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自

黄自幼饱读诗书，尤爱音乐。1916年入北京清华学校，开始接触西洋音乐。1924年清华学校毕业，赴美国俄亥俄州欧柏林学院留学，攻读心理学，毕业后于1928年转入耶鲁大学学习西洋音乐的理论与作曲，1929年毕业后回国。返国后任教于上海沪江大学、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等学校。1935年，黄自发起创办了第一个由全华人组成的管弦乐团——上海管弦乐团。著名的音乐家贺绿汀、丁善德、朱英、江定仙、林声翕（xi）、刘雪庵等，皆乃黄自门生。1938年因伤寒大肠出血症逝世于上海。推动乐教，致力音乐创作黄自留下的音乐创作，参考刘美燕《黄自研究》载录之47首作品，可分成以下几类。艺术歌曲黄自作品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艺术歌曲。黄自是1930年代艺术歌曲创作繁荣时期，最有创作价值也最有影响力的作曲家。艺术歌曲的特质，就是运用“音乐、诗歌、钢琴伴奏三位一体”的创作技法，是艺术性极高的歌曲形式。中国20世纪上半叶艺术歌曲的创作，是将德国、奥地利等西方国家艺术歌曲的创作技法，融入中国音乐传统中所形成的既有民族色彩的歌曲形式。舒伯特是西方艺术歌曲的代表人物和典范，而黄自则是在舒伯特的基础上又经过了自己的深入研究，是中国作曲家在艺术歌曲界的一个高峰。黄自创作艺术歌曲时，看重歌词和音乐的结合，善于用精炼的音乐语言表现诗的意境，歌词富有诗意和较高的艺术性。汪颐年曾在〈忆黄自〉一文回忆道：“因为黄自先生的北京话不好，经常搞不清字与字之间的音律，所以每次当他拿到一个作品的时候，总要让我先给他做下示范，然后他再自己练习，把每个字与字之间的关系都做标记。有时一遍他听不清楚或者做不好，就会让我做二遍甚至三遍的示范，直到他弄明白为止。”由此可见黄自对于歌词音律的看重。常与黄自配合的歌词创作者韦瀚章，与黄自主张相近，皆致力于“诗乐结合”、“词曲交融”。韦瀚章歌词结集为《野草词》。词风温柔敦厚、皎然出尘，不食人间烟火。知名音乐家黄友棣曾总结韦瀚章的词风是：“词中有乐，词内提供丰富音乐境界。”(见《野草词》序文)因此，韦瀚章的词和黄自的曲，可谓搭配得天衣无缝。伴奏部分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衬托出歌唱者在演唱中的情绪，以便于诠释出作者想表达的深层意义。所以其歌唱表演和伴奏部分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黄自艺术歌曲，可再细分为三种类型：抒情类：《春思曲》、《长恨歌》清唱剧写实类：《天伦歌》、《谁养我》、《睡狮》赵元任对黄自的音乐创作，做了较全面、系统性的评价：“黄自的旋律是流畅的”；“黄自的和声大半是朴实的如其为人”；“黄自的节律当然变化很多。大体上说起来是倾向于稳重派......黄自对于中国字在乐句里轻重音的配置，可以说严格得要命，在现代作曲家中间，很少有像他这样严格的。”“他(黄自)的长处是做什么像什么，总是极得体，总是极好唱，我曾经称他为现代中国最可唱的作曲家。因为这个的缘故，我赞成现在学作曲的学生们把研究舒伯特、勃拉姆斯等等的工夫至少匀一小部分来注意点黄自的音乐。”(赵元任《黄自的音乐—为五•九音乐节而作》)爱国抗敌歌曲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内忧外患交迫。黄自转而创作了大量爱国主义作品、抒情作品，以音乐抗敌报国。他创作的《抗敌歌》（原名《抗日歌》），是中国第一首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合唱曲。