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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匹夫不可夺志国性不存，我生何用？梁培宽说，父亲不喜欢别人称他作国学大师、哲学家或者教育家。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做学问的人。“就用‘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句话来评价我父亲的一生是合适的。”小组成员中文学院汉语言1403涉外文化管理韩竺媛洪毓敏吴炫周清颜生平：（1893-1988）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师承：19岁中学毕业后，因家境穷困未能进入大学深造，学术成就皆是自学而得。高徒：冯友兰等。核心理念：通过乡村建设工作，重新建立中国新秩序。教育实绩：梁漱溟在中国发起乡村建设运动，邹平乡村研究所至今仍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成功的乡村教育实验。著作：《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读书与做人》、《中华文化的命运》等。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直言。——冯友兰梁先生的一生是一部传奇。他接受的学校教育止步于中学，却被蔡元培请到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他在北京城出生成长，却一度决意过农村生活，并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他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却也不排斥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他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他为我们留下很多掷地有声又发人深省的话：“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为往圣继绝学独特的“怪人”这个世界会好吗？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抗战中奔走团结，胜利后进取和平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目录为往圣继绝学1916年，梁漱溟写了一篇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文章《究元决疑论》。该文批评了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这篇文章勾画了梁漱溟此后的人生轮廓，即用自己的方法分析问题，寻找自己的答案。刚接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看到文章后，觉得立意虽偏颇，却有独到见解，遂邀请梁漱溟到北大任教。在北大期间，他先是开设了印度哲学课程，借此弘扬佛法。梁漱溟对佛学的研究是从少年时代开始的。梁漱溟在北京长大，受家人宠爱，到6岁时还不会穿裤子。他上了4所小学，学的都是初浅的知识，但他一旦开始开智启蒙，就开始了自我求知之路。14岁时，梁漱溟开始思考人生苦乐问题。他觉得自己的家境尚好，受父母疼爱，却常常苦闷不乐，而家中的女工，天天做饭、洗衣、干杂活，辛苦得很，却并不觉苦，脸上常有笑容。这种思考与佛学合拍，因此梁漱溟拼命看佛书，渐渐通宵佛理。在北大教了一年印度哲学，梁漱溟经历了由“佛”到“儒”的思想转变。他选择了孔子，一个在当时看来似乎已经过气了的先贤。后来，梁漱溟就不讲印度哲学了，开始讲孔子。梁漱溟后来回忆，《论语》中传达的乐观的人生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对儒家的看法。梁漱溟批判五四后中国思想界流行的“唯科学主义”，弘扬中国传统文化。1921年，他发表文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极大的勇气批判新文化运动的过分西化倾向。他认为，照搬德先生和赛先生，并不能改善中国的国情，儒家文化才是复兴中国文化的基石。在东西文化观上，梁漱溟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这三种文化各有所长。他反对“打倒孔家店”，或把中国经典悬搁起来，而是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梁漱溟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是梁漱溟，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更足以与鲁迅构成表面对立、其实互补的两极。他们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发扬者，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批判者。梁漱溟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他做到了。独特的“怪人”梁漱溟在反传统的浪潮中挺身而出，倡言中国文化经过调整还能继续存在并复兴，他相信中国本身拥有走向现代化的力量。他坚持自己思考人生，在时代变迁中直道而行。梁漱溟善于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他常对别人说，你看我最闲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忙的时候。你看着我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我的思想已经跑得很远很远了。思考是大事，德性是大事，行动也是大事。这是一个完全了解自己的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知道自己的人生使命。梁漱溟迂阔、率直、狂妄，不通世故，被一般人视为“怪人”，但他并非不近人情。相反，他是一个极富同情心、胸怀极为宽阔的人。上世纪二十年代，梁漱溟在北平讲演《人心与人生》，要听众支付听课费。这个主意是梁漱溟自己想的：“是真想让人来听，或因花过钱而注意听，否则不免有人随便入座并不真有兴趣听。”但他又主动关心那些没钱的学生，后来成为哲学家的唐君毅，因故没听，就收到梁漱溟托别人带给他的“补贴金”。梁漱溟好布施，他自己花销少，却经常接济有困难的人。他的方式很独特，送人的钱不用还，但借他的钱必须还。一位友人忘记归还，他曾前去索债。他的观点是“可以与，可以不与，与伤惠。”梁提醒已摆脱困境的借钱者还借款，目的是能够给另一些仍在困苦中的友人雪中送炭。他与萨空了合作办报，给萨空了定的薪水比自己高，因为萨有家室之累，而他自己的薪水虽低，却仍从中拿一部分资助萨空了。1942年初，梁漱溟从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这些言论，也曾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但考察梁先生行迹，我们可以肯定，他的这种言论，绝非出于狂妄，也非出于自恋，而是人格的自我期许，是对自我精进的要求。非常的言论背后，自有梁漱溟达观的牢固基石。他信奉孔子的“仁者不忧”，因此他“乐天知命”。抗战期间，袁鸿寿先生在桂林七星岩请他吃饭，饭后在树下聊天，恰敌机在天上扔炸弹，袁鸿寿大惊失色，要躲一躲。而梁漱溟则镇定自若，继续聊天。这个世界会好吗？在去北大教书的那一年，梁漱溟家里发生重大变故。