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午丁未年纪事

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作者：杨绛一风狂雨骤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也就是阴历丙午年的六月，我下班回家对默存说：“我今天‘揪出来了’，你呢？”他说：“还没有，快了吧？”果然三天后他也“揪出来了”。我问默存：“你是怎么‘揪出来’的？”他也莫名其妙。“大概是人家贴了我几张大字报。”我倒记得很清楚。当时还没有一张控诉我的大字报，不过我已早知不妙。一次，大会前群众传看一份文件，传到我近旁就跳过了我，好像没有我这个人。再一次大会上，忽有人提出：“杨季康，她是什么人？”并没有人为我下定义，因为正在检讨另一“老先生”。会后，我们西方文学组的组秘书尴尬着脸对我说：“以后开会，你不用参加了。”我就这样给“揪出来了”。“揪出来”的算什么东西呢，还“妾身未分明”。革命群众天天开大会。我门同组“揪出来”的一伙，坐在空落落的办公室里待罪。办公室的四壁贴满了红红绿绿的“语录”条，有一张上说：拿枪的敌人消灭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一位同伙正坐在这条语录的对面。他好像阿Q照见了自己癫痢头上的疮疤，气呼呼地换了一个坐位。好在屋里空位子多的是，我们是有自由随便就坐，不必面对不爱看的现实。有一天，报上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我们在冷冷清清的办公室里正把这个文件细细研究，窃窃私议，忽被召去开大会。我们满以为按这个指示的精神，革命群众该请我们重新加入他们的队伍。不料大会上群众愤怒地控诉我们种种罪行，并公布今后的待遇：一，不发工资，每月发生活费若干元；二，每天上班后，身上挂牌，牌上写明身份和自己招认并经群众审定的罪状；三，组成劳动队，行动听指挥，并由“监管小组”监管。我回家问默存“你们怎么样？”当然，学部各所都是一致的，我们俩的遭遇也相仿佛。他的专职是扫院子，我的专职是扫女厕。我们草草吃过晚饭，就像小学生做手工那样，认真制作自己的牌子。外文所规定牌子圆形，白底黑字。文学所规定牌子长方形，黑底白字。我给默存找出一块长方的小木片，自己用大碗扣在硬纸上画了个圆圈剪下，两人各按规定，精工巧制；做好了牌子，工楷写上自己一款款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鉴赏。我们都好像阿丽思梦游奇境，不禁引用阿丽思的名言：“curiouserandcuriouser！”事情真是愈出愈奇。学部没有大会堂供全体开会，只有一个大席棚。有一天大雨骤冷，忽有不知何处闯来造反的红卫兵，把各所“揪出来”的人都召到大席棚里，押上台去“示众”，还给我们都带上报纸做成的尖顶高帽。在群众愤怒的呵骂声中，我方知我们这一大群“示众”的都是“牛鬼蛇神”。我偷眼看见同伙帽子上都标着名目，如“黑帮”、“国民党特务”、“苏修特务”、“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等。我直在猜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散会我给推推揉揉赶下台，可是我早已脱下自己的高帽子看了一眼。我原来是个“资产阶级学者”，自幸级别不高。尖顶高帽都需缴还。帽子上的名目经过规范化，我就升级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默存一样。我和同伙冒雨出席棚，只愁淋成落汤鸡，不料从此成了“落水狗”，人人都可以欺凌戏侮，称为“揪牛”。有一天默存回家，头发给人剃掉纵横两道，现出一个“十”字；这就是所谓“怪头”。幸好我向来是他的理发师，赶紧把他的“学士头”改为“和尚头”，抹掉了那个“十”字，听说他的一个同伙因为剃了“怪头”，饱受折磨。理发店不但不为他理发，还给他扣上字纸篓子，命他戴着回家。我的同伙没遭这个恶作剧，可是宿舍大院里立刻有人响应了。有一晚，同宿舍的“牛鬼蛇神”都在宿舍的大院里挨斗，有人用束腰的皮带向我们猛抽。默存背上给抹上唾沫、鼻涕和浆糊，渗透了薄薄的夏衣。