作品包括：《抗敌歌》(1931年)、《旗正飘飘》(1932年)、《热血歌》、《睡狮》、《新中国的主人》、《中国一定强》、《国旗歌》、《国父逝世纪念歌》、《国庆歌》、《国庆》。学堂乐歌：《睡狮》、《雨后西湖》、《秋郊乐》、《西风的话》等，都是专为中学生创作的音乐教材，其中许多作品也属于艺术歌曲范畴。作品包括：《互助》、《踏雪寻梅》《踏雪寻梅》这是由黄自作曲，刘雪庵作词的儿歌《踏雪寻梅》是一首欣赏冬天自然美景的歌曲。梅花不畏冬雪，傲然绽放，吐艳枝头，千百年来人们赞美这样的雪梅精神。《踏雪寻梅》表达了青少年学生骑着毛驴，踏着冬雪去欣赏梅花绽放的情景。歌曲以轻快活跃的曲调抒发了人们赏梅时的兴奋、愉快的心情，词曲并茂。合唱是以骑驴赏梅、铃儿的叮当响声为意境来编配的。在A段中，第二声部主要以叮当声为骑驴行走的背景来衬托第一声部的形象。B段的第二声部是以和声式方法配置的，它与第一声部和谐地结合，形成“如影随形”的效果，使歌曲显得丰满，加强了歌曲的表现力。改编他人之作，或将原作配以和声[编辑]作品包括：《中华民国国歌》、《目莲救母》、《春郊》、《国旗》、《破车瘦老的马》、《摇篮曲》。1938年5月9日，黄自因伤寒大肠出血症，逝世于上海，年仅34岁。黄自临终时，对夫人汪颐年说：“快去请医生来，我不能就此死去，我还有大半部音乐史没有创作完呢！”在哀悼黄自的追思会中，弟子为他创作了一首搭配合唱的管弦乐作品〈悼今吾宗师〉（张昊作词、陈田鹤作曲）：“先生此去何匆匆，抛下了半篇残著，无数新声犹待谱，满腔曲调埋终古。”黄自的音乐挚友韦瀚章，谈及他的英年早逝，说道：“假若他能多活几年——即使仅仅十年吧，我相信他一定会写成更多更动人的作品，因为那时正是抗战最艰苦，而又转入胜利的年代。那种苦尽甘来的滋味，黄自当能以最动人的乐曲表达出来。”(刘美燕《黄自研究‧音乐挚友韦瀚章谈黄自》，页139)黄自一生创作音乐时间仅8-10年，留下40余首作品；数量虽不多，但品质皆可观。1943年5月，重庆的中国音乐研究会为纪念黄自逝世五周年，特别出版了〈黄自遗作——《长恨歌》专号〉。著述立说，培育作曲英才1929年，黄自任教于上海沪江大学音乐系，次年转任国立音专的理论作曲教授，兼任音专教务主任。黄自专授和声学、对位法、音乐史、音乐欣赏，引领着理论作曲组健全充实、进步神速。黄自推动中国音乐发展，不遗余力。除了作曲之外，黄自还创办上海管弦乐团，是第一个全由华人组成的管弦乐团。此外，黄自也与萧友梅等人，创办音乐杂志。弟子贺绿汀曾评价：黄自“是第一个系统地、全面地向国内学子传授欧美近代专业作曲技术理论，并且有着建立中国民族乐派的抱负的音乐教育家。”而黄自的弟子、中国知名作曲家刘雪庵回忆道：“虽然恩师黄自平时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但在辅导学生及培育中国音乐教育这棵新生的嫩苗时，谦虚和蔼、平易近人、循循善诱，使见者都有亲热感。他虽是教授，但从不‘好为人师’，也从不对人感到厌烦，而是侃侃而谈、启发提问、因势利导，令人广开思路；既是谈笑风生，又是诲人不倦。先生的声音笑貌，至今仍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先生诲人不倦的精神，使我终身难忘；先生渊博的学识，像甘露一样滋润着我的心田。”黄自临终时，对夫人汪颐年说：“快去请医生来，我不能就此死去，我还有大半部音乐史没有创作完呢！”理论作曲“四大弟子”的继承黄自理论作曲的“四大弟子”既继承他音乐语言凝炼的精髓，结构严谨，又各有独特个性。整体而言：贺绿汀于稳重沉着中又富有浓郁乡土风味；刘雪庵偏重都市流行气息，追求旋律精致美感；江定仙在抒情中带戏剧性激情，“洋气”较重；陈田鹤艺术风格则突出中国传统音调的融合与抒情气质。在那遥远的地方》不是王洛宾创作，实际他只是传谱者。