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西马文论的一些感想

读西马文论的一些感想文学094杨雅莉2090411449马克思文论：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和文学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具体表达形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和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和考察文学艺术现象的理论结晶。它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定位文学艺术的实践性和阶级性，而且坚持和发扬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和创造方法。西马文论有种种不同的模式和学派，但由于它们有共同的社会历史文化基础，因而在哲学渊源、美学旨趣、价值取向及文艺本体观等方面呈现共同的特色。人们将会看到，这既是西马文论的优点，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同时又是其局限性。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文论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更注重社会文化批评，更加强调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代表包括：卢卡奇、葛兰西、马舍雷、昌西安·戈德曼、特里·伊尔顿。卢卡奇一个将文学艺术作为审美反应现实和超越现实的的辩证法统一。他认为艺术的认识作用与主观性相互关联。我非常赞同的艺术能提供人类自我认识，又可以提供外部世界的认识，还可以两者结合起来，达到共鸣。文学艺术是源于生活是人对劳动生活的深刻的情感表露。达到共鸣才是艺术的魅力所在。另一个著名的代表：葛兰西，他认为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离不开社会省会，但是文学不完全等同于社会生活。重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他主张情感、道德和审美的批评融于一体，构成他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同文学批评应结合历史条件来分析等观点。还提出了“距离说”。认为对经典作家的作品应当保持某种距离，才能对这些作品进行正确的批评文学离不开社会生活，文学也不完全等同于生活，我非常赞成这个观点。“距离说”在对作家的作品保持某种距离的才能进行正确的批评。根据作者的所在的年代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进行分析和评价作品。这是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上一个改进，更能理解文学作品的在历史上得意义。马舍雷的“沉默”说不自觉中表露了作者的认识和创作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不自觉地暴露了意识形态的限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走过八十多年的历程，在20世纪的文论史上占据了显赫的地位。向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学说实行开放，将其吸收同化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中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要面向当代文艺实践而不能满足于书本到书本。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论。实践才是根本，更多的补充了正统马克思主义。更好的解放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原则，为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文艺提供了许多借鉴之处。为文学创作和评价提供了许多借鉴和带了许多深刻的影响。卢卡奇在文章的引言中就大胆放言，“即使……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需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在这段极富气势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声辩中，容易被读者、尤其是后来的学者们忽视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已经被偷换了内容：不仅马克思主义被加上了“辩证”的限定词，而且其本质也缩减为仅仅是一种用来研究的方法。卢卡奇在写下这一段激扬文字的时候，耳边不曾响起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宣言：哲学家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重要的是改变世界。卢卡奇的偷换概念和后来学者的一因其蔽，都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远离阶级斗争实践的后遗症。强烈的、不妥协的斗争性一旦失去正确的方向，就会产生窝里斗的恶性循环。罗兰•巴尔特说得好，意识形态永远是右派和资产阶级的舞台，只有不投身于实际斗争的左派才会沉迷于意识形态的斗争。1第一部分中，卢卡奇着重强调了“辩证法”的重要性。他开宗明义，“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发现理论和掌握群众的方法中那些把理论、把辩证方法变为革命工具的环节和规定性”，也就说，关键在于认识到理论是为什么、如何掌握群众的。在这里，正确的“认识”是最重要的，只有正确的认识才能正确地引领革命进程，更简洁地说，就是理论应指导实践。辩证法的革命性在于，它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完成这种统一的，则是不得不把认识自身和认识社会结合起来的无产阶级。人们可以提出一个简单却难以回答的疑问：难道（和无产阶级相对的）资产阶级就没有动力去努力掌握这种意识吗？如果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都是盲目的傻瓜，统治怎么可能维持下去，镇压和收买怎么可能成为资产阶级屡试不爽的武器呢？但对于卢卡奇来说，这个质疑并没打到关键点上。致命的缺陷在他对于理论的定义中表现了出来，“这个（无产阶级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的）理论按其本质说无非是革命过程本身的思想表现。……理论无非是记录下每一个必要的步骤并使之被意识到，它同时成为下一个步骤的必要前提。”从理论应该指导实践，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再到这里的理论只是黄昏起飞的猫头鹰，这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是怎么能够被卢卡奇在这么短的篇幅内连贯地叙述下来的？但是，卢卡奇并未意识到这一严重的自相矛盾，而是继续深入，谈到了辩证法的本质。在辨证法中，“……最根本的相互作用，即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辩证法由此可以构造出“流动的概念”，于是，辩证法也就成了“革命的方法”。那么，这是什么样的革命？卢卡奇似乎暗示这只是思维方式上的革命：“在一切形而上学中，客体，即思考的对象，必须保持未被触动和改变，因而思考本身始终只是直观的，不能成为实践的；而对辩证方法说来，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思考如何才能是实践的——如果从来不去试试看？