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熙载艺概文概

刘熙载艺概：文概诗概艺者，道之形也。学者兼通六艺，尚矣。次则文章名类，各举一端，莫不为艺，即莫不当根极于道。顾或谓艺之条绪綦繁，言艺者非至详不足以备道。虽然，欲极其详，详有极乎？若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亦何必殚竭无余，始足以明指要乎？是故余平昔言艺，好言其概，今复于存者辑之，以名其名也。庄子取“概乎皆尝有闻”，太史公叹“文辞不少概见”，闻、见皆以“概”为言，非限于一曲也。盖得其大意，则小缺为无伤，且触类引伸，安知显缺者非即隐备者哉？抑闻之《大戴记》曰：“通道必简。”“概”之云者，知为“简”而已矣。至果为通道与否，则存乎人之所见。余初不敢意必于其间焉。同治癸酉仲春，兴化刘熙载融斋自叙卷一文概《六经》，文之范围也。圣人之旨，于经观其大备，其深博无涯涘，乃《文心雕龙》所谓“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有道理之家，有义理之家，有事理之家，有情理之家，“四家”说见刘劭《人物志》。文之本领，祗此四者尽之。然孰非经所统摄者乎？九流皆托始于《六经》，观《汉书·艺文志》可知其概。左氏之时，有《六经》未有各家，然其书中所取义，已不能有纯无杂。扬子云谓之“品藻”，其意微矣。《春秋》文见于此，起义在彼。左氏窥此秘，故其文虚实互藏，两在不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左氏释经，有此五体。其实左氏叙事，亦处处皆本此意。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刘知几《史通》谓《左传》“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余谓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后汉书》称荀悦《汉纪》“辞约事详”，《新唐书》以“文省事增”为尚，其知之矣。烦而不整，俗而不典，书不实录，赏罚不中，文不胜质：史家谓之“五难”。评《左氏》者，借是说以反观之，亦可知其众美兼擅矣。杜元凯序《左传》曰：“其文缓。”吕东莱谓：“文章从容委曲而意独至，惟《左氏》所载当时君臣之言为然。盖繇圣人余泽未远，涵养自别，故其辞气不迫如此。”此可为元凯下一注脚。盖“缓”乃无矜无躁，不是弛而不严也。文得元气便厚。《左氏》虽说衰世事，却尚有许多元气在。学《左氏》者，当先意法而后气象。气象所长在雍容尔雅，然亦有因当时文胜之习而觭重以肖之者。后人必沾沾求似，恐失之啴侈靡矣。萧颖士《与韦述书》云：“于《穀梁》师其简，于《公羊》得其核。”二语意皆明白。惟言“于《左氏》取其文”，“文”字要善认，当知孤质非文，浮艳亦非文也。《左氏》叙战之将胜者，必先有戒惧之意，如韩原秦穆之言，城濮晋文之言，邲楚庄之言，皆是也。不胜者反此。观指睹归，故文贵于所以然处著笔。《左传》善用密，《国策》善用疏。《国策》之章法笔法奇矣，若论字句之精严，则左公允推独步。左氏与史迁同一多爱，故于《六经》之旨均不无出入。若论不动声色，则左于马加一等矣。“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以左氏之才之学，而文必范我驰驱，其识虑远矣。《国语》，周、鲁多掌故，齐多制，晋、越多谋。其文有甚厚甚精处，亦有剪裁疏漏处，读者宜别而取之。柳柳州尝作《非国语》，然自序其书，称《国语》文“深闳杰异”；其《与韦中立书》，谓“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则《国语》之懿亦可见矣。《公》、《穀》二传，解义皆推见至隐，非好学深思不能有是。至传闻有异，疑信并存，正其不敢过而废之之意。公、穀两家善读《春秋》本经。轻读，重读，缓读，急读，读不同而义以别矣。《庄子·逸篇》：“仲尼读《春秋》，老聃踞灶觚而听。”虽属寓言，亦可为《春秋》尚读之证。《左氏》尚礼，故文；《公羊》尚智，故通；《穀梁》尚义，故正。《公羊》堂庑较大，《穀梁》指归较正。《左氏》堂庑更大于《公羊》，而指归往往不及《穀梁》。《檀弓》语少意密，显言直言所难尽者，但以句中之眼、文外之致含藏之，已使人自得其实。是何神境！《左氏》森严，文赡而义明，人之尽也。《檀弓》浑化，语疏而情密，天之全也。文之自然无若《檀弓》，刻画无若《考工》、《公》、《穀》。《檀弓》诚悫颀至，《考工》朴属微至。《问丧》一篇，缠绵凄怆，与《三年问》皆为《戴记》中之至文。《三年问》大要出于《荀子》，知《问丧》之传亦必古矣。《家语》非刘向校定之遗，亦非王肃、孔猛所能托。大抵儒家会集记载而成书，是以有纯有驳，在读者自辨之耳。