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岁时节日民俗徜徉在喜庆的日子里古代社会生活图记从岁时节日的研究说起:人类了解自己的历史,不能忽略岁时节日。《中国的民间节日》,范玉梅编著,人民出版社,1986《中国古代节日风俗》,韩养民,郭兴文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论节日文化》,高占祥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民间节日》,刘乡英著,海燕出版社,1997《细说中国节》,乔继堂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6《图说中国传统节日,》宋兆麟,李露露编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岁时节日里的中国》,常建华著,中华书局,2006《端午节》,孙正国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节日文化论文集》,中国民俗学会、北京民俗博物馆编,学苑出版社,2006岁时节日,主要是指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转换相适应,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具有某种风俗活动内容的特定节日。不同的时节,有不同的民俗活动,且以年度为周期,循环往复,周而复始。节日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历史。我国传统的岁时节日,主要是农业文明的伴生物。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不仅记载着我们祖先对自然运动规律的认识与把握;也显示了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水平;同时,也反映了我国民众那种张弛有度、应时而作的自然生活规律。一、岁时节日知多少常建华先生的《岁时节日里的中国》(2006年版,中华书局),为我们展现的就是古老中国的二十二个岁时节日,展示了岁时节日作为平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体现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平民文化。1、元旦古人十分重视正月初一的元旦,《汉书》中有“三元”、“三朝”、“四始”之说。三元为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朝之义犹旦,三朝即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四始是岁之始、时之始、日之始、月之始。总之一年的时日月岁皆从元日开始,古人又称之为“履端”。我们对中国古代岁时节日的论述也从元旦开始吧。元旦有很多不同的名称。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说:“正月元旦,是谓正日。”宋朝人蒲积中编《岁时杂咏》一书中“元日”部分从三国到宋朝的诗歌,就有正旦、元正、元日、新年、初年、太岁日、岁日、朝元、岁旦、新正等名称,其中以元旦最普遍。明清地方志中的风俗志,一般称正月初一为元旦。元旦及新年的名称一直流行到今天,不过自1911年辛亥革命后元旦及新年是指阳历年,而传统的元旦则相当于现在阴历的春节。元旦之始,不同时期有不同规定。《礼记•大传》孔颖达疏称,夏为平旦、殷为鸡鸣、周为夜半。自秦汉以来,则以夜半子时即今二十三点至一点为一天的开始。这是旧年与新年交接的时刻。不过,从古人生活来看,一般以黎明、鸡叫作为一天的开始。正所谓“鸡报已判春”(司空图《丙午岁旦》)。元旦来临,古人首先要祀神祭祖拜尊长和家众互拜。《四民月令》为我们记述了这一民俗的过程:正式祀祖前三天,家长及执事都要屏绝旁念,一心一意地用“礼制”约束。正日进酒降神,然后家室尊卑,无论大小,以次列坐先祖之前,子、孙、曾孙各上椒酒于其家长,举觞称寿。这反映了东汉时代北方大族的正日祭拜情形。关于祀神祭祖的时间,守岁的人家子时一到,便已开始,没有守岁的,大多是五更起来。从现存的大量明清地方志看,一些地区人们起来要放炮,更主要的则是整肃新衣,燃烛烧香,陈牲设醴,做好准备后便拜天地祖宗,接着卑幼向尊长磕头。祀神是泛称,或表述为祀天地,也有称神为“真宰神”、“上帝”、“家神”、“宅神”的。