卢卡奇把矛头指向了学院派社会学家，虽然直接针对的是极端的经验主义者马赫，指责他们“根本不管人们对现实的基本态度如何，不管现实被认为能改变还是不能改变。”改良派思想的伯恩施坦，也被指责用“不偏不倚”代替了“辩证法”，从而直接导致了他通向“一种彻底的机会主义理论”，然而这条堕落之路究竟是如何被打通的，却没有半句话的论证。纵观这一部分，似乎可以说，卢卡奇陷入了“理论”与“实践”的“形而上学的”截然二分之中，始终未能表明辩证法是如何使概念“流动”起来的，于是，“理论”和“实践”之间依然隔着一层迷雾。2第二部分中，卢卡奇更加具体地展示了何为“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主要有两个互相支持的方面：历史的视角，总体优先的原则。仍需注意，这依然只是思维的方式而不是行动的方式。而且，这种思维方式包含着过于浓厚的生命哲学的印记：“历史”无时无刻不在变，这让人想起了柏格森的绵延；“总体”是最真实的，而要认识这种“总体”，就必须抛弃自然科学的观察、抽象、实验，另辟蹊径，这种神秘的思维方式让人想起了谢林和叔本华提出的（只有少数天才能掌握的）“直观”。对照卢卡奇在二战时期所写的《理性的毁灭》，我们便不难理解：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期的卢卡奇，正深深陷在被他后来称为“在客观上为法西斯铺路”的非理性主义之中。在这里，辩证法和“历史的视角”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他们都强调变化的永恒性。于是，就没有所谓纯粹的事实，有的只是解释。“不管对‘事实’进行多么简单的列举，丝毫不加说明，这本身就已是一种‘解释’。”在这样的句子里，我们发现了从古代怀疑主义到尼采和后现代主义的幽灵。“一切固定的都烟消云散了”，这种在理论上的矫枉过正，由于取消了客观性存在的基础，从而给强者意志的大行其道大开绿灯；当一切都只是解释，强权就成了公理——《理性的毁灭》就是这样论述尼采的。为了表达对于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学说的厌恶，卢卡奇不仅借“历史”之名采用了相对主义的哲学立场，而且还武断地把现实分为“大不相同的，并且事实上是颠倒的和相反的”两个极端方面：（表面的）现象和（内在的）本质。并且宣称，“外表形式是内部核心的必然表现方式”。在这样的断言中，难道卢卡奇没有意识到自己违背了辩证法的原则，使概念变得僵死而不再“流动”？当时的卢卡奇，仍然深受盲动主义的影响，直到被列宁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严厉批评。盲动主义者企图在尚未认识世界的情况下就着手去改变世界。于是，卢卡奇自然对于现象学方法非常不耐烦，他批评道，“唯心主义在这里陷入了把现实在思维中的再现同现实本身的实际结构混为一谈的幻想”。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分析式思维也被贬低为“庸俗唯物主义”，“只用抽象的、与具体的总体无关的规律来解释事实”。那么对于卢卡奇而言，什么才是认识世界的恰当方式呢？“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总体性已然成了一个神秘的教条，看上去没有任何道路能够通向这个美好的目标。事实上，道路依然是存在的，而对于世界的整体理解也是可以有一个坚实的基础、而不仅仅建立在天才的直觉上的。如果连“现实在思维中的再现”都没弄清楚，何谈认识“现实本身的实际结构”呢？如果连“抽象的规律”都没有，又如何来解释“具体的总体”呢？恰当的方法是对于三种思维方式的有顺序的应用：首先进行现象学的静观，然后进行自然科学的分析，最后把现实理解为历史发展的一个环节并主动地在实际行动中推动现实的变化。卢卡奇只看到这最后一步，而对于前两步嗤之以鼻，这便是盲动主义的表现。不过，他对于陷入现象学静观或者自然科学分析的人的批评是正确的，即前者成为了幻想家、神秘主义者（看看海德格尔吧），后者成为了知道很多却理解很少的人，尼采所痛斥的失去生命力的学究。3第三部分几乎重复了第二部分的两个主题：历史眼光和总体性理解。缺了前者，资本主义就被看成是永存的、“自然”的；缺了后者，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树林。有这两个条件还不够，还需要承认：矛盾的现象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如何解决这种矛盾？一方面，卢卡奇说理论有推动的作用，“理论作为对总体的认识，为克服这些矛盾、为扬弃它们指明道路”，然而另一方面，卢卡奇又似乎暗示矛盾是神秘地自行解决的，“（社会发展的真正）趋势注定要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来真正扬弃社会现实中的这些矛盾。”卢卡奇的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出现在本部分的最后一段，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正是从这一部分的观点中获得了启示。物化的概念已经呼之欲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环境，尤其是经济范畴，以对象性形式直接地和必然地呈现在他的面前，对象性形式掩盖了它们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范畴这一事实。它们表现为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变成为有意识的并且形成为概念。因此人类社会运动的内在逻辑便能同时被理解为人本身的产物，以及从人和人的关系中产生出来并且摆脱了人的控制的力量的产物。……科学想了解的一定的经济总体的生产和再生产，必定变成一定的社会总体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末了，卢卡奇引用马克思的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但这种过于灰暗的看法，本身又导致了文化悲观主义的理论自杀。《理性的毁灭》评价存在主义者和海德格尔时称，由于他们对于社会活动置之不理，所以海德格尔所表露的绝望情绪容易变成不顾一切的革命活动，变成对于救世主奇迹的期待。60年代的西方，“大拒绝”和及时行乐成了解放的标语，而解放的行动也就失去了理性的纲领。一旦发现肆意爆发的能量不足以使自己成为改变社会的英雄，青年就重新登上了你死我活的社会流动的阶梯，力图使自己成为闪耀社会的明星，随着年龄的增大和地位的上升，极左青年摇身一变，成为极右的中年，玫瑰色的理想主义被灰色的现实主义取代。4第四部分论述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积极因素，即对于历史的强调，并且认为马克思把这方面发扬光大了。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在历史的发展中，运用承认矛盾存在的辩证法思维，认识到了历史的真正动力：“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卢卡奇称赞马克思正是以此为立足点，才获得了破除“概念的神话”的可能性。不过，我们很可以问问卢卡奇，所谓的“现实生活”是什么呢？“现实生活”无所不包吗？这是否又是另一种“概念的神话”？5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辩证唯物主义出发点，在现代城市生活和工业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成为最重要的关系，并且也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到，“我的朋友是谁”可以用来代替回答“我是谁”；而在昔日的乡村社会和农业生产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过去的人就以这种关系来看待自己，“我是谁”取决于“我靠什么过活”。卢卡奇再次重申了第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