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须禁止政府采购中的关联交易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中国第一法律门户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亟须禁止政府采购中的关联交易佚名在国外，政府采购中的关联交易行为是绝对不允许，且明文被禁止的。然而，我国政府采购中的关联交易却是普遍允许的。本文所谈的关联交易是指采购人或其从业人员利用所掌握的公共资源，为谋取自身利益，与自己所控制或支配的公司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包括委托代理合同)，进行交易的行为。这种利用公共资源与自己进行交易活动非常具有隐蔽性，极易导致商业贿赂，且严重践踏了公开透明和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侵害了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其它供应商的公平竞争权利，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为此，本文拟通过一个实际案例的剖析，希望立法机关和管理部门禁止政府采购活动中的关联交易行为。2006年1月，某省教育厅离退人员所办理的招标公司受该省电化教育馆的委托，对该省农村远程教育设备的采购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同年2月15日开标，进过政府采购专家评审，采购人所属的电化教育发展公司中标，另外9家投标供应商全部落标。其中，排列第二的预中标供应商某市计算机网络工程公司在质疑期限内，向招标公司提出了质疑。质疑的主要理由为：本次采购项目的采购人系省教育厅直属单位，中标供应商是采购人出资设立的公司，且中标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是采购人的副馆长。即：采购人是中标供应商的股东，中标人的利益最终由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共同分享。由于采购人是中标人的股东，电化教育发展公司参与投标就是股东意思的直接体现，换言之，中标供应商提交的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体现的是采购人的股东意志，不需谈判就达成了一致;由于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的特殊关系，开标前，中标供应商必然了解本次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的名称、数量以及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招标投标的其他情况。因此，中标供应商与采购人是直接利害关系人，在本项目中不具备投标资格，应该执行回避。招标公司对质疑函进行答复时认为，依据《政府采购法》第十二条规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必须回避。供应商认为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其他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其回避。法律规定的回避人员是指自然人而非法人。本次采购活动中，评标委员会组成人员中曾有采购人的技术人员，我们已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中国第一法律门户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经执行了回避制度。但是，现行法律没有规定法人之间回避事由。本次公开招标代理的采购项目，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是两个不同的主体，且都是独立的法人，不存在回避的问题。因此，供应商的质疑理由不能成立。对此，质疑供应商继续进行投诉。很遗憾的是，主管机关的最终处理结果与招标公司的答复内容不同小异。笔者接触众多类似前述的政府采购案件，所存在的情形在我国政府采购工程、货物和服务的活动中，都是一种普遍现象。对于这种现象，不同于国外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我国《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都没有禁止性的规定。笔者认为，公平竞争是政府采购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为体现这一原则，《政府采购法》分别规定了信息披露、强制回避、公开招标等体现公开透明、公平竞争的法律制度。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存在严重冲突和缺陷，如果我们仅仅从前述法条内容来理解，那么前述案件中的招标公司和主管部门所作的答复很难说是错误的。但我国建立回避制度的立法宗旨就是要体现政府采购公开、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保证所有的投标供应商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前述案件中的中标供应商由于与采购人存在利益关联，两者之间虽然是不同的主体，但存在着直接利害关系。如果中标供应商在投标时不执行回避制度，那么对于所有参加投标的其它供应商来说，都是非常不公平的。因此，采购人与中标人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法人，但投资与被投资、支配与被支配之间的利益关联，足以影响政府采购的基本原则。故我们不能以两个是属于独立法人为理由而拒绝执行回避制度。所以，对于质疑、投诉供应商的理由，我们不能仅仅从《政府采购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内容来分析，而需要结合立法宗旨和建立回避制度的原因等方面因素，结合公平竞争的其它法律规定进行综合分析，从而确定中标供应商是否应该回避。此外，如果不回避的话，将会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即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之间的政府采购合同，等于是自己与自己签订合同。倘若允许这种情况的存在，显然有悖于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根据上述，政府采购中的关联交易行为，不仅严重破坏了公共采购市场的正常交易秩序，而且对所有参与的供应商来说都是非常不公平的。不仅如此，只要存在着关联交易行为，政府采购透明程序就将流于形式，商业贿赂行为就将不可避免。故在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尚未统一、完善、修改之前，国家有关部门应该迅速颁布禁止政府采购关联交易的行为规范。对于关联关系的认定，应该借鉴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即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中国第一法律门户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此外，我国政府采购主管部门在审查采购人及其从业人员与供应商是否存在关联关系问题时，也应该且必须考虑采购人的代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是否与供应商存在着关联关系。