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胡风文艺思想及“三十万言书”的批判反思(一)

论析胡风文艺思想及“三十万言书”的批判反思(一)论文关键词：胡风；文艺思想及杂文批判；研究论文摘要：本文是《主流话语与文学话语的矛盾冲突》课题的第三篇。课题的基本思路在于试图将王实味、萧军、胡风、“三家村”等人，从重重的政治、文化批判中剥离出来，通过对其杂文的创作动机、文本功用、重新阐释等方面进行研究，希望能够对其杂文思想进行梳理与把握，从侧面勾勒出(1942—1976)年杂文被批判的原因、模式、教训的某些历史线索，窥探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文化心理与时代精神状态；把握其审美观念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发展脉络；进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路向提供某种程序的反思与借鉴。胡风冤案，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非常事件，时间长达二十五年，全国共触及2100人，其中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2人，到1956年，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党员32人)，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这样的一桩大冤案，从1954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我们必须战斗》的文章，拉开了批判胡风的序幕始，至1979年1月14日，公安部电话通知四川省公安厅释放胡风，一场长达二十五年的劫难终于过去。1988年6月，在胡风去世三周年之后，中共中央进一步为胡风彻底平反，否定了1980年为胡风平反时“保留”下来的全部问题。1980年在为胡风从政治上予以平反的同时，仍然不肯否定1955年强加给胡风的许多不实之词，对此，1988年的平反文件，对全部遗留问题作了最后的澄清。至此，原来强加于胡风的什么“小集团”、“宗派主义”、“五把刀子”等一系列指责，都被彻底推翻了。历史是沉重的，重温胡风冤案的历史过程，纠缠是非恩怨，已无济于事;然而，了解其原因及模式，总结教训却很有必要。胡风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胡风是鲁迅先生去世后，中国的思想家群中重要的成员之一;他是继承“五四”传统，捍卫“五四”精神的重要旗手之一;胡风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寻找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典范;胡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胡风和胡风冤案成员们的历史功绩，绝不仅只在于他们自身所建树的成就和实现的生命价值;还在于他们以自己的经历，在亿万人民心中唤醒了良知，他们以自己的生命，记录了一次可怕的历史大倒退。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关于对胡风《文艺报》的批判及“三十万言书”批判的焦点、批判的模式、及其教训。19世纪俄罗斯进步思想家、文学家赫尔岑说过:“充分的理解过去一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一我们可以揭示未来意义一向后看一就是向前进。”胡风冤案最终以“反革命集团”定罪，七月流派作家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不仅仅是根据胡风的文艺思想及“三十万言书”被视为异端而蒙受批判，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由于他的文艺思想在不少方面同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有所出人，特别是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们存在深刻的分歧.尽管在理论原则方面胡风与《讲话》基本一致，但是他反对将《讲话》提出的理论原则简单地引申到文艺领域，代替对艺术特性和艺术规律的阐说，也不赞成简单照搬解放区文艺运动的一系列做法。虽然胡风从来不曾公开对《讲话》提出质疑和批评，但他在许多具体的文艺问题上始终坚持自己的见解。在同友人的私下交往中，他反对把《讲话》当做“图腾”，也不认为《讲话》“彻底”或“根本”解决了文艺的诸多问题;在公开的场合，他一直同周扬、林默涵、何其芳等人进行争辩，批评他们的观点是“庸俗社会学”、“机械论”、“教条主义”，苦心孤诣而又执着不悔地企图用自己的意见取代他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不论胡风的文艺观点是否正确，当他十余年如一日地批评那些被视为“正统”观点时，在客观上就给人留下了“异端”的深刻印象。1954年12月，周扬在文联、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公开挑明:胡风的“许多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根本的分歧的”，并“历来就存在着分歧”。因此，马蹄疾在《胡风传》中总结胡风获罪的根本原因是:“除了建国以后一直贯穿着“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这样一条左的政治路线外，还因“图腾”案触怒了毛泽东，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写了两条按语，才给胡风定性定罪。关于胡风文艺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的根本区别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林默涵1953年1月发表于《文艺报》上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ca}，他们找到“根本区别”是，“对于革命文艺的根本问题的两种答案:依照《讲话》的指示，根本问题是文艺工作者缺乏为工农兵的共同目标，是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解决的办法，是改造自己的思想。依照胡风的理论，根本问题，是作家主观战斗精神不够强烈或者衰落了，解决的办法是加强作家的主观精神。”由这一“原则性的分歧”出发，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批判胡风在世界观问题上，“否认作家的世界观的作用，否认革命的作家必须取得革命的阶级立场，自然也就是否认文学艺术中的党性的原则”;在现实主义的问题上，不仅混淆了旧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而且“连现实主义的基础是什么都弄不清楚、在生活与题材的问题上，“否认今天的革命作家必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否认必须描写他们，尤其是否认必须描写他们的觉悟性，描写他们的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描写他们中的先进人物、在民族形式问题上，“把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和民族的文艺传统完全割断”，“是民族遗产的极端否定者”。在胡风的文艺观点中，最遭垢病的是“主观战斗精神”，批判者认为，这是胡风文艺思想之所以具有“根本性质的错误”的症结所要。林默涵和何其芳指出，“主观战斗精神”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危害主要有三点:“第一，胡风片面地不适当地强调所谓‘主观战斗精神’而没有强调更重要地忠实于现实，这根本上就是反现实主义的;第二，胡风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是没有阶级内容的抽象的东西。因而他所说的现实主义也就只是一种没有阶级内容的抽象的东西、第三，也是最主要的，“胡风这种理论的实际效果，就是阻碍文艺工作者认识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因为依照胡风看来，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根本问题，不是改造自己，以转人工人阶级的立场，而是加强那种抽象的超阶级的所谓主观战斗精神。其实，今天我们重读胡风的有关论着，不难发现许多指贵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胡风在强调“主观战斗精神”的同时，比许多同时代的批评家更重视、更强调忠实于现实，他说的主观战斗精神本身就包括了“生活底深人和胸怀底扩大”这两个方面。他毕生都认为“现实主义的中心问题是‘写真实’，因而指贵胡风“没有强调更重要地忠实于现实”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其次，胡风也从不否认先进世界观对文艺创作的积极影响，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健康的人生观能够使作者有力量更深人真实”，“正由于作者底人生观和世界观底正确，从接触客观生活中所发生的感觉、情绪，才能够走向正确的方向，对于现实斗争才能有积极的意义。”他也相当重视与人民大众的结合和世界观的改造，多次说:“深人到实际斗争也就是和大众的结合里面，这正是文艺运动在今天的主要任务。在胡风看来，世界观是主观战斗精神的内涵之一，在实践斗争中改造世界观是增强主观战斗精神的途径之一。因此批判者在这方面的指贵也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