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分强调民族差异不利国家认同形成

过分强调民族差异不利国家认同形成不久前，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在四川藏区调研期间，与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阿来就其创作的历史纪实文学《瞻对》进行了对话。此次对话由《瞻对》的创作缘起和思想脉络展开，进而涉及四川藏区发展与稳定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并对我国少数民族工作的未来趋向进行了探讨。阿来在创作中，通过对史料梳理，进一步判定“藏独”观念并非藏人固有，只是到了近代，由于英国入侵，及受二战前后英属印度独立运动的影响，一些人才有了脱离中国的政治诉求，并通过宗教势力将此诉求扩散到其他藏区。民国数十年，由于中央政府对西藏实际控制权的削弱，更强化了此观念。朱维群与阿来由此谈到中国现今的民族识别问题。在阿来看来，历史上中国各民族之间的边缘本是模糊的、有弹性的，这种模糊带来的弹性正是交汇融通的可能性，本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有利条件。但我们的民族识别和一些措施使公民的民族属性过于清晰，行政区划又使民族地域概念过于清晰，把文化上的弹性、过渡性地带弄没了。阿来认为，民族间差异越被过分强调，国家共识与认同的形成就越发困难。朱维群指出，时时处处强调和提醒人们的民族身份，造成一些地方少数人闹点什么事，很容易就上升为“民族问题”，进而导致法律效能打折扣，解决办法或者偏向于对特定民族的成员采取防范措施——其后果是易引发少数民族人群不满；或者偏向于妥协迁就——其后果又往往是引发内地人群不满，导致原本很“皮实”的民族关系变得越来越敏感。阿来强调，“我不需要因为民族身份在工作中受特殊照顾，也不希望因民族身份而感到我不能在这个国家享受和大多数人一样的平等的公民权”。二人还就现今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制度作了思考，指出个别政策有待研究。政府为促进少数民族教育，设置了民族院校、民族中学、民族班等教育制度，把一些孩子集中到内地大城市上学，原本是促进少数民族教育事业、促进民族交融的好办法，但到内地依然把这些孩子圈在一起，加之异地陌生环境的无形压力，使他们更加抱成一团，结果是这个小社会的封闭程度比原先当地那个大社会还要厉害。对此，阿来指出，类似教育制度，作为一种过渡性措施，在某一时期有其必要性，现今随着民族地区基础设施的大幅提高，仍把青少年学生按民族身份圈在一起，分开教育，事实上是在强调差异，不利于国家共识的培养与形成。他还指出，考虑到基础薄弱，民族学生可以降分录取，但毕业时不能降低标准，否则会使得少数民族孩子永远摆脱不了低水准、受照顾状态，难以建立竞争自信，“民族教育要把学生放到开放竞争的环境中去”。阿来强调，增加文化共性，增进国家共识，文化教育要走在前面，“文化教育不走在前面，没事的时候不闻不问，有事时，就是维稳力量冲在前面，这既无助社会长期的安定发展，也授人以口实”。他呼吁，民族地区学校要有至少占三分之一的外来师资。中国各藏区，论物质条件与民众生活水平，相对几十年前，其提高程度何止十倍，改革开放后更是成绩斐然。但缘何这些年“藏独”意识仍然在一些地方滋长？阿来认为，只从物质层面着手解决民生问题，并不能解决国家认同问题。认知与认同，要靠文化教育长期春风化雨式地建立。对四川藏区的长远稳定问题，朱维群指出，关键在于培育现代生产力和现代管理方式，输入现代文化教育，健全现代社会各项服务，打破封闭半封闭状态，从而增进藏民族对四川、对全国的认同，不如此恐难从根本上摧毁“藏独”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性基础，亦不能彻底摆脱藏区几年一乱的循环。朱维群阿来最后就民族政策的走向作了探讨。在阿来看来，新中国建立以来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及相关民族政策，总体是成功的，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国际形势及与民族文化相关的意识形态均已发生很大变化，民族政策的一些部分，也到了进行适度反思与改进的时候了。朱维群强调，民族政策的走向，还是要向交往交流交融方向努力，增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一致性，“而不是再去强化和细化民族之间、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和非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之间的区分，把这种界限划得越来越清楚”。