2、人日晋人董勋《问礼俗》说:“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正旦画鸡于门,七日贴人于帐。”(《荆楚岁时记》注引)可知正月初一至初七七天,分别为制造动物和人的特殊日子,其中初一鸡日和初七人日格外引人注目,又有突出的风俗事项。《太平御览》卷三○引《谈薮》注中有一句:“一说云天地初开,以一日作鸡,七日作人也。”叶舒宪《中国神话研究》指出:这是中国的鸡人创世神话,试图解决的是宇宙时空的由来问题。认为鸡作为象征性的表象符号,是同东方日出、光明取代黑暗、阳气战胜阴邪、新春脱胎于寒冬等现象相联系的。鸡在神话中实际表达的是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开始。而中国上古社会的动物象征谱系中,鸡、狗、羊、猪分别象征东西南北四方与春夏秋冬四时,牛和马象征着地与天,也就是上方和下方。鸡人创世神话中讲的前六天所造的六种动物合在一起,恰恰是三维度的立体宇宙构成的一种隐喻,加上中间为七,已经到了极限,七就成了宇宙数字,循环极限数字。古人对空间的认识是先由东西,再向南北,而牛马的出现又较其他四畜晚一些,所以鸡人创世神话所造动物是有先后顺序的,空间的数七又转换为时间的循环变化,七日象征着时间的极限,七这个神圣位置留给人,成为人的纪念日(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中编第七章)。这真是石破天惊的发现!年年创世的神话形成后,人们要对其进行模拟表演,这就是正月初一到初七、从鸡日到人日礼俗的由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创世神话的真实意义连同故事本身逐渐失传了,留下来的只是一些民俗表现。鸡人创世神话的关键是鸡和人,也就是正月初一至初七只有“正旦画鸡于门,七日贴人于帐”的原因了。人胜:作为人日,如董勋所说,要在床帐上贴人的形状。《荆楚岁时记》则记载为剪五色绸为人形,或雕刻金属薄片成人形贴在屏风上,也有戴在鬓角上的。剪制的人形又称作“人胜”。晋刘臻妻陈氏《进见仪》说:“正月七日,上人胜于人。”(《太平御览》卷三○引文)唐人李商隐《人日即事》诗谓:“镂金作胜传荆风,剪彩为人起晋风。”认为“剪彩为人”即晋之“人胜”,镂金箔为人也是“作胜”,看来虽然两种“胜”材料不同,但都是“人胜”。唐人重视“人胜”,还将正月七日称为“人胜节”。如李乂《奉和人日清晖阁宴群臣遇雪应制》有“幸陪人胜节,长愿奉垂衣”之句,便是证明。3、立春“一年之计在于春”,道出了农业社会春天的重要性,春之始实际上是年之始,中国古代政府和民间均十分重视立春,典型地反映出古人的季节观念。东郊迎春儒家经典《礼记•月令》基于阴阳五行学说,制定了四时、方位、五帝神的关系。请看下表:《礼记•月令》说到孟春: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斋。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据《后汉书•祭祀中》所说“迎时气,五郊之兆”,可知天子于五方亲行的大礼,目的是为了迎气,迎春就是迎春气。《礼记•月令》的上述理论,奠定了古代四时理论的模型,影响着中国古代四时礼节。至于迎春礼,不过是其中之一。但由于立春是四时之始,是四时之礼中最受重视的,民间也最重视立春,遂使立春成为超出四时一般节气的节日。4、上元正月十五日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古代称夜为宵,故称“元宵”。正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十月十五日又分别是春、秋、冬三季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又称“三元”,即上元、中元、下元。正月十五日为上元,有张灯之俗,所以名之为“灯节”。5、天穿与填仓天穿节与填仓节是两个节日,但又节期相近甚至相叠,关系密切,故放在一起讨论。天穿节节期有正月二十日、二十三日两说,一般认为该节起源于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最早记载天穿节的资料是东晋王嘉所撰《拾遗记》,清代所修类书《渊鉴类函》卷一三《岁时部》记载:“补天穿。《拾遗记》云:‘江东俗称正月二十日为天穿日,以红缕系煎饼置屋上,曰补天穿。’相传女娲氏以是日补天故也。”由此可知,东晋时正月二十日已有补天穿的习俗。宋代南城(今江西南昌)人李觏《正月二十日俗号天穿日以煎饼置屋上谓之补天感而为诗:“娲皇没有几多年,夏伏冬愆任自然。只有人间闲妇女,一枚煎饼补天穿。”