我的头发给剪去一截。斗完又勒令我们脱去鞋袜，排成一队，大家伛着腰，后人扶住前人的背，绕着院子里的圆形花栏跑圈儿；谁停步不前或直起身子就挨鞭打。发号施令的是一个“极左大娘”——一个老革命职工的夫人；执行者是一群十几岁的男女孩子。我们在笑骂声中不知跑了多少圈，初次意识到自己的脚底多么柔嫩。等我们能直起身子，院子里的人已散去大半，很可能是并不欣赏这种表演。我们的鞋袜都已不知去向，只好赤脚上楼回家。那位“极左大娘”还直在大院里大声恫吓：“你们这种人！当心！把你们一家家扫地出门！大楼我们来住！”她坐在院子中心的水泥花栏上侦察，不时发出警告：“X门X号！谁在撕纸？”“X门X号！谁在烧东西？”一会儿又叫人快到大楼后边去看看，“谁家烟筒冒烟呢！”夜渐深，她还不睡，却老在喝问：“X门X号！这会儿干吗还亮着灯？”第二天清晨，我们一伙都给赶往楼前平房的各处院子里去扫地并清除垃圾。这是前夕不知谁下的命令。我去扫地的几处，一般都很体谅。有的说，院子已经扫过了，有的象征性地留着小撮垃圾给我们清除。有一家的大娘却狠，口口声声骂“你们这种人”，命我爬进铁丝网拦着的小臭旮旯，用手指抓取扫帚扫不到的臭蛋壳和烂果皮。押我的一个大姑娘拿一条杨柳枝作鞭子，抽得我肩背上辣辣地痛。我认识她。我回头说：“你爸爸也是我们一样的人。”因为我分明看见他和我们一起在席棚里登台示众的。那姑娘立起一对眼珠子说：“他和你们不一样！”随手就猛抽一鞭。原来她爸爸投靠了什么有权力的人，确实和我们不一样了。那位姑娘的积极也是理所当然。宿舍大院的平房里忽出现一个十六七岁的红卫兵。他星期日召集大楼里的“牛鬼蛇神”去训话，下令每天清早上班之前，扫大院、清除垃圾，还附带一连串的禁令：不许喝牛奶，不许吃鱼、吃肉、吃鸡蛋，只许吃窝窝头、咸菜和土豆。当时已经有许多禁令，也不知是谁制定的，如不准戴草帽，不准撑阳伞，不准穿皮鞋等等。我们这群“牛鬼蛇神”是最驯良、最和顺的罪犯，不论谁的命令都一一奉行。因为一经“揪出”，就不在人民群众之中，而在人民群众之外，如果抗不受命，就是公然与人民为敌，“自绝于人民”。“牛鬼蛇神”互相勖勉、互相安慰的“官话”是“相信党，相信人民”，虽然在那个时候，不知有谁能看清党在哪里，人民又是谁。“极左大娘”不许我家阿姨在我家干活，因为她不肯写大字报骂我。可是她又不准阿姨走，因为家有阿姨，随便什么人随时可打开门进来搜查。默存的皮鞋领带都给闯来的红卫兵拿走了，又要拿打字机。阿姨撤谎说是公家的，没让拿。我教阿姨推说我们机关不准我家请阿姨，“极左大娘”只好放她走，我才关住了大门。阿姨临走对我说：“你现在可以看出人的好坏来了——不过，还是好人多。”这当然是她的经验之谈，她是吃过苦的人。我常想，好人多吗？多的是什么样的好人呢？——“究竟还是坏人少”，这样说倒是不错的。“扫地出门”很多地方实行了；至少，造反派随时可闯来搜查。家家都有“罪证”得销毁。宿舍里有个“牛鬼蛇神”撕了好多信，不敢烧，扔在抽水马桶里。不料冲到底层，把马桶堵塞了。住楼下的那位老先生有幸未列为“权威”，他不敢麻痹大意，忙把马桶里的纸片捞出漂净，敬献革命群众。这就引起宿舍里又一次“揪斗”。我回家较晚，进院看见大楼前的台阶上站满了人，大院里也挤满了人，有坐的，有站的，王大嫂是花匠的爱人，她一见我就偷偷向我摆手。我心知不妙，却又无处可走，正迟疑，看见平房里的张大妈对我努嘴，示意叫我退出去。可是“极左大娘”已经看见我了，提着名字喝住，我只好走上台阶，站在默存旁边。我们都是陪斗。那个用杨柳枝鞭我的姑娘拿着一把锋利的剃发推子，把两名陪斗的老太太和我都剃去半边头发，剃成“阴阳头”。有一位家庭妇女不知什么罪名，也在我们队里。她含泪合掌，向那姑娘拜佛似的拜着求告，总算幸免剃头。我不愿长他人志气，求那姑娘开恩，我由她剃光了半个头。那是八月二十七日晚上。剃了“阴阳头”的，一个是退休干部，她可以躲在家里；另一个是中学校长，向来穿干部服、戴干部帽，她可以戴着帽子上班。我没有帽子，大暑天也不能包头巾，却又不能躲在家里。默存急得直说“怎么办？”我持强说：“兵来将当，火来水挡；总有办法。”我从二楼走上三楼的时候，果然灵机一动，想出个办法来。我女儿几年前剪下两条大辫子，我用手帕包着藏在柜里，这会子可以用来做一顶假发。我找出一只掉了耳朵的小锅做楦子，用默存的压发帽做底，解开辫子，把头发一小股一小股缝上去。我想不出别的方法，也没有工具，连浆糊胶水都没有。