朱维群与阿来对话实录：顺应民族交融的大势——由历史纪实文学《瞻对》引起的对话朱维群阿来选择瞻对是因为其历史充分反映川属藏区社会特殊的复杂与纠结朱维群：《瞻对》这本书，起初是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同志推荐给我的，建议我写篇书评。我读后很喜欢你这本书。为什么呢？因为它对我们的现实工作有很强的借鉴意义。1989年我作为人民日报记者第一次进入四川藏区，从康定过折多山，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诸县，直抵金沙江畔，与西藏昌都地区隔江相望。后来在中央统战部工作，由于分管涉藏工作，去四川藏区的次数就多了，其中2012年从甘孜县南下理塘，沿途林密山高，恰恰是《瞻对》所述故事的发生地，今新龙县地界。那几年我奉命多次同十四世达赖喇嘛私人代表接触商谈，对方领头的就是书中所提及的瞻对地方头人之一甲日家族的后裔。达赖集团的头面人物中，出身四川藏区的颇多。因工作需要，我也常常涉猎甘孜、阿坝一带近现代历史，感觉这片由雪山、森林、草原、峡谷构成的僻远而多彩之地实在是一座有待挖掘的历史研究富矿。历史上这里充满了大小土司等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地方世俗势力与寺院势力的矛盾、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及四川当局的矛盾、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及四川当局的矛盾……非下大功夫不能理清其中关系。这些矛盾纵横交错，经常导致社会动荡甚至战乱，有清一代牵制了朝廷大量精力，而朝廷对这一带的治理又影响到大西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格局的最终形成。同时我也感觉，历史上这些矛盾至今还时隐时现地在现实生活中发生某种作用，以致四川藏区今天发生的一些事件，其影响力往往超出这个地域，甚至引起中央的特别关注。那时我就有一个想法，如果有人能把这一带历史写清楚，将是一件对现实工作很有意义的事情，当然也将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你在大量翔实史料和实地调查基础上，用纪实的笔法，把两百年来瞻对地方的历史作了一个准确、形象、简约的梳理，又进而把笔锋扩展到今天甘孜州乃至整个川属藏区，并涉及到历史上这一地域与西藏的关系。诚如你所言，“这部地方史正是整个川属藏族地区，几百上千年历史的一个缩影，一个典型样本”。我一向以为，我们今天涉藏政策的设计和施行，必须同每个具体地方的历史和现状紧密结合起来，从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才能避免陷入历史上那种持续百年的循环，才能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推动每个地方发生实质的变化与进步。那么，你是如何选择瞻对这么个小地方作为你这本书的起始点的？阿来：这种认知的取得，在我来说，其实经历了一个挺长的过程。二十多岁的时候，读中国大框架的历史之外，渐渐对地方性的小历史发生兴趣。只有大的国家史与小的地方史相结合，才能解决一个人的自我认知，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将往哪里去?这样一些人生的基本问题，也才能真切认知一个国家内部的文化与社会形态的多样性真实状况。必须说，从八十年代迄今，我国地方性的小历史的研究与建设，一直非常薄弱。我出生在阿坝州马尔康县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里，如果在传统社会，我的命运要么上山放羊，要么就出家当个小喇嘛，除此不可能有第三种选择。正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村子里有了一所简陋的小学校，我才有了上学的机会，得以进入一个广大无边的世界，眼界慢慢打开，思想也慢慢融入现代社会。我想，正是这种融入使我得以逐渐超越了乡愿与狭隘。20多岁时我开始尝试写小说。一个有真正文学追求的人，至少要把个人命运放在历史与社会环境中去考察，放到历史发展的大势中去考察。所以，那时就自己开始进行地方史料的搜集与考察与梳理。我家乡属于嘉绒藏区，其近现代史跟明清以来施行的土司制度大有关系，所以，我自然很关注藏区土司制度问题。在我们嘉绒藏族地区，康熙、雍正年间共册封了十八家土司，我对这十八家土司的家族史、各土司家族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与中央王朝的关系都尽其所能进行过仔细研究，其结果是三十多岁出了小说《尘埃落定》。