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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发展与道德建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自然的关系。”①“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②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一个社会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现实基础，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必然地应从这一现实际出发，包括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等社会意识形态。这是由经济活动的性质决定的，也是由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决定的。经济发展正是能够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根本保证。所以，恩格斯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③道德作为人们的核心的社会意识自然也要受制于社会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受制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态势。但是，物质生活并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道德生活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为人不仅是一个物质的存在，更是一个精神的存在。道德建设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和人们生活意义的决定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因此，我们应该正确地认识和理解经济发展与道德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对确定社会的道德建设方针、确保道德建设的实效性有着直接的指导作用。首先，经济发展对道德建设具有决定性的奠基和推动作用。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④一个社会的道德只有从该社会的经济生产方式出发才能得到说明，一个社会的道德建设也只有建立在该社会的经济发展基础上才能得到有效实现。一个人不管在主观上如何想超脱各种社会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也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因为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们的动机是以物质利益为其根源的，物质利益的追求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原动力。同时，经济的发展可以为社会利益补偿机制的落实奠定根本的基础。因为“公平合理的利益补偿制度是保障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道德在市场取向改革下继续长盛不衰的物质基础。”①没有基本的利益补偿机制的建立，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就是一句空话，成员对国家和社会的信心就会动摇，社会整体的道德观念就会扭曲，对道德价值的追求就丧失了动力。其次，道德建设对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的导向和保障作用。人不只是一个物质的存在，更是一个精神的存在。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积累财富，而是为了人的幸福。幸福的来源是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的人的精神自由和道德追求的实现。道德建设能够为人们的经济行为指明前进的方向，’指导人们找到生活的真实意义和真正价值。“孔颜乐处”对现实生活的纯粹超越性的确不具有广泛意义，但是它所指引出的精神追求之路，对沉醉于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人们仍然具有暮鼓晨钟般的警示作用。道德建设不仅能够为经济发展产生导向作用，而且能够使人们通过对“经济的伦理问题”的关注找寻到“伦理的经济”，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应有的伦理保障，通过协调经济活动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使经济活动更加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加和谐有序，促进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马克思指出:“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②经济发展与道德建设之间并不是亦步亦趋的绝对依赖和对等关系，而是一种互相影响、互相适应、共同前进的协同关系。经济发展对道德建设的作用是莫基和推动，而不是必然的决定;道德发展对经济建设的作用是导向和保障，而不是超越和替代。在看待经济发展与道德建设之间的关系时，要防止片面性、极端化，既要避免虚妄道德主义，又要避免庸俗的经济主义;二者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要把道德建设放在应有的重要位置。因此，《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1996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指出:“物质文明是基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牢牢把握，毫不动摇，但是精神文明搞不好，物质文明也要受破坏，甚至社会也会变质。在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认真解决当前一系列紧迫问题，进一步开创新形势下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紧密结合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引导人们正确处理竞争和协作、自主和监督、效率和公平、先富和共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关系，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形成健康有序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