我费了足足一夜工夫，做成一顶假发，害默存整夜没睡稳（因为他不会帮我，我不要他白陪着）。我笑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洗脸可以连带洗头，这回我至少也剃了半个光头。果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只是变了样。我自恃有了假发“阴阳头”也无妨。可是一戴上假发，方知天生毛发之妙，原来一根恨都是通风的。一顶假发却像皮帽子一样，大暑天盖在头上闷热不堪，简直难以忍耐。而且光头戴上假发，显然有一道界线。剪下的辫子搁置多年，已由乌黑变成枯黄色，和我的黑发色泽不同——那时候我的头发还没有花白。来京串连的革命小将乘车不买票，公共车辆拥挤不堪，上车不易。我和默存只好各自分头挤车。我戴着假发硬挤上一辆车，进不去，只能站在车门口的阶梯上，比车上的乘客低两个阶层。我有月票，不用买票，可是售票员一眼识破了我的假发，对我大喝一声：“哼！你这黑帮！你也上车？”我声明自己不是“黑帮”。“你不是黑帮是什么？”她看着我的头发。乘客都好奇地看我。我心想：“我是什么？牛鬼蛇神、权威、学者，哪个名称都不美，还是不说为妙。”我心里明白，等车一停，立即下车。直到一年以后，我全靠两条腿走路。街上的孩子很尖利，看出我的假发就伸手来揪，幸有大人喝住，我才免了当街出彩。我托人买了一只蓝布帽子，可是戴上还是形迹可疑，出门不免提心吊胆，望见小孩子就忙从街这边躲到街那边，跑得一溜烟，活是一只过街的老鼠。默存愿意陪我同走，可是戴眼镜又剃光头的老先生，保护不了我。我还是独走灵便。我们生活上许多事都得自己料理。革命群众已通知煤厂不得为“牛鬼蛇神”家送煤。我们日用的蜂窝煤饼，一个个都得自己到煤厂去买。咸菜、土豆当然也得上街买。卖菜的大娘也和小孩子一样尖利，眼睛总盯着我的假发。有个大娘满眼敌意，冷冷地责问我：“你是什么人？”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以后就和默存交换任务：他买菜，我买煤。我每天下班路过煤厂，买三块大煤、两块小煤，用两只网袋装了一前一后搭在肩上，因为我扫地扫得两手无力，什么都拿不动了。煤厂工人是认识我的。他们明知我是“牛鬼蛇神”，却十分照顾。我下班赶到煤厂，往往过了营业时间，他们总放我进厂，叫我把钱放在案上，任我自取煤饼。有一次煤厂工人问我：“你烧得了这么多煤吗？”我说：“六天买七天的，星期日休假”，他们听我还给自己“休假”，都笑了。往常给我家送煤的老田说：“干脆我给你送一车吧。”他果然悄悄儿给我送了一车。我央求他给李健吾和唐棣华家也送些煤，他也送了。这事不幸给“极左大娘”知道，立即带着同伙赶到煤厂，制止了送煤。不久以后，听说“极左大娘”在前院挨斗了。据说她先前是个私门子，嫁过敌伪小军官。传闻不知真假，反正我们院子里从此安静了。有个丑丫头见了我就钉着臭骂；有位大娘公然护着我把她训斥了一顿，我出入大院不再挨骂。宿舍大院里的暴风雨暂时过境，风势和缓下来，不过保不定再来一阵。“一切牛鬼蛇神”正在遭受“横扫”，我们得战战栗栗地待罪。可是我虽然每天胸前挂着罪犯的牌子，甚至在群众愤怒而严厉的呵骂声中，认真相信自己是亏负了人民、亏负了党，但我却觉得，即使那是事实，我还是问心无愧，因为——什么理由就不必细诉了，我也懒得表白，反正“我自巍然不动”。打我骂我欺侮我都不足以辱我，何况我所遭受的实在微不足道。至于天天吃窝窝头咸菜的生活，又何足以折磨我呢。我只反复自慰：假如我短寿，我的一辈子早完了，也不能再责望自己做这样那样的事；我不能像莎士比亚《暴风雨》里的米兰达，惊呼“人类多美呀。啊，美丽的新世界……！”我却见到了好个新奇的世界。二颠倒过来派给我的劳动任务很轻，只需收拾小小两间女厕，这原是文学所小刘的工作。她是临时工，领最低的工资——每月十五元。我是妇女里工资最高的。革命群众叫我干小刘的活儿，小刘却负起监督文学所全体“牛鬼蛇神”的重任。这就叫“颠倒过来”。我心上慨叹：这回我至少可以不“脱离实际”，而能“为人民服务”了。我看过那两间污秽的厕所，也料想我这份工作是相当长期的，决不是三天两天或十天八天的事。我就置备了几件有用的工具，如小铲子，小刀子，又用竹筷和布条做了一个小拖把，还带些去污粉、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