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中国第一法律门户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浅谈“一事不再罚”在公安交通行政处罚中的适用李钢“一事不再罚”是我国行政法学的重要理论之一，这一点已经成为我国行政法学界的共识，其原意是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行政机关不得根据同一事实和同一理由进行两次以上的处罚，其理论宗旨是为了限制国家行政处罚权的滥用，防止重复处罚，体现过罚相当的法律原则，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一事不再罚”理论并未被确定为与处罚法定、处罚公正、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等并列的行政处罚基本原则，《行政处罚法》总则部分对此没有规定，仅在第二十四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这是“一事不再罚”理论的适用规则，理论界将之称为“一事不再罚款”。这一规则同样适用于公安交通行政处罚中，但该规则只解决了“一事不再罚”的适用范围和处罚种类问题，对于如何正确理解“一事不再罚”规则的核心问题，即何谓“同一个违法行为”(一事)，却没有明确界定。笔者在此就“同一个违法行为”的认定发表一点个人的浅薄观点。目前学术界关于“同一个违法行为”的认定主要有三种观点：①法律规范说，②违法事实说，③构成要件说：受处罚人的行为只要符合行政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则在法律上就可以确认已存在一个违法行为。学者对之争议较大，尚未形成权威的观点，笔者倾向于赞同“构成要件说”，认为一个行政违法行为应包括以下三个构成要件：一、客观上具体相对人在具体的地点、时间实施了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并且该违法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包括客体、时间、地点、工具等。二、主体是达到法定行政责任年龄，具有承担行政处罚责任能力，实施了行政违法行为的行政相对人。三、主观上是相对人的违法行为基于过错的主观心态产生。以上三个要件缺一不可，是认定违法行为存在与否以及违法行为数量的要件标准，只要符合三要件则违法行为得以确认，只要有一个要件变化则认定成立新的违法行为，不予适用“一事不再罚款”规则。我们将三要件说用来分析一下公安交通行政处罚中的交通违法行为，某一适格的道路交通违法主体在一个主观过错支配下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实施一个违反道路交通法律规范、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的行为的，应认定为一个违法行为，如果驾驶员或者其他交通参与人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客观表现发生变化，又或道路交通违法主体变更，都应当认定为新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如果道路交通法律法规规定应给予罚款处罚的，仍应依法给予罚款的行政处罚。具体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中国第一法律门户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到公安交通管理实务中，包括某驾驶员在行程第一个公安交通检查站因某一交通违法行为被科处罚款，到第二个检查站被交通警察查处仍有原已被罚款的交通违法行为或者其他交通违法行为，因时间、地点等客观要件已发生变化，所以应认定为有新的交通违法行为，仍应依法处罚，包括罚款在内。因此对于部分驾驶员所谓已经被一个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处罚过(主要是罚款)，同一天内或二十四小时内或运输同一批货期间对同一违法行为就不得处罚的说法就毫无根据，应该强调的是驾驶员所谓同一违法行为其实质是同一违法形态的新违法行为，对于这种情况不仅可依法给予警告、扣分、暂扣、吊销等处罚，而且可依法给予罚款处罚。实践中比较常见的此类情况主要有：超载超限违法行为之驾驶员的变更，一天内两次以上实施同一形态违法行为，被处罚后未消除违法状态之继续行为。一天内对同一形态违法行为不得给予处罚(主要是罚款)即无法律法规的明文规定，又无法理依据，是部分驾驶人员的错误理解，但尤其严重的是我们有些交通民警在对交通违法行为人实施处罚时会错误地告知被处罚人：本次处罚的有效期为二十四小时(也有告知当天有效的)，二十四小时或当天内不会再受到处罚。我们民警的这一错误解读和告知行为更助长了行政处罚相对人的错误理解，为我们的执法带来了不小的阻碍，容易导致广大驾驶员甚至一般群众对我们执法的合法性、公正性产生怀疑，会加重驾驶员对我们执法的不满和抵触。我们民警应该对此有正确的理解，杜绝自己的错误告知给被处罚人带来的错误引导，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宣传工作，以纠正部分驾驶员的错误理解，为我们的执法营造有序友善的环境，为我们的执法提供易于为群众接受的处罚依据。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中国第一法律门户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听证不能在政府采购执法中缺位谷辽海政府采购行政执法听证程序，是指政府采购行政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我国政府采购法和行政处罚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对行政相对人做出较大数额的罚款、禁止交易、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指派专人听取案件调查人员和当事人对案件事实、处罚理由以及适用的法律依据所作的陈述、质证和辩驳的程序。笔者认为，政府采购行政处罚中的听证程序，是政府采购行政主管部门做出上述行政处罚决定的一个必经程序。然而，《政府采购法》实施三年多来，几乎所有的政府采购案件都没有纳入《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听证程序。其原因可能有两方面，其一是，政府采购的监督管理部门刚刚接触到政府采购行政案件，尚未完全熟悉我国政府采购法的内容和行政执法程序;其二是，《政府采购法》立法时还没有注意到此类案件的听证意义，国家财政部颁布实施的有关政府采购的行政规章均没有将听证程序纳入各级财政机关政府采购行政执法中。我国《行政处罚法》颁布后，财政部曾在1998年5月15日颁发了《财政部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法制的完善，2005年1月10日，财政部又公布了修改后的《财政机关行政处罚听证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遗憾的是，《实施办法》没有将数种类行政处罚合并执行时列入听证程序，也没有将禁止、限制供应商交易活动纳入听证范围。《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听证程序主要是就行政主体对相对人实施行为处罚时所必须进行的。政府采购中的行为处罚，是限制和剥夺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资格的处罚措施。笔者认为，在实施这种处罚时必须赋予相对人的听证权。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做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实践中的政府采购违法案件，一旦供应商的违法事实成立，必须同时被处以三种处罚，这是非常严重的行政处罚。例如《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规定，供应商如果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所遭遇的行政处罚将是：本次采购合同金额千分之五的罚款，列入不良记录名单，在一年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在这三种行政处罚种类中，罚款是属于财产罚，列入不良记录名单是属于声誉罚，禁止交易是属于行为罚。后二种处罚都是非常严重的处罚，直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中国第一法律门户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接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