(转自赵杏根选编《历代风俗诗选》,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47页)诗序所记天穿节的日期,以煎饼置屋上的习俗与《拾遗记》的记载相同,可知此节东晋以来一脉相传。诗中还提到以煎饼补天穿是妇女所为,并把此节同“娲皇”即女娲联系起来。看来清人“相传女娲以是日补天”的说法,宋代已然。天穿节为正月二十三日说。清人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一一“天穿节”条记载:“宋葛鲁卿胜仲《蓦山溪词•和朱刑掾〈天穿节〉》云:‘天穿过了,此日名穿地。摸石俯清波,竟追随新年乐事。’明杨慎《词品》引之,云:‘宋以前正月二十三日为天穿日,言女娲氏以是日补天,俗以煎饼置屋上,名曰补天穿。’今其俗废久矣。”可知宋代天穿的次日为“穿地”日,有水中摸石习俗。根据杨慎的说法,宋代以前已有正月二十三为天穿日的情形,同样也是由女娲补天的神话形成节俗。明代对正月二十三日为天穿节也有记载,正德修陕西《朝邑县志》卷一《风俗》说:“二十三日置煎饼屋上补天,是日仍不得食米。”这条资料还透露出天穿日有不食米的风俗。天仓•添仓•填仓明清时期的正月,北方还有天仓节。因天与添、填音同,且添、填为动词,可接名词为宾语,所以天仓,也叫做“添仓”、“填仓”。天仓是此节的原始意义,而民间以“填仓”一词最为流行。该节多数地区为两次,二十日为小天仓,二十五日为大天仓或名老天仓,一般以大天仓为重,许多地方填仓节只过一次,一般就是在二十五日;河南省填仓节是在十九日,如果过两次节,则是日为小填仓;河南辉县、林县特殊,大填仓分别是二十一日、二十四日。总而言之,天仓节以正月二十五日最为普遍。确定在这一天的原因,光绪二十六年修山东《宁津县志》指出:“其日以二十五者,盖法天生成之积数。”此语的根据出自《易经•系辞上》:“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即五个奇数的天数之和为二十五。二十五为天数,所以把正月二十五日作为填仓日。天仓,星官名,属娄宿,共六星。《晋书•天文志》说:“天仓六星,在娄南,仓谷所藏也。”更确切地说,“仓谷”所藏之星是“胃星”,如《史记•天官书》所记载:“胃为天仓。”唐张守节正义:“胃主仓廪,五谷之府也。占:明则天下和平,五谷丰稔;不然,反是也。”看来胃星负责粮仓,关系着五谷丰歉,是人们需要祈卜的。6、晦日•中和•二月二正月的最后一天和二月的初一、初二,相连的三天曾分别是晦日、中和、二月二三个节日。晦日是指阴历每月的最后一天,即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正月晦日作为一年的第一晦日即“初晦”,受到古人的重视。南朝梁的《荆楚岁时记》记载:“元旦至于月晦,并为酺聚饮食。士女泛舟,或临水宴乐。”看来划船或到水边宴乐是正月的习俗。北朝也有此俗,魏齐时代的卢元明、魏收分别有诗《晦日泛舟应诏》,描写了春游的情景。可知当时泛舟是君臣一起进行的活动,大臣还要赋诗祝贺,而且泛舟更明确是在晦日进行。实际上,到水边不仅仅是宴乐,隋朝杜台卿《玉烛宝典》说,正月初一到月底,人们都做些菜肴聚饮,泛舟游玩。士女都到水边洗裙子,倒点酒在水边,用来解除灾厄。说明人们在水边还有祓禊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活动在隋代进一步集中在晦日进行。杜公瞻注解《玉烛宝典》正月祓禊说,当今之世,人们“唯晦日”到河边消灾解厄,妇女有的还去洗裙子。唐代的晦日已成为重要节日。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九月诏说:“今方隅无事、烝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官僚选胜地追赏为乐。”(《旧唐书•德宗纪下》)把正月晦日作春游的节日提倡,德宗向官员赐钱,并“永为常式”。二月一日是中和节,始于唐德宗贞元五年(789年),这是一个由唐政权创立的节日。据《旧唐书》记载,该年正月诏书说,德宗以汉代崇祀三月上巳、晋朝重视九月重阳,皆“与众共乐,咸合当时”;而二月春方发生,“勾萌毕达,天地和同”,为了“俾其昭苏,宜助畅茂”,于是以二月一日中和节,代替正月晦日节。这样中和与上巳、重阳成为新的“三令节”,依照旧例,有逢此三节于曲江赐宴之举。这个人为制定的中和节,将二月一日前一天的晦日废掉,旨在弥补二月无节的缺陷,不过人为设节也是以一定民俗活动为依据的。德宗在诏书中说二月一日是“天地和同”之日。所谓“勾萌毕达”是说草木的芽苗都长出了;而“天地和同”也就是阴阳和同、阴阳持中,这是自古以来的思想。东汉后期产生的道教经典《太平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