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没有出现文艺复兴运动:从科学和管理学角度偷看历史之22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文艺复兴运动”:从科学和管理学角度偷看历史之二十二昨天,2月15日,是近代科学之父伽利略的生日。伽利略·伽利莱(GalileoGalilei,1564年2月15日-1642年1月8日)是意大利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及哲学家,科学革命中的重要人物。伽利略生于意大利比萨(当时为佛罗伦萨公爵领地),文艺复兴始于14世纪佛罗伦萨,所以可以说伽利略是文艺复兴运动的硕果。绝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西方社会的兴起,起因于文艺复兴运动。这就让我们要问:为什么中国没有“文艺复兴运动”而使中国社会国家兴旺发达呢?中国为什么没有“文艺复兴运动”,这是一个沉重的历史学话题。按照历史学家莫里斯的说法,中国从6世纪初到18世纪初,文明的发展水平是超过西方的,特别是11世纪的北宋中国,文明发展水平远远超过了西方,这时,中国或者说东方,出现了“文艺复兴运动”的迹象。的确如此,11世纪晚期,欧阳修就发起了“古文运动”倡导“重古文而不废骈文”,带来了文学的大繁荣,重古文,颇有文艺复兴的味道。与重古文相伴的是,当时绘画艺术也繁荣昌盛起来,以至于最终产生《清明上河图》这样的伟大作品。要复兴古文,重视绘画,这多么像文艺复兴运动呀!关于欧阳修,百度百科见,维基百科见欧阳修从管理学角度看,文学革命是变革的信号,它为变革准备理论,但是社会要发达当然仅有文学革命时不够的,还需要有人力资源。“文艺复兴运动”就出了主要的人力资源人物——科学探索人物达芬奇,他为西方科学探索奠定科学资源。关于达芬奇的维基百科可见中国的情况怎么样?莫里斯认为,11世纪的中国就出现了一个堪称达芬奇的人物——沈括。沈括是是11世纪的科学家政治家,除了绘画才华,沈括也像达芬奇一样,在自然科学、水利工程、工艺技术方面有杰出的贡献。当然有所不同的是,作为工程师的沈括擅长的是水利工程而不是达芬奇的建筑工程,这起因于中国国情,黄河经常需要整治。两个人都有一个关于女人的故事。对达芬奇,大家总是在问,那个女人,那个叫蒙娜丽莎的女人,是谁?他把她画得那么美丽。对于沈括,留下的故事是他对妻子的爱。有人说他怕老婆,如果仅仅是怕老婆,老婆死了他不正好解放了吗?可是沈夫人去世后,沈括甚至要想殉葬,郁郁寡欢,第二年去世了。爱到深处生死愿相随,这绝不是一个怕字就说得过去的。沈括的爱,这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背叛,具有思想解放的特色。关于沈括的百度百科见,维基百科见=%E6%B2%88%E6%8B%AC&ie=utf-8&f=8&rsv_bp=1&rsv_idx=1&tn=baidu&rsv_pq=fdcd46aa00099a01&rsv_t=e210aWdpl5yVBMRhP%2FyVTrFdQg9e4p3N%2BL1gdnJ2n3EnHykym8VedcaN87Y看来上帝没有偏袒西方人,沈括出生在1031年,达芬奇出身在1452年,整整早了421年,没有让沈括具有绘画天才,没有不公平,因为沈括还要参加政治改革,上帝赋予沈括政治才干。其实,在11世纪,上帝不仅给中国送来了科学家沈括,还为中国输送了更重要的人力资源,同时送来了政治家王安石。王安石也是一个懂感情的,王安石任知制诰时,王安石的妻子吴氏,给王安石置一妾。王安石问:“你是谁?”女子说自己是“家欠官债、被迫卖身”。王安石听罢,不仅没收她为妾,还送钱给她,帮助她还清官债,使其夫妇破镜重圆。还有一个故事,他妻子后来又给他买了个妾,中国文化,妻子总盼着子孙满堂,可能由于王安石是个邋遢鬼,这个妾不喜欢他,与人私奔了,作为宰相王安石找到他们,说:你真糊涂,你喜欢别人,感情上没法,可为什么不带一点钱就跑呢?以后日子怎么过?结果他给了这对私奔的人许多银子,让他们正常生活。这是多么富有文艺复兴提倡的个性解放、人本主义精神呀。