《家语》好处，可即以《家语》中一言评之，曰：“笃雅有节。”《家语》之文，纯者可几《檀弓》，杂者甚或不及《孔丛子》。《国策》疵弊，曾子固《战国策目录序》尽之矣。抑苏老泉《谏论》曰：“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盖尝推此意以观之，如鲁仲连之不帝秦，正矣；然自称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其非无术可知。然则读书者亦顾所用何如耳，使用之不善，亦何读而可哉！战国说士之言，其用意类能先立地步，故得如善攻者使人不能守，善守者使人不能攻也。不然，专于措辞求奇，虽复可惊可喜，不免脆而易败。文之快者每不沈，沈者每不快，《国策》乃沈而快；文之隽者每不雄，雄者每不隽，《国策》乃雄而隽。《国策》明快无如虞卿之折楼缓，慷慨无如荆卿之辞燕丹。《国策》文有两种：一坚明约束，贾生得之；一沈郁顿挫，司马子长得之。杜诗《义鹘行》云：“斗上捩孤影。”一“斗”字，形容鹘之奇变极矣。文家用笔得“斗”字诀，便能一落千丈，一飞冲天，《国策》其尤易见者。韩子曰：“孟氏醇乎醇。”程子曰：“孟子尽雄辩。”韩对荀、扬言之，程对孔、颜言之也。《孟子》之文，至简至易，如舟师执舵，中流自在，而推移费力者不觉自屈。龟山杨氏论《孟子》“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可谓探本之言。《孟子》之文，百变而不离其宗，然此亦诸子所同。其度越诸子处，乃在析义至精，不惟用法至密也。集义、养气，是孟子本领。不从事于此而学孟子之文，得无象之然乎？荀子明六艺之归，其学分之足了数大儒。其尊孔子，黜异端，贵王贱霸，犹孟子志也。读者不能择取之，而必过疵之，亦惑矣。孟子之时，孔道已将不著，况荀子时乎！荀子矫世之枉，虽立言之意时或过激，然非自知明而信道笃者不能。《易传》言“智崇礼卑”。荀卿立言不能皆粹，然大要在礼智之间。屈子《离骚》之旨，只“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二语足以括之。“百尔”，如女媭、灵氛、巫咸皆是。太史公《屈原传》赞曰：“悲其志。”又曰：“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志”也，“为人”也，论屈子辞者，其斯为观其深哉！孟子曰：“《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夫忠臣之事君，孝子之事亲，一也。屈子《离骚》，若经孟子论定，必深有取焉。“文丽用寡”，扬雄以之称相如，然不可以之称屈原。盖屈之辞能使读者兴起尽忠疾邪之意，便是用不寡也。国手置棋，观者迷离，置者明白。《离骚》之文似之。不善读者，疑为于此于彼，恍惚无定，不知只由自己眼低。苏老泉谓“诗人优柔，骚人清深”，其实清深中正复有优柔意。古人意在笔先，故得举止闲暇；后人意在笔后，故至手脚忙乱。杜元凯称左氏“其文缓”，曹子桓称屈原“优游缓节”，“缓”岂易及者乎？庄子文，看似胡说乱说，骨里却尽有分数。彼固自谓“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也，学者何不从“蹈大方”处求之？《庄子》寓真于诞，寓实于玄，于此见寓言之妙。《庄子》文法断续之妙，如《逍遥游》忽说鹏，忽说蜩与鸴鸠、斥抃，是为断；下乃接之曰“此大小之辨也”，则上文之断处皆续矣，而下文宋荣子、许由、接舆、惠子诸断处，亦无不续矣。文有合两篇为关键者。《庄子·逍遥游》“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读者初不觉意注何处，直至《齐物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四句，始见前语正预为此处翻转地耳。文之神妙，莫过于能飞。《庄子》之言鹏曰“怒而飞”，今观其文，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殆得“飞”之机者，乌知非鹏之学为周耶！《庄子·齐物论》“大块噫气，其名为风”一段，体物入微。与之神似者，《考工记》后，柳州文中亦间有之。“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庄子之文，可以是评之。其根极则《天下篇》已自道矣，曰“充实不可以已”。老年之文多平淡。庄子书中有庄子将死一段，其为晚年之作无疑，然其文一何掞诡之甚！《庄子》是跳过法，《离骚》是回抱法，《国策》是独辟法，《左传》、《史记》是两寄法。有路可走，卒归于无路可走，如屈子所谓“登高吾不说，入下吾不能”是也。