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谜

如何破解中国之谜“中国之谜”：即中国快速发展的谜团。1993年，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最先提出了“中国之谜”的说法。罗纳德认为，中国在财政下降的同时，快速的货币供给增长并没有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他对这一情况大惑不解。于是，他把中国这种“在高财政赤字和高货币供给量的同时保持价格稳定的现象”称为“中国之谜”。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韦茨曼提出，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设计的东欧和原苏联各国的改革，伴随而来的是经济大萧条，而在他看来“不那么正宗”的中国改革却与高速经济增长并行。他将这种现象称为“中国之谜”······这些世界最顶尖的学者专家，把我国的快速发展称为“中国之谜”，包含了这样一层意思，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角度，中国的发展是难以理解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崛起，持续的GDP增长、遍布世界角落的“中国制造”、富有变化的创富者······中国在世界的角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人对这一系列的变化充满了好奇心，他们很想知道，中国究竟怎样在短短三十余年时间里创造了西方二百年的经济奇迹，而且是在人口众多、人均资源不足、技术创新匮乏、对外完全不开放的情况下。于是，一个新的词语出现了——中国之谜。西方人看中国是谜，我们看自己也是谜。经济的快速增长带给我们惊喜的同时，我们又有了新的迷茫，改革开放让我们“一夜间”富起来了，但我们又感觉“富”的不真实，贫富差距、廉价商品的出口、资源不足等问题渐渐浮出水面并愈见严重，国富背景下出现了一些矛盾与问题，中国之谜究竟是怎样的还需我们细细参透。中国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中国人民由“温饱”到“小康”的转变，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共产党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提出并真正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找到了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中国道路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把全体人民的一切潜能都最大限度地集中到发展上来。中国道路的成长历程，显现了现代制度成长与创新的机理，而中国共产党则起到了总领作用，所以，中国的快速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带领下的杰作。破解中国之谜，起码要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长期的、基本的理论。第一：社会主义还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论在哪个国家都必须有这个国家的特色；第二：中国是第一个提出这个专有词的国家。中国所走的路线是别人没有走过的，不是东欧社会主义简单的计划经济，不是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共就非常有前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全面、系统、深刻地理解和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理论体系，对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因此，中国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很显然，改革开放是破解中国之谜的必要因素之一。改革开放，让我国成为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30年来，我国经济年均增幅高达9.8%，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到2008年已提高到6.4%。今天，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钢铁和水泥生产国，第二大能源消费国。我国的外汇储备列世界第一，外贸规模位居世界第三。改革开放即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改革开放的实质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人民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引发了中国人学习的欲望，而开放则降低了中国人学习的成本。综合起来，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成本的迅速存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其中，制度成本的大幅度降低，是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改革开放的同时，我们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一条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践基础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奋斗旗帜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的完全新型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吸取了美国和俄国的经验教训，发展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模式。中国，既不同于美国的“任凭个人去发挥自己的力量与智慧”，也不是“把社会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一人之手”的复制，而更像介于“劳动者的犁”与“士兵的剑”之间，而且向“任凭个人去发挥自己的力量与智慧”方向靠拢，更具正向意义。破解中国之谜，中国制度的松绑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加里贝克尔说过“没有适当的体制，就不可能搞市场经济，因此，中国要做的事情似乎在于建立相似的体制，如果体制建立了，就不用为私有化操心了”。哈佛经济学家罗德里克也说过，“好的制度是那些能够使这些第一级原则充分发挥效能的制度。在好的制度功能及其形式之间，并不存在唯一的对应关系。改革者有相当大的政策空间根据当地的约束条件和充分把握当地的机会，创造性把这些原则应用于制度设计之中。成功的国家就是那些善于利用这些政策空间的国家。”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下对内改革则做到了这点。自1978年改革浮出水面，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松绑：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终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把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十四大”则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7年的“十五大”则更为旗帜鲜明地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制度松绑打破了政治全能的僵局，大批经济组织独立出来，越来越多的资源通过市场而非政府的手被良性配置，政府逐渐向仲裁者、服务者等角色回归。制度上的豁然松绑，带来发展自由。空间骤然解放，人们更轻松施展拳脚，各方沉寂或被羁绊的资源被调动起来。人们能够自主创业，不再偷偷摸摸，扩大规模不必藏着掖着，打出自己的品牌也不必遮遮掩掩。中国三十余年来取得的成就，经济学家吴敬琏评价关键在于改革开放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变通性的体制与政策，解开了命令经济学中行政命令的束缚，扩大了居民择业和创业的自主权利，使得原来被压迫的潜能得以发挥出来。当然，所有的“富”都离不了“自主”俩字。不管国富还是民富，不管是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的发展，皆基于民众自主创造。自小岗村农民按下手印以来，人们迫不及待要求——富起来吧，已经走到了官方号召的“改革开放”这一宏大叙事的前面。被束缚的太久，一旦有了腾挪的空间，被已发酵得无处安放的创富欲望催化，人民有了难以置信的创富能力，以风驰电掣的速度奔向未来。因此，人民自出创富的积极性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作为界定一切经济制度的基本因素，产权清晰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中国的改革开放，即为产权制度变革的过程。私人承包以及产权私有，正在从农业走向非农业，并蔓延到城市，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基础。1992年是中国产权变革的分水岭。国企改革思路出现转折性改变，产权制度改革成为改革中心，由之前的假定产权制度不变扭转为产权可销售给个人。产权变革对中国的“富”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外开放则拉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2001，加入WTO把中国带入更深、更广的经济发展领域，外商在中国年均投资额高达1000亿美元。大量外资涌入，为中国提供了发展所需的资本、技术、管理等商业资源，吸收了大量劳动力就业，成为缓解中国就业压力的安全阀，并产生鲶鱼效应，国内企业的竞争意识与竞争能力大大增强，为中国改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而且，中国的开放政策不仅是对外开放外资，而且是对内开放移民。西欧殖民主义四百年间对外移民仅几千万人，为此占领非洲、美洲、澳洲的大片领土，贩卖人口、奴隶与毒品，消灭当地的民族与文化，还引发两次世界大战。而中国三十年间约两亿农民工进城，不但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也没有引起世界战争，带来的是中国城市化的扩展和全球消费品供给的繁荣。中国放松农民进城限制的速度，远远大于西方发达国家放宽移民限制的迟疑。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和二次大战后战败的德国与日本不同，不是美军占领下的被迫选择，也不是前苏联在西方挑战下的自信瓦解，而是中国领导集体在久经入侵、战乱、天灾、人祸之后的自主改革和自主创新。中国全方位的学习实验，摆脱以往意识形态和文化偏见的限制，来源于自己不断战胜困难的历史与信心。总之，中国的高速发展是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道路上实行改革开放，进行自主创富而形成的。想要参透中国之谜，还需我们继续努力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