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容共”到“容国”：1924-1927年国共党际关系再考察

从“容共”到“容国”：1924-1927年国共党际关系再考察.txt爱情是彩色气球，无论颜色如何严厉，经不起针尖轻轻一刺。一流的爱人，既能让女人爱一辈子，又能一辈子爱一个女人！从“容共”到“容国”：1924－1927年国共党际关系再考察作者：王奇生文章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938更新时间：2005-9-121924－1927年间的国共关系，一直是民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而两党“党内合作”形式又是其中极具争议的焦点之一。几乎从国民党改组之日起，国共之间的争端在很大程度上即是由“党内合作”这一形式引发的。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国共两党不仅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各有不同，而且各自的表述与客观事实之间亦存有相当的差距。加之1927年以后，两党的历史参与者难免从各自的立场来塑造有关这一段历史的记忆，乃至在数十年后的今天，海峡两岸学者以及大陆学者之间对这一段历史的描述和表述尚存有较大差距。[①]事实上，这个时期国共两党关系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两党合作的形式、内容和表述亦随着两党力量对比的变化而有所调整和改换。这个时期国共关系演变的复杂情形，实际远非过去人们认知中的“容共”或“联共”等语词所能简单概括。本文试图考察这个时期国共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的变化，以及两党地方组织和普通党员之间的党际互动状态，进而描述两党党权的强弱对比和组织力量变化的实际情形，或有助于加深人们对这个时期国共关系复杂情形的理解。一、从“容共”到“联共”：国共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一般认为，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各自正式确立了两党合作的政策。但值得注意的是，两党在做出这一决策的时候，各自对于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实际上是存有差异的。首先，在两党关系的表述上，共产国际和中共方面一开始即将两党关系称之为“合作”关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②]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③]观此可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将国共关系定性为“合作”关系，并郑重其事地以决议的形式正式确立下来。而国民党方面则有所不同，在最初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没有正式认同两党关系为“合作”关系；国民党一大没有象中共三大那样通过一个关于两党关系的专门性决议。李云汉认为，国民党一大确定“容共”的标志，是1月28日大会讨论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报告案，有关“容共”问题即包括在这一案中。[④]查该案讨论“容共”问题的原委，起因于代表方瑞麟的临时提议，要求在国民党章程中明文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针对方瑞麟的主张，中共代表李大钊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的主义，并遵守其党章。经过多位代表的激烈辩论，大会最后表决，多数代表赞成“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不必明文规定于章程”[⑤]。李云汉认为，这一表决，标志着“国民党的容共政策遂告确定”。实际上，提案中并未对两党关系的相关原则做出正面、直接和具体明确的规定。其次，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先后发表过七次演说（包括开会词和闭会词）。[⑥]在其中关于民生主义的一次演说中，孙中山专门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一事做出解释，既批评党内“老同志”思想稳健为“不及”，也批评“新同志”思想猛进为“太过”，强调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并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而已，声称“新青年”一方已“诚心悦服本党三民主义，改共产党员为国民党员”。[⑦]这是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针对两党关系所做的惟一一次演说，其意为消泯国民党内“老同志”对接纳共产党员所产生的疑虑。除此之外，孙即使在开会词和闭会词中亦未提及两党关系。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分别就国共关系做出专门性的决议相比，国民党一大确定“容共”政策的过程带有某种消极性和模糊性。国民党一大宣言既未提及两党关系，国民党一大前后的舆论宣传，亦著力宣示其党务革新的意义，对与苏俄和中共的关系几乎没有正面提及。国民党一大何以未就两党关系形成专门性决议和明文写进大会宣言，一或避免“赤化”嫌疑而有意淡化宣传[⑧]；亦或此事早经孙中山定夺于前，且中共加入既成事实，大会只在化解国民党内反对意见而已。除此之外，更直接的因素，当在孙中山当时的意识中，并不认为国共关系是一种党际之间的“合作”关系。在孙看来，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是“北京一班新青年”的小组织。[⑨]“（孙）博士曾对国民党人说，中国的共产党完全不值一提，都是些在政治上没有修养的年轻人，不值得重视。”[⑩]在这种心态下，国共关系未被孙中山列为国民党改组大会中的重要议案，自是情理中事。在表述上，孙中山当时的提法是“改共产党员为国民党员”、“共产党员纷纷加入本党”。[11]所谓两党“合作”，在最初两年多的时间里，只是共产国际和中共单方面的提法。当然，孙中山轻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存在，并未影响他对年青有为的中共分子个人的重用。如他解释任命中共党员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这一要职时，就明确表示他看重谭“有能力和有才智”[12]。可以说，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前后赋予部分中共党员以相当职务和权力时，更多的是看重中共党员个人的才干，而非出于两党之间职位和其它政治资源分配等方面的考量。国共关系建立后，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对“以个人身份加入”的解释，国共两党形式上尚无大的分歧。如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发表声明称：“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因为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所以我们只可以一个一个的加入本党，本〔不〕能把一个世界的组织纳入一个国民的组织。中国国民党只能容纳我们这一班的个人，不能容纳我们所曾加入的国际的团体。我们可以加入中国国民党去从事国民革命的运动，但我们不能因为加入中国国民党，便脱离了国际的组织。”[13]依李之意，中共作为第三国际的支部，是一个世界的组织，而国民党只是一个国内组织，后者无法容纳前者。