无路可走，卒归于有路可走，如庄子所谓“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今子有大树，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是也。而二子之书之全旨，亦可以此概之。柳子厚《辩列子》云：“其文辞类《庄子》，而尤为质厚，少为作，好文者可废耶？”案：《列子》实为《庄子》所宗本，其辞之掞诡，时或甚于《庄子》，惟其气不似庄子放纵耳。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世说新语》成书又一变。此诸书，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惟涉而不溺，役之而不为所役，是在卓尔之大雅矣。文家于《庄》《列》外，喜称《楞严》《净名》二经，识者知二经乃似《关尹子》，而不近《庄》《列》。盖二经笔法有前无却，《庄》《列》俱有曲致，而庄尤缥缈奇变，乃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也。韩非锋颖太锐。《庄子·天下篇》称老子道术所戒曰：“锐则挫矣。”惜乎非能作《解老》《喻老》而不鉴之也。至其书大端之得失，太史公业已言之。管子用法术而本源未为失正，如“上服度则六亲多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此等语岂申、韩所能道！周、秦间诸子之文，虽纯驳不同，皆有个自家在内。后世为文者，于彼于此，左顾右盼，以求当众人之意，宜亦诸子所深耻与。秦文雄奇，汉文醇厚。大抵越世高谈，汉不如秦；本经立义，秦亦不能如汉也。西京文之最不可及者，文帝之诏书也。《周书·吕刑》，论者以为哀矜恻怛，犹可以想见三代忠厚之遗意。然彼文至而实不至，孰若文帝之情至而文生耶？西汉文无体不备，言大道则董仲舒，该百家则《淮南子》，叙事则司马迁，论事则贾谊，辞章则司马相如。人知数子之文纯粹、旁礴、窈眇、昭晰、雍容各有所至，尤当于其原委穷之。贾生陈政事，大抵以礼为根极。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云：“在汉朝之儒，惟贾生而已。”一“儒”字下得极有分晓。何太史公但称其明申、商也？贾生谋虑之文，非策士所能道；经制之文，非经生所能道。汉臣后起者，得其一支一节，皆足以建议朝廷，擅名当世。然孰若其笼罩群有而精之哉！柳子厚《与杨京兆凭书》云：“明如贾谊”，一“明”字体用俱见。若《文心雕龙》谓“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语虽较详，然似将贾生作文士看矣。《隋书·李德林传》，任城王湝遗杨遵彦书曰：“经国大体，是贾生、晁错之俦；雕虫小技，殆相如、子云之辈。”此重美德林之兼长耳。然可见马、扬所长在研炼字句，其识议非贾、晁比也。晁家令、赵营平皆深于筹策之文。赵取成其事，不必其奇也；晁取切于时，不必其高也。董仲舒学本《公羊》，而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则其于礼也深矣。至观其论大道，深奥宏博，又知于诸经之义无所不贯。董仲舒《对策》言：“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其见卓矣。扬雄“非圣哲之书不好”，盖衷此意，然未若董之自得也。汉家制度，王霸杂用；汉家文章，周、秦并法。惟董仲舒一路无秦气。马迁之史，与《左氏》一揆。《左氏》“先经以始事”，“后经以终义”，“依经以辩理”，“错经以合异”；在马则夹叙夹议，于诸法已不移而具。文之道，时为大。《春秋》不同于《尚书》，无论矣。即以《左传》《史记》言之，强《左》为《史》，则噍杀；强《史》为《左》，则缓。惟与时为消息，故不同正所以同也。文之有左、马，犹书之有羲、献也。张怀瓘论书云：“若逸气纵横，则羲谢于献；若簪裾礼乐，则献不继羲。”“末世争利，维彼奔义”，太史公于叙《伯夷列传》发之。而《史记》全书重义之旨亦不异是。书中言利处，寓贬于褒。班固讥其“崇势利而羞贫贱”，宜后人之复讥固与！太史公文，精神气血，无所不具。学者不得其真际，而袭其形似，此庄子所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者也。太史公文，疏与密皆诣其极。密者，义法也。苏子由称其“疏荡有奇气”，于义法犹未道及。太史公时有河汉之言，而意理却细入无间。评者谓“乱道却好”，其实本非乱道也。史记叙事，文外无穷，虽一溪一壑，皆与长江、大河相若。叙事不合参入断语。太史公寓主意于客位，允称微妙。太史公文，悲世之意多，愤世之意少，是以立身常在高处。至读者或谓之悲，或谓之愤，又可以自征器量焉。太史公文，兼括六艺百家之旨。第论其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