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对我们的影响和意义科学是认识世界的过程,而随着人类探索的深入,人们发现,总有人类不能解答的问题。爱因斯坦说:“人类只能发现现象,但不能发现现象存在的原因。”当我们认为似乎找到了某个现象存在的原因,随后就会发现,这个原因仍然是个现象,它的背后仍然还有原因。科学首先需要自由,在自由的条件下才有对世界的探求。如果没有思想的解放、言论和行动的自由、探究的自由,就没有科学存在的土壤。正像书中萨顿所言,“在一个由一小撮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专横统治的世界上,大多数人将是悲惨绝望的,科学的人文主义者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尤其无法感到快乐,尽管这个世界好像是文明的。”文明不是由物质决定的,不是自己标榜的。科学的发展需要社会的条件。即思想的开放,文化的包容,精神的自由,探索的可能。西方的科学在近代得以这样突飞猛进的发展,是当西方走出中世纪黑暗的束缚之后。这一点我们稍微了解一下欧洲历史,即可明了。如果没有自由,特别是思想的自由;如果欧洲人还在相信基督教对世界和宇宙的认识,科学便不会发展。衡量社会进步与落后如果还有标准的话,这个标准即是人的解放程度。我们应该看到,东方真正落后的不是在文化上,而是在思想上我们还没有解放,如果说东方是科学的落后,不如说是观念的落后。东方的落后不是文化的落后,东方的落后是人的思想和观念的落后,是制度的落后。萨顿说:“我们建造雄伟的桥梁、飞艇、摩天大楼,如果我们因而失去了快乐的技巧和谦逊的生活,那么这一切对于我们人类又有什么用处呢?如果我们注定要死于疲于奔命的单调生活,那么物质上的清洁精密以及舒适卫生又有什么用处呢?……一刻真正的生活抵得上一辈子的安逸呀!”“那些除非我们想毁灭自己就无法使用的东西,多生产一百倍又有什么好处?机器增加了产品的数量却毁掉了它们的质量;它们在每一个地方都造出了一些人为的无意义的骚动,震耳的噪音和可怕的气味;它们一个接一个的破坏了美丽的环境并搞坏了乡村;它们要为由于城市人口过多集中而带来的灾难和罪恶负责;它们永久的毒害了人们的乐趣和纯真,并使人们几乎不可能再去过一种宁静的生活。”我们应该看到,在今天物质丰富的世界里,我们尤其需要东方的思想。西方的有识之士也早已认识到这个问题。上个世纪著名的哲学家罗素由所谓的工业化社会而来,面对上个世纪初中国的混乱和贫穷,他看到的却不是落后:“中国人发现了并且已经实践了数个世纪之久的一种生活方式,如果它能够被全世界所接受,则将使全世界得到幸福。”“天性的幸福或生活的快乐,是我们在工业革命和生活环境重压下丢失的最重要而又最平常的东西之一。但它在中国却很常见,这是我欣赏中国文明的重要理由。”萨顿说,“东方和西方,谁说这两者将永不相遇?他们相遇在每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的心灵中,这些艺术家并不仅仅是艺术家,他们的热爱并不限于美;他们的相遇在每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的心灵中,这些科学家们已经意识到,真理不论多么宝贵,它并不是生活的全部,而必须用美和仁爱来使生活完美。”人类发展到今天,科学的作用越来越举足轻重,但科学的发明物对人类也造成巨大的危害性,如原子弹的发明,如人类环境的剧烈恶化,如地球生态的失衡等等,难以尽数。因此,有许多人开始抱怨科学,认为这些都是科学的发展造成的。我在这里就以此问题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些解析。辩证法家智慧精灵认为:人类作为智慧的生物,是具有两面性的,或者说是辨证的高等动物。而科学作为人类的意识创造物,也是具有两面性的,所以说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当我们在享受他的高超与美妙的时候,必然也可能给我们带来不利的一面,关键是我们人类应该用自己的智慧与理智去识别与消除这些对我们人类不利的因素,而只推崇与发扬他的正面的一面。如果我们因为科学的一些负面作用,而放弃对科学的追求,我们必然会得不偿失的,我们不但可能退回到原始社会,而且还可能丢掉我们之所以为人的本原。那我们就会陷于茫然与无知。战争的存在不是科学的结果,而是人类生存竞争的结果;原子弹的发明不是科学的目的,而是人类能源发展的一个附属品,只是我们人类因为利益关系将之繁衍与扩大化,最终成为我们自己的一个难以解除危险根源。实际上,科学的双刃剑功能与技术的双刃剑功能有一点是不同的。技术的双刃剑功能是先天的或者可以说是“胎里带”,而科学的双刃剑功能,尤其是科学的负作用则是后天的,是科学从自发阶段到自觉阶段的产物。首先,科学属于认识活动,技术属于改造活动。认识活动以真理为标准,改造活动以功效价值为标准。其次,就科学的原初意义而言,它并没有实用目的,而技术的目的则是十分实用的。科学作为一种活动,最初仅仅因为人对奇妙的大自然感到惊异,因而产生了“想知道”或“想明白”的意识冲动,并不想去改造什么。科学发展的最大进步是科学从自发阶段跨入自觉阶段,即从仅仅出于好奇的“想知道”和“想明白”发展到为了某种实用目的的“应该知道”和“应该明白”。与自发的科学不同,自觉的科学也是以实践为目的的,因此,科学的双刃剑功能在其自发阶段,只具有客观的意义,缺乏主观故意。科学只有进入自觉阶段之后,才有了实用和功利目的,增加了主观方面的双刃剑功能。但技术就不同了。技术从一开始就带有明确的实用目的,即为了人的生存和持续发展而主动地改变客体的形态。技术和科学的这一区别,可能就是它们在最初曾经各行其是的原因。科学史表明,科学和技术最初并不是紧密结合的,许多科学成果的实用目的在当时甚至在很长时间都不能显示出来,许多技术也不是在科学的指导下发生的,而是一种经验和技巧,带有偶然性。科学和技术的结合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说是技术的幸运。