最重要的是,王安石实行变法,在11世纪实施了后来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投资政策、金融政策,推行新法,试图改变“积贫积弱”、备受侵略的现象实现富国强兵目的。可惜王安石的新法后来被彻底废除了,王安石还被正统思想家斥责为千古罪人。关于王安石的百度百科见=jDvRE0Ec-yWDMU1kcxhojpM__zW6aCstC8QXS-taPKbhEQud3dVr418cBzBmKxERVMdq4az2NNbrCfCO_hHZiKiVuf9ApAqPFFA6uh5Xnue,维基百科见世纪的中国,在技术上,发明了指南针、活字印刷,火药制作技术也有很大提高,出现了煤的使用。这样中国人在航海技术、信息传播技术、战争能力和能源使用方面有了质的提高。到了13世纪,出现了黄道婆的纺织技术和《农桑辑要》记录的技术。中国进步的技术进步水平已经取得。历史当然要问,既然有这么多有利条件,为什么中国在11世纪没有出现开启现代人本主义思想和近代科学研究的文艺复兴运动呢?对于这这个问题,一般回答是:蛮族女真民族的入侵。女真族破坏了中国的发展。这种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并不比充分。古文运动的最早的倡导者是9世纪的韩愈,此后出现了所谓唐宋八大家。金灭北宋是公元1126~1127年发生的事,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于13世纪晚期的佛罗伦萨,伽利略生于1564年,经历了约三个世纪,从韩愈在9世纪中叶提倡的古文运动算起,3个世纪以后正好是12世纪,中国却没有出现伽利略,而是出现了宋江、方腊的起义,这个问题要思考。当然,王铮曾经给出另一个解释,中国北宋地位的丧失,有气候变化的原因(见我的另一篇博客科学网—北宋为什么会亡国:从科学与管理学偷看历史之一-王铮的...)。但是这就有充分解释力吗?为什么在金人入侵前,王安石、沈括都被废除了。难道就因为太后保守让他们生不逢时?中国为什么没有从古文运动发展出文艺复兴,这是一个大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兴起文艺复兴运动,或者说更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仅仅保持了从6世纪到17世纪的领先?下面是我的一些认识:1治理思想小农经济化在6世纪中叶到18世纪初的中国领先时期,中国并不是始终发展的,除了蒙古人带来的战争危害外,其中15~16世纪明朝社会的停滞是因为农民阶级理念治国,这个理念的核心就是重本抑末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思想。其实,中国的汉初流行的重视商业的思想,在当年独尊儒术后就遭到了打击。到明代,国家重新整理了儒家思想,把孟子的民贵思想、管子的商业主义和王安石的经济思想一律踢出了思想圣殿。此后在经济学方面,在消费模式上只有勤俭节约,没有《管子》的节侈刺俭,维持小农经济的治理理念。结果如《管子》所说:“无侈靡,本事不得立。”产业也发展不起来。南宋开始,国家的思想观点完全小农经济意识化了。在这情况下社会只知道解决农业资本,其他产业资本得不到扩张,这样就使得技术资本、劳动力得不到发挥,人力资源也不能转换为人力资本,《梦溪笔谈》、《天工开物》之类只不过成为奇巧淫技的记录。更为糟糕的是,在小农经济的政治模式下,官员大量获利,知识分子不再积极发现知识,社会也不投入产业创新。许多人的家训就是多置田产,知识分子目的就是读八股文,做所谓齐家治国安邦平天下的大事,唯独不关心经济。这样,中国人实现了知识发现,却没有推进为产业创新。明代开始,行动上,出身农民的朱元璋对商人阶层竭力打击,可能起因于对张士诚代表的市民经济的仇恨,发达的商业城市南京地区的居民,被大规模地充军云南。不仅如此,明朝初年,朱元璋就立下了“不许寸板下海”的“祖训”;海外贸易被责令停止,政府实行禁海。而这时是由于中国发明了指南针带来的全球大大开拓时代。是的,这个时代中国有了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可是郑和下西洋不是为了商业贸易,也不是为了开疆拓土,而是为了弘扬天朝神威,完全没有全球治理的观念,而是炫富扬威的小农经济思想。