其父梁济于60岁生日前投湖自尽，留下一封《敬告世人书》。父亲梁济生前虽在清朝做官，但却支持维新运动和民主政治，这些政治观念都遗传给梁漱溟。后来，他决定从事乡村建设运动，即农村教育。因此，梁漱溟31岁辞去北大教席，用毕生精力寻求民族自救之道。在先后参观上海、南京、北平等地的乡村教育工作后，梁漱溟找到了“中国问题”的核心，却无解决之法。他认为教育家的努力可以为某一个地区带来短时间的繁荣和进步，但不足以根本解决中国问题和农村问题。但这些思考让他坚定了政治信念和政治主张，即从根本上扭转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从而使民族自救运动得以成功。1929年，梁漱溟的理想终于有了实现的机会。在北平办报期间，他接触到冯玉祥和韩复榘等开明的军阀。得以允许在河南筹办村治学院，用局部的实验来落实自己的理想。然而这个来之不易的办学机会很快因时局的混乱而陷入停顿。战事结束后，学院已人事全非，政治靠山韩复榘投靠蒋介石，被调往山东，而新任的河南政府主席对村治学院极为反感，在重压之下，学院停办。河南村治学院的夭折令梁漱溟的理想遭受挫败，却远没有破灭。1931年，韩复榘邀请梁漱溟前往山东农村继续办学，未竟的事业出现转机。1931年6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正式开学。乡村建设研究院既是民众教育机构，又是基层地方组织。梁漱溟企图把政府和民众的关系，从铁钩和豆腐转为先生和学生。1933年，邹平和菏泽被划定为实验区，实验区隶属于研究所。1934年，山东乡建研究院在菏泽设立分院，用以指导乡建实验。按照梁漱溟的设想，乡村建设研究院不应该收单纯的学院：他在院内开办了农场，教导农民如何提高产量。这所学院从成立到1936年关闭的短短几年间，培育出了上千名学生，他们为山东农村带去了近代科学的火种。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和陶行知、晏阳初等人的实践一道闻名世界，是当时国人超越政党而见过的卓越努力。在艾恺于梁漱溟的对话录《这个世界会好吗》一书中，艾恺问梁漱溟：“您认为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梁回答道:“大事一个就是为社会奔走，做社会运动。乡村建设是一种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梁漱溟在忙于乡村建设的时，对两个儿子的教育也可圈可点。他很注意培养孩子们的个性。他对长子培宽的有“多年父子如兄弟”之谊。一次，培宽考生得了59分，曾拿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漱溟年长为社会奔走，居无定所，无暇顾及家庭，两个儿子寄居在亲戚家，，他就要求长子培宽多带带培恕，让培宽“研究研究恕之受伤或受‘病’在何处，当如何药之”。抗战中奔走团结，胜利后争取和平不管是自觉的还是无意识，乡村办学的经验为梁漱溟累积了政治资本，抗日战争爆发后，她被推选为最高国防议会参议员和国民参政会参议员。为促进国共团结一致抗日，他于1938年赴延安访问了毛泽东主席，后于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等人创建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日本投降，但蒋介石破坏“政治协定”，致使国家面临全面内战，梁漱溟再度走上政治舞台，参与国共和谈。第二年的双十节，民盟秘书长梁漱溟从南京到上海去见周恩来，劝说他回南京继续和谈。11日乘夜车他从上海返回南京，清晨下车见报，看到国军已攻下张家口的消息。梁漱溟对记者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梁漱溟对自己在抗战和内战时的作为，如此评述：“抗战中奔走团结，胜利后争取和平。逐逐八年，不敢惜力。一旦料知和平无望即拔脚走开，三年不出。”1946年年末，眼见内战扩大、和谈无望，他即毅然辞去民盟秘书长之职，转而从事讲学与著述。他的行迹为美国人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了解后，他们尊其为“中国的甘地”。在国共激烈冲突之际，梁漱溟发飙了《中国文化要义》。基于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研究，他提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缺乏阶级的分野，以此否定阶级斗争论，认为自己多年来进行的乡村建设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这无疑和同时代流行的阶级斗争思潮和运动背道而驰。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1905年1月，应毛泽东的邀请，梁漱溟从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多次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派专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说：“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毛泽东邀请梁漱溟到政府里担任职位，梁漱溟拒绝后，毛泽东仍照顾他的工作和生活。在这段时间里，梁漱溟和毛泽东关系融洽。事实上，梁漱溟之前就和毛泽东有不解之源。1918年，两人在北大教授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先生家里初识，当时的梁漱溟已是名人，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跟毛泽东谈中国的出路，半个月中毛泽东与他长谈8次，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他丝毫不掩饰对毛泽东的欣赏：“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毛泽东后来则称“我和梁漱溟比较熟”。但是当他们谈到打败日本后如何建设新中国的问题时，两人的意见产生质的分歧。梁漱溟的传记作者、美国学者艾恺把两人的对比描述为马克思和孔夫子。梁漱溟说：“在哪个问题上不合呢？就是对老中国如何认识上彼此不合，他就喜欢谈阶级斗争，无论是在延安还是北京，他总是要谈论阶级斗争，我就不同意他这一点。”1953年9月，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的小组讨论会上，梁漱溟的发言引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认为：“在过去中国的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的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了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的很快，而乡村里的农民生活却依旧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把他们赶回去，形成矛盾。”这一被称为“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要求行“仁政”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则认为中共比梁漱溟更懂农民，还说他百无一用：“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有没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