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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一导言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即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传统的以土地为依靠的农民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策的开放，纷纷涌入城市，以寻找就业机会和更加美好的生活，这样一群庞大的群体被称为“农民工”。“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是指拥有农业户口、被人雇用去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人口①，按照这个定义农民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它不仅包括在农村为他人从事非农劳动的农村人口，而且包括跨地区外出务工的农村人口(王春光，2004)。而本次研究则将主要针对跨地区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长期以来农民工在各方面都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生活在城市的底层而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有学者认为，农民工现象是中国转型期间或者说是中国现阶段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过渡现象，是传统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经济社会政治分割与市场经济发展、统一劳动力市场以及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相冲突的产物，作为这样一种过渡现象，其存在将是长期的，这不由引起人们对这长期存在的社会底层群体的关注，进而成为了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的研究得出，从1989年第一次民工潮开始，中国的农民工规模不断扩大，到现在农民工已经成为了当前中国产业工人阶层①王春光.“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流动”.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07.2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且农民工的流动具有大规模、远距离的特点，而且在流动过程中还伴随着户籍制度的限制；从农民工的结构上看，中国的农民工以青壮年人口为主、男性多于女性但女性在增加，而且务工的人中大多是属于农村中文化相对来说较高的人，因此往往拥有一定的流动资本即经验和阅历（王春光，2004）。但虽然农民工的文化程度相对于其他农村务农人员来说要高，而且有一定的经验和阅历，农民工仍然处于矛盾的、低下的地位，在城市中他们很容易面临着许多问题，其中最容易被人提到的就是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和劳动环境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农民工在城市的公共服务问题、农民工的维权问题以及农民工的身份问题。农民工在城市中往往从事的都是城市人最不愿意从事的工作，由于法律的不健全、政府一定程度上的漠视、企业生产环境的不达标准以及农民工自身防范意识和安全意识的不足，导致了农民工的职业病和工伤等都较严重（王金菊、徐鼎亚，2007），但是在这样一种工作环境下，农民工的努力却很难得到等值的回报，除工资水平低，拖欠工资的现象屡禁不止，而且拖欠的面往往较广、拖欠的金额量较多、清欠的难度较大、矛盾纷争也较多（王美玲，2007），这也就影响到了农民工的生活，同时也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从这些方面出发许多学者就提出了要加强农民工工作环境的安全建设以及有效的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途径，有学者提出要解决农民工的安全隐患，必须要建设健全我国3的法律制度、转变基层领导的安全观念、加强对企业生产环境的监督与检查以及加强对企业和农民工自身的安全教育（王金菊、徐鼎亚，2007），而针对于解决工资的拖欠问题则要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方面的立法、强化劳动法律的执法和监察力度、加强法律的普及、建立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援助体系等（胡发富，2007）。可见，不论是解决农民工的工资待遇问题还是劳动环境问题都离不开法律的规定和援助。除了劳动环境之外，对于农民工而言，他们的生活环境也存在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住房上，农民工并不享有可靠的住房保障，目前的城市住房福利制度将农民工摒弃在外，再加上高额的房价，农民工更加无力去改变自己的居住处境（高淮成，2006），于是许多农民工就出现了居住边缘化和生活的“孤岛化”（王春光，2006）。在城市中农民工群体面临的又一问题就是其合法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其社会保障问题。由于城乡二元体制就使得农民工被排挤在了城市员工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然而要使农民真正走进城市的关键就是要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目前农民工的保障制度门槛高，对农民工而言根本不适用，这就导致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参保率低。有学者就将农民工存在的这种社会保障缺失认定为一种社会排斥，这种排斥主要包括四类——制度障碍：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结构性排斥、利益表达通道的缺乏：对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政治性排斥、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经济排斥以及身份认4同：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自我排斥（薛天山，2007），可见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缺失，不仅存在着外部原因，农民工自身的意识等也有一定影响。此外，卢海元提出了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机制，主要有如实物换保障、股权换保障、土地换保障、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及小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等（卢海元，2004）。除了社会保障之外，农民工还被排斥于城市的各种体制之外，很突出的就是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农民工的子女只有通过接受教育才能够实现代际向上流动，摆脱父辈的命运，而真正融入城市，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导致了农民工的子女无法接受像城市孩子般的教育，农民工的子女只能留守于家里成为留守儿童，或者跟随父母流动成为流动儿童，但是不管哪种方式对于农民工子女而言都不利于其成长，有学者就以北京市为例，调查了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情况，发现流动儿童被排挤于公办学校之外，而只能进入流动、边缘和不规范的流动学校（韩嘉玲，2003），这就使得农民工的子女的发展能力弱化。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呢？其中很重要的就是管理体制的忽视、法律体系的不健全、政府工作的不到位以及城市人对农村人的偏见与不理解、农民工维权意识和能力的缺乏（杨云善、时明德，2005），而导致农民工的权益受侵犯，而又无法有效的维权。这种被城市边缘化的处境，加上其离开农村而拒绝再回流于农村，就使得农民工面临着双重身份的尴尬，成为了介于农民和5城市人之间的双重边缘人（季孝龙，2008）。