《大明律》规定“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为什么要禁海,一则担心“与盗寇勾结”,二者发现贸易带来货币增加,物价上涨。这些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小农经济思想控制下的郑和航海,不搞贸易,当然容易被证明是浪费国家财力的东西。这样,航海不能带来产业资本增加,也不能刺激技术创新,完全没有后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的航海开疆模式。补充一下,清朝的禁海令更严,这是因为他们属于蛮族政权,自己就对自己的政权合法性不自信。在思想深处,担心航海或者对外带来反对力量,担心海外带来的新思想。由此可见改革开放的今天,提倡“三个自信”很重要。闭关锁国,封锁没有与信息,连一个自信都没有,何以立国。更早,中国在宋代就开始担心对外开放导致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担心文化交流,中国政府没有参与全球治理的思想。北宋,当出现朝鲜派人到中国购买图书时,政府就加以禁止。当发现辽国人推崇中国文化,大臣就奏请禁书、控制印刷业。到了明代,疆土收缩,清代,闭关锁国,禁止严格控制民间开矿。小农经济的治理模式,在变化了的世界中谈不到“王道”,更谈不到“霸道”。2思想意识标准化在莫里斯的社会文明水平发展曲线中,中国在宋代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峰值。可是就是这个峰值期,中国出现了设置思想桎梏的制度文化,按朱熹推荐的理学,实行思想意识标准化。在这种情况下的一个恶劣典型是女性美也被标准化为“裹小脚”,从而剥夺她们的劳动力,让他们不得不依附男性。当然,这可能国土丧失有关,在人口压力下实行变相节育。在思想意识标准化的社会约束下,本来活字印刷出来,带来了大量印刷各种图书的可能性,中国在这时的确可以出现文艺复兴运动的技术条件,可是国家采取了禁书的政策,像苏东坡、欧阳修这样的文化领袖,为了治理的简单化,都积极地推动禁书。在这种思想禁闭的情况下,在这种小农经济治国的“平天下”还带来经过朱熹改造的孔孟之道的思想的桎梏。王安石的“荆公新学”被禁止,本来提倡民间平等发展的科举在思想被改造为“八股文”考试制度。宋代发明的活字印刷,由于思想教育的标准化反而没有雕版印刷成本低,得不到发展,也就不能促进新思想、新技术的传播。中国的禁书政治伴随着的是禁言,这种制度与中国传统的百家争鸣相去更远,把原有的文化优势给废除了。不仅如此,在意识形态领域推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以“礼”来抵制社会的任何一点变动。这样,当然不会有“文艺复兴运动”。到了清代,这种思想标准化的作派,演化为文字狱。这时,与伏尔泰同时代的顾炎武提出了类似伏尔泰实证分析的思想,本来可以作为科学发展的动力,可是在文字狱恐怖下,这一思想变成了“考据”。最高的学位不是从实际生活去实证研究,而是从故纸堆里考据。实际上,在牛顿研究运动规律时,顾炎武在考据汉字的古代读法,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文字狱的陷害。牛顿、顾炎武同样的学术思想、同样的学术努力,却因为思想的松弛水平不同,走上不同道路。思想意识标准化,“文艺复兴运动”当然不可能在中国兴起。3“斗争”常态化从宋代开始,朝廷出现了政治、思想不同的流派或者说朋党,这种朋党的出现是政治民主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国民知识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可是由于国家防止思想价值观变化,政治不民主,连孟子的民为贵思想也被禁止,官员不能自由表达政见,朋党在维护传统思想的旗帜下,是否取决于皇权,利用维护皇权的名义,互相倾轧,相互斗争,使得宋的变法反反复复,停滞不前,直到宋的灭亡。明代开始,这种朋党文化再次兴起,本来,朝廷实行了内阁制,有利于协商发展。可是朋党陷入了各种礼仪之争,或者说拿着礼仪干扰着中国的发展道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