2.大规模社会动荡不利于和平年代的建设。（2）文化大革命中对于伦理的颠覆，来源于毛泽东对于封建伦理制度、阶级制度和儒家思想的深恶痛绝，发动文革意在彻底摧毁旧的伦理道德，让所有的人都极具革命性，发展出人与人相互密切监督，来维持国家稳定，这是非常极端的。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只剩下革命战友的关系，没有亲人的亲情，没有夫妻的爱情，也没有朋友间的友情，整个文革后期大量的冤假错案，亲人在红卫兵煽动下指责自己的亲人，如老舍自沉太平湖，妻子在压迫下抛弃自己的家庭，还有大量的同事讲出一些捏造的小事来制造借口背叛同事，学生批斗老师，包括解决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遭到无理谩骂，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在北京大学攻读物理学时被批斗致残，手段残暴，种种行径都表明，这是文革中最为恶劣的问题，因为这是涉及到深层次的人性问题，是一种疾风骤雨般毁灭人性的灾难，它将社会引向机械的、斗争的、践踏法理的倒退。（3）个人崇拜归结为两个原因：1.是毛泽东早年在表现出的才能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绝对解释权，成为精神领袖；2.毛泽东晚年对于权力的迷恋和对于他所解释不了的现象的无奈。对于个人的崇拜在历史上也有出现，例如苏联时期对于列宁、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目前朝鲜对于金氏家族的个人崇拜，这都是这些领袖们牢牢掌握政治权力，同时利用自身影响力保持党和政府稳定的手段。但是，个人崇拜最大的危害在于其对于国家政策常年的过度干预，以及容易发展成独裁现象，独裁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刚刚独立的民族解放国家中极其常见，多为军政府独裁。个人崇拜的例子，如晚年毛泽东规定一切以中央委员会下发的文件都必须经过他的批准否则视为无效文件，借此在不担任国家主席之后仍然对国家政策进行干预，对于70年代邓小平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予以坚决的阻止；其次，个人崇拜的第二个危害在于对继任者的指定任命，这个现象在中国目前的领导人选举中仍然存在，党的权力极大，而宪法规定的权力来源人民代表大会只是批准的功能，毛泽东晚年在指定接班人的过程中就出现过一片混乱的权力斗争和相互碾压，这也体现出个人崇拜的问题。从刘少奇到邓小平的批斗，表现出毛泽东对治国能手失去信任；从林彪的叛逃体现了毛泽东选择依靠军队的失败；最后只能选择才能平庸，从毛泽东故乡湘潭一路被栽培的华国锋能够忠心地坚持他的政策，但是最后华国锋仍然得靠边站。这种悲剧的领导人继任问题在第二代领导人与第三代领导人的交接方面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