故只能以个人身份加入。李的言意中，隐含着几分自得。其时国共两党都有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之类的认知[14]，作为国际组织支部的中共，似无形中感觉比国内政党的国民党要高出一筹[15]。中共的这种“国际性”，当时也为国民党人所认同。如汪精卫在李大钊声明后表示：“党员跨党一层亦可不必过虑，且从前既已许之，固经过慎重考量，矧共产党又系国际的团体，更何碍于本党乎？”[16]在汪之意，中共既为国际团体，不必顾虑中共会在国内与国民党争衡。据汪精卫追述，早在1922年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时，曾向孙中山声明自己不能退出共产党，孙中山明确表示说：“这不要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17]孙视中共党员为第三国际党员，亦认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之外的独立存在。1924年8月，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对国民党员颁发训令，内称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仍不脱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本党之外”存在。“至于加入本党以后，仍不脱离中国共产党，则以中国共产党为第三国际之一支派，与国内角立之政党，性质不同”。[18]国民党人强调中共组织的“国际性”，含有中共不会与国民党角立争雄的某些意味。但事实上，中共基于其阶级基础的自我优越感及其自恃与世界革命的直接联系，与国民党颉颃的意识甚为明显。在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一再强调其自主独立性，强调两党关系是合作而非合并：“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绝不是整个的共产党来加入国民党，而是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资格加入的，并且不是共产党每个党员都加入，所加入的不过是一部分。共产党在国民党外有自己的独立组织，有自己的一切机关，有自己的政纲与策略。”[19]依照国共双方的上述解释，意味着国共关系自始就存有两重性：中共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即形成一种“党内合作”关系；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之外独立存在，两党关系又是一种“党外合作”关系。若从国民党的角度言，即既是“容共”，又是“联共”。“容共”是“容纳共产分子”；“联共”乃“联合共产党”。从这个意义上说，单独称“容共”或单独称“联共”，都难以完整表述国共关系的这种两重性。尽管两党对“以个人身份加入”的解释无明显分歧，但由于“以个人身份加入”的含义本身存有两重性，国共在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上实际各有侧重。在国民党一方，最初只强调接纳个体的“共产分子”。而中共则反复强调两党关系是“合作”关系。中共最初虽未明说这种“合作”是一种对等合作，但欲与国民党平起平坐之意则甚明显。1924年8月21日，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国共党员纠纷问题。瞿秋白和鲍罗廷亦与会。会议决议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之下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其主要职务在“协商中国共产党之活动与中国国民党有关系者之联络方法”。上海中共中央获悉这一消息后，十分震怒，马上致电广州鲍罗廷和瞿秋白：禁止在国民党的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禁止瞿秋白以党的名义在国民党的会议上发言，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20]陈独秀认为，孙中山的目的，“在于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鲍罗廷中了孙中山的圈套。[21]显然中共欲与国民党平起平坐。若承认国民党下属的国际联络委员会有解决两党问题之全权，即意味着承认国共关系为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正是上海中共中央十分震怒的原因。在表述上，国共双方开始并没有使用“容共”、“联共”之类的提法。据台湾出版的《国父全集》，最早所见“容共”的提法是孙中山于1924年3月2日发表的《通告党员释本党改组容共意义书》[22]。但据黄彦考证，孙中山的这一通告原稿本无标题（据称原稿现藏于台北国民党党史馆），1924年3月2日《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0期发表时，题为《总理致海内外同志训词》。1940年代国民党党史会纂修林一厂主编《总理史迹稿》时，才将标题改为《通告党员释本党改组容共意义书》。黄彦称，在所有的孙中山著作和孙中山逝世前国民党文件中，都看不到有“容共”的提法。[23]国民党文件中，最早出现的与“容共”相似的提法，是“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1925年5月25日，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对全体党员之训令决议案》，该决议案内提到：“然因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加入本党之故，社会对于吾党之疑虑，及吾党同志间之纠纷，由是引起”。“任何阶级无不闻共产二字而却走，及见本党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之加入，率惊恐相顾，以为大祸之将临。”[24]这是国民党官方文件中较早有关“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之提法。[25]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容纳共产分子”之类的提法渐成习惯用语。中共在最初一段时间里也是认同“容纳共产分子”之类提法的。其后随着中共势力的日长以及与国民党抗衡意识的增强，“联共”才逐渐取代“容纳共产分子”的提法。“联共”一词，据笔者有限的查阅，最早见于瞿秋白在1925年秋冬间所做的一次题为《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的讲演。内称：“在开会（指西山会议）以前，林森、邹鲁电汪精卫谓广州执行委员违反孙先生的联共主义，而他们现在居然联络段祺瑞在北京开会，这是不是实行中山主义？”[26]“联共”被称作一种主义，当是瞿秋白个人所独创。1926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日告中国国民党党员书》中，首次在正式文件中使用“联共”一词。文中涉及孙中山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时，有8处用“联共”表述，1处用“容纳共产派”表述，1处用“党内合作”表述。[27]此后，“联共”一词逐渐在中共人物的言论中频繁使用。与此同时，“三大政策”的概念亦逐渐形成。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提出“联共”的前后，国民党亦开始承认国共关系为“两党合作”关系。国民党正式承认国共关系为“两党合作”关系，并采取两党合作的具体措施的，是1926年5月召开的二届二中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