后来曾想接着写清代针对促浸与赞拉两土司的大小金川之役，详考史料与民间口传资料之后，感到这前后两次大小金川之战，虽然打得很苦，过程很曲折，但在乾隆一朝终归是彻底平复了。战后清政府在这里实行改土归流、留下兵丁屯垦，应该说是比较彻底地解决了问题。但这在川属土司中属于少数特例，并不能充分反映川属藏区特别复杂、纠结的那一面。其实有清一代在川属土司地区用兵很多，但战后大多并未如大小金川之役后那样改土归流，其结果或者是反叛的土司重新屈膝称臣，或者扶持新的地方豪强担任土司，没有社会制度改变，没有权力结构和生产关系的调整，两三百年间，无非是“叛复无常”的局面不断循环。重涉那些历史旧事，我常常吃惊于经历那么多战乱，无论是清朝中枢，还是地方豪强，双方付出那么巨大惨重的代价，却不思根本性的变革。直到中华民国政府倒台，这种局面竟然延续了数百年之久。四川、甘肃、云南那些当年实行土司制的藏区，我几乎都跑过了，最后选定写瞻对，是因为这个地方在川属藏区非常具有典型性。它地处进藏大道之旁，有清一代至民国中央政府曾7次对这里用兵，而其土司制度一直到清末才告坍塌，民国时期又死灰复燃。同时，近些年来，藏区一些地方紧张的形势，以及那种一定要把内部原本具有的族源的、历史的、文化的、甚至是宗教（藏传佛教内部不同教派）的多样性的存在，描述成一个文化与政治整体的假像——即所谓“大藏区”——的现实，促使我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对川属土司历史进行更深入的考察。写瞻对，既有厚重的历史内涵，又有明晰的现实针对性，我越写越感到我不是在写历史，而是在写现实。写作中困难也很多，主要是藏区普遍缺少符合史学研究要求的文档存留，地方上传下来的东西主要是有关佛教的，其中牵涉部分历史的信息也掺杂太多佛教的解释，可信程度自然降低。好在我的汉语包括文言文基础尚可，可以查阅清史和清宫档案，同时也收集了大量彼时代民间知识分子的记录，结合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察，逐步理清了瞻对地方的历史脉络。“藏独”观念并不是藏人固有的朱维群：我感觉你对瞻对历史的描述有一个贯穿全书的大背景：西藏和各省藏区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阿来：在本书或我其它作品的写作中，一直有两个原则：一、不预设立场，而是尊重现实，尊重历史，在现实和历史的考察中得出结论。二、一个作家的出发点，也就是说，他的动机应该是“善”。这个善，放在有关民族与文化问题方面，那就是提倡交流与融汇，而不是煽动疏离与敌视。这是所有民族与文化走向的大势，也关系到社会的安定与人民的福祉。这个“善”，用佛家的说法，是一个愿心；用西方古典哲学康德们的话来说，就是服从历史的规定性。也就是说，真正的“善”，必指向“真”。基于此，在梳理瞻对有关史料时，我心里一直带有一个问题：“西藏独立”观念是不是藏人固有的？我所查阅到的所有资料表明，历史上，自吐蕃政权崩溃后，藏人心目中并没有什么“独立”概念。我读到过一个民国时期曾经很活跃、向往共产主义的藏族青年革命者的回忆录，其中讲他如何在金沙江边向一个贵族宣传斯大林的民族理论，而那个听讲人，听到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以语言、以地域、以信仰的异同来划分民族共同体这样的“常识”时，还感到闻所未闻的惊讶。这并不奇怪，民族，其实是一个相当现代的概念。当时藏区各地方同中央政府之间发生矛盾，不是因为政治上要“独立”。具体到川属藏区，不过是因为生产力低下，人口稀少，以土司（有时也以寺院）为代表的地方势力，随着彼此间势力的消长，在这种动态的过程中，势力强劲的一方，总是图谋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打破治权平衡，其主要方式是侵吞弱小一方的地盘与百姓，或者越界掠夺财物。这种情形自古而然，但在土司制度实行以后，清代中央就负起了维持地区秩序与地区间权力平衡的责任，冲突起来后便要调解，调解无效就要实行强力镇压。比如瞻对这个地方，从清朝到民初中央政府对此地用兵，除了民国年间的战争有“藏独”因素的掺入外，其它几次，都是出于前述原因。当然，强力镇压施行后，当地势力也竭力反抗，结果双方都付出惨重代价，但绝非是为什么“独立”而战。只是到了近代，英国人入侵西藏，西藏上层眼见清朝国力衰微，不能再如清中期前那样以强力保护西藏，一些人的意识才慢慢变化，有了脱离中国的政治诉求，并且通过宗教势力——特别是格鲁派势力的扩张，把这种诉求扩散到其他藏区。川属藏区一些土司受到这种观念影响，已是民国时期了。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