作曲家陈田鹤（1911-1955）改编《在那遥远的地方》并创作了钢琴伴奏才使这首民歌成为可登大雅之堂的作品，黄自培养作曲人才，不拘一格，因材施教，各有个性与成就。黄自的音乐主张在黄自回国后的第三天，就提出走俄国国民乐派的道路，建立一种民族新音乐的主张。之后也陆陆续续写了很多理论著述。黄自认为中国音乐仍处于学步阶段，若立刻飞跃到新音乐，必然导致学生、学者、欣赏者的“迷失”。再者，黄自打算先从音乐教育着手，要将中国从旧音乐古典阶段，按部就班导向现代新音乐。最后，黄自大可展现学到的20世纪新音乐，名扬国际。但他放弃了，这反而更证明他的伟大。黄自身体力行，在不断地探索过程中，改变其早期作品音乐语言较欧化的倾向，创作了如《山在虚无缥缈间》以及为电影《天论》（1935）谱写的主题歌《天伦歌》（乐队使用了笛、笙、二胡、琵琶和锣）等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然而，等黄自实现现代音乐的时机终于到来，他却英年早逝了。黄自重要音乐理论：〈怎样才可以产生吾国民族音乐〉“目前吾国音乐正在极紊乱状态中；原有的旧乐已失了相当的号召力，五花八门的西洋音乐像潮水般的汹涌进来。而新的民族音乐尚待产生。在这种情形之上，当然不免有许多矛盾的见解。一部分的人以为旧乐是不可雕的朽木，须整个儿的打倒，而以西乐代之。这些人的错误是在没有认清凡是伟大的艺术都不失为民族与社会的写照。旧乐的民谣中流露的特质，也就是我们民族性的表现。那么当然是不会一笔抹煞的。另有许多人认为振兴中国音乐只有复古一法，他们竭力排斥西乐，并说学西乐就是不爱国，这种见解当然也是不对。文化本来是流通的，外族的文化，只要自己能吸收，融化，就可变为自己的一部。主张绝对排斥西乐的先生们一定忘了他们今日所拥护的“国乐”，在某一时期也是夷狄之音。国乐中最主要的乐器如胡琴，琵琶，笛子等何尝不是由西域传入的呢？不过当我们把它融化了时，就可算我们自己的东西了。再者，一国的文化，要不与外族的文化相接触就永远没有进展的可能。吾国音乐为什么在唐朝最盛？就是因为当时与西域印度音乐接触的缘故。请在西洋音乐史上再举一事实来证明之。百年前俄国在欧洲音乐界上是毫无地位可言。但是最近五六十年来突飞猛进放一异彩。原其故，俄国从前虽极富民谣，但是各外国音乐都不发生接触。等到十八世纪末期德、法的音乐充量地输入，于是这支生力军，变成一大原动力，启发了俄国音乐许多新境地。俄国音乐家将自己固有的民谣用德国科学化的作曲技术发展起来，结果就造成一种特殊的新艺术。我想我们中国将来的民族音乐，自然而然也会走上这条路，把西洋音乐整盘的搬过来与墨守旧法都是自杀政策。因为采取了第一办法我们充其量能与西洋音乐进展到一样水平线罢了。况且这也不一定办得到，因为不久他们自己也要变新样子。那时我们在后面亦步亦趋，恐怕跟起来很费力罢！所谓“乡下姑娘学上海样，一辈子也跟不上”因为“学得有些像，上海又改了样”。至于闭关自守，只在旧乐里翻筋斗，那么我们的祖宗一二千年来也翻够了，我恐也像孙悟空一样再也翻不出如来佛的掌心。况且在现在情形之下，我们也无法阻止西乐东渐。西乐自会不速而来。我们的门也关不住的。因为这是自然而非人力可以挽回的趋势。平心而论，西乐确较国乐进步多。他们谱记法的准确，乐器的精密，乐队组织规模之大，演奏技术之科学化，作曲法之讲求我们都望尘莫及。用历史的眼光看来，中国音乐进展的程度只可比诸欧洲的十二三世纪。这话好像壮他人志气减自己威风，不过，事情实在是如此无可讳饰的。我们现在须知彼知己，取人之长以补我之短。不然夜郎自大，适足自害，何尝是真正的爱国呢？最后还有一句，就是西洋音乐并不是全是好的。我们须严加选择，那些坏的我们应当排斥。而好的暂时不妨多多借重。总之我们现在所要的是学西洋好的音乐的方法，而利用这方法来研究和整理我国的旧乐与民谣，那么我们就不难产生民族化的新音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