在城市人眼里，农民工是“盲流”，是属于农村的，因此他们不享有城市人的待遇，甚至于他们虽然转变为城市工人，但却并没有被视为完全的工人阶级，因而也不能完全享有原有城市工人阶级所享有的权益（黄任民等，2007）。从以上的综述中就可以看到农民工问题不容小视，这样一大群体在流动过程中不免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也给农民自身的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影响。虽然近年来，人们一直在关注农民工问题，但是农民工问题依然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严峻而又将长期存在的问题，因此对于它的关注是非常必要的。而本课题研究的农民工是范围更为小的农民工即新生代农民工，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是指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而常年或者大部分时间都在城市务工、而户籍仍在农村的，1980年以后出生的、16周岁以上的一个社会群体。我们将以这一群体作为调查对象，对其工作生活思想状况进行分析。我们认为目前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虽然已经将触角伸展到农民工生活的方方面面，研究范围也越来越广，但操作性比较差，而且农民工问题的细分虽然已成为共识，但各个小问题之间往往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取决于另一个难题的突破，很可能陷入“循环悖论”，这样一来，研究成果的价值就大打折扣，因此我们选择了从一个小角度出发，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状况。另外本研究将充分的结合法律专业知识进行分析，从法律专业的角度比较清楚的分析新生6代农民工目前生存状况的共性以及某些生存问题的严重性。二研究设计1、研究内容本次研究主要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是指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而常年或者大部分时间都在城市务工、而户籍仍然在农村的、1980年以后出生的、16周岁以上的一个社会群体。本次研究在于通过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工作状况（包括其住房状况、收入状况、工作状况等）以及其思想状况（包括其法治观念、对国家政策的关注状况及其愿景等），并且通过对城市居民和农民工所在的一些企业的调查探讨这些外部因素对农民工的影响，同时我们还将进一步探讨政府政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以期从这些研究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特点以及城市居民、企业、政府这些外部因素在农民工的变化中的影响。2、研究方法本次研究以问卷调查为主，一共设计了三份问卷，分别以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民、用人单位为调查对象，主要以厦门地区为调查区域，采用非随机抽样的方法，共向这些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发放200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1286份，回收率为64.3%；同时我们还调查了厦门市的城市居民，以发现居民对农民工的看法，共向居民发放问卷350份，收回有效问卷300，有效回收率为85.7%；此外为了发现用人单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看法，我们7向用人单位发放了10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93份，有效回收率为93%；另外我们以厦门市政府对农民工的政策为参照，来探讨政府政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3、样本的基本情况如前所述本次研究的调查对象有三个部分，因此本部分主要对这三部分的样本的一些基本情况进行介绍。首先是新生代农民工样本的一些基本情况，包括性别构成和文化水平。本次调查的研究对象均为来自农村的8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从表一中可以看到本次调查的男性占样本的54.9%，女性占45.1%；样本中小学文化水平的占15.1%，初中的占46%，高中的占37.2%，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的仅占1.6%。表一新生代农民工样本的性别和文化状况（n=1286，%）频数百分比频数百分比性别男70654.9%您的文化程度是小学18615.1%初中56646%女58045.1%高中（或中专、技校）45837.2%大专及以上201.6%8其次，本次调查的城市居民男性占56%，女性占44%，且样本中的70%为50岁以下，30%为50岁以上。最后，在调查的用人单位中，本次调查共调查了5个公司，其中建筑业3个，餐饮服务业2个，一共有93个用人单位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三结果分析当老一辈的农民工逐步淡出了城市，新一代的农民工又不断的向城市涌进，这个庞大的群体与老一辈有着不同的成长环境和教育，他们的思想和所面临的城市环境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而言迥然不同，从表一中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老一辈的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有一定的提高，在我们的调查中仅15.1%为小学文化水平,而初高中的比例相对较高，占样本的83.2%，此外城市居民观念的变化、用人单位看法的改变以及政策的改变对其生活都会造成影响，那么在这样一种不同的环境下，新一代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如何呢？本部分就将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工作状况、思想状况、城市居民和用人单位对他们的评价以及政府政策对他们的影响进行分析。1、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工作状况在新的环境背景下，我们通过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有着与父辈不同的教育背景和城市环境，但是其生活仍然是处于底层状态。从图1-1中我们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大多数仍然为一般操作人员（占54.3%），较少的人为技术工即9所从事的工作需要一定的专业技术（占16.2%）和基层管理人员即拥有较少管理权力的底层领导者（占11.8%）。而且他们的工作时间都较长，在样本中，大多数农民工的工作时间都超过了8小时，其中8-10小时的占39.3%,10-12小时的占37.9%，还有3.2%的人的工作时间超过了12小时（见图1-2）。从工作的休息时间看（见图1-3），大多数人一周可休息一天，占样本的52.2%，接着是20.7%的人反映可以休息一天半，13.7%的人反映可休息2天及以上，但仍有9.2%的人反映不能休息，此外不可忽视的是青年农民工的工作条件还是比较差的。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相比于传统的农民工，青年农民工的文化层次相对较高，因此有些青年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相对与其父辈来说层次也会较高，正如上面所说的有一部分农民工已经开始逐渐从事一些技术工和基层管理工作，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多数青年农民工仍然从事着较低层的操作性工作。可见与其父辈时高中生一般都从事管理工作而较少从事生产操作性工作不同，青年农民工虽大多拥有初高中文化水平，但仍然要从事操作性工作，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必然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也有利于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为我国企业生产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