因为技术逐渐明白,科学所发现的规律可以为它所用,可以启发它,成为它的理论依据,使它可以排除盲目性,成功的几率也就大些。这一过程同时启发了科学的自觉化,因为科学原理汇入技术活动中,就极大启发和指导了技术活动,也实现着改造客体、服务人类的功能,使科学的价值从认识领域间接地跨入实践领域,开始了自觉化的过程。但无论怎么说,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科学的实用目的或实用功能是间接的,是通过技术实现的,而且科学和技术对社会发生作用都是通过其成果显示出来的。科学以揭示客体规律为目的,其成果多为观念形态,技术以改变客体的存在形态为目的,其成果多为实物形态。因此,相对于科学成果,技术成果对社会的作用直接得多。科学的双刃剑是通过技术成果得到显示的。科学是人类探求客观规律的活动。这个定义除蕴涵了规律的客观性之外,同时说明,科学是人的活动,人的活动尤其是像科学这样的创造性思维活动一旦不再是自发的行为,就和技术一样,也体现着人的目的,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客观规律本身是价值中立的,它既可以造福人,也可以危害人,比如电,它既可以优化人的生活,又可以摧残人的生命。当科学活动具有了实用目的之后,就既有利用和发扬或者避免和弱化客观规律造福人类之功能的那一面,又有利用发扬或者避免或弱化客观规律危害人类之功能的那一面。这两个方面的目标在一个具体科学活动中往往是一致的。因为造福自己与危害他人往往是同一个过程,一方是另一方的条件。即使只是为了造福人类,有时也难免带有副作用。比如,科学发明出了肥料、农药,目的是造福人类,但肥料、农药使粮食、菜、果,甚至饲料、肉类蛋类都会浸染上某些毒素,危害人类健康。由于科学和技术的双刃剑功能从客观意义上说是必然的,科学技术活动就只能尽量规避和抑制其负作用,而不可能彻底消除它。真正的问题在于人类分为不同的利益群体,比如不同的阶级、阶层、集团、国家、民族,每一个利益群体从根本上说都在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削弱和侵夺对方利益,所以,人类历史上就充满了这样的现象,即有些利益集团有时候会故意利用科学技术成果危害人类的功能去对付对方,指示或组织科学家制造出枪炮杀害人,制造出药物毒害人。原子弹的发明成功,便是这一目的促成的结果。现在,科学界关于科学伦理的呼声很高,呼吁各国政府和科学家对人类的生存和持续发展负责,在发展科学和技术的时候,保护环境,保护生态,保护人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功能,坚决克服和制止危害人类的科学技术成果。这虽然旨在唤起科学家尤其是政府的道义感,但是,历史证明,道德总是让位于利益的,因为利益是针对利益主体自身,而道德一般总是针对他人。比如,我要求一个人讲道德,无异是要求他降低自己的利益诉求去照顾我或其他人的利益。当这种降低自己的利益诉求仅仅局限于“降低”,而不至于损害他的利益之时,他才会讲道德。当“降低”超出一定限度,将损害他的利益,他是无论如何不会接受并行使某种强加于他的道德,因此,伦理在利益面前是软弱的。所以,人类一天不结束这种利益集团的分割状态,斗争就不会停止,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就肯定受到互相对立的利益集团的普遍重视,他们必然会利用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去保存自己,发展自己,对抗对方。当代国家无论是以何种国体形式出现,政治权力都是相当大的,也都非常重视科学和技术,这就使科学和技术不但从活动形态变为理论体系形态,而且成了一种国家建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越来越成为一种国家行为,越来越要依靠国家的资助和管理,而国家恰恰是不同利益群体的集合体。因此,每一个国家在发展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必然会以种种借口在发挥科学正面作用的同时对科学尤其是对技术的负面作用也加以堂而皇之的利用,制造一些危害另一部分人的技术产品。当每个现代国家都以特定的理由故意利用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去“发展”科学技术时,科学和技术便发生异化,从造福人类变为危害人类。只有实现了世界大同,人类不再存在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才有可能全面抑制科学的负面作用,充分调动和发挥科学的正面作用。但是,这个目标的实现,假设有可能,也是非常非常遥远甚至是遥遥无期的。因此,在人类还继续分割为不同利益集团的时期,我以为要发展科学的造福功能,抑制其危害功能,除了从主观上不断加强科学尤其是技术伦理的教育之外,还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第一,实现科学主题的转换。以往的科学,无论是出于对自然的好奇,还是出于有目的的自觉认识,其主题都是朝着启发技术和引导技术的方向,帮助技术确定“可以干什么”。由于技术先天地具有双刃剑功能,科学越是对技术具有启发和引导意义,就越会成为技术的帮凶和开路先锋。因此,往后科学的发展,我以为应当从指导技术“可以干什么”这个主题转变为规范技术“不可以干什么”这个主题上来,即从对技术的指导功能转变到规范功能上来。第二,联合国作为国际协调组织应当顺应全球化趋势,制定出有权威的国际性公约,严格审定和限制那些有可能危及人类生存和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成果。只有这样,科学技术对社会的负面效应才能得到有效控制,变成造福人类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