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写实小说

第十三讲新写实小说下次课阅读文本：莫言《红高粱》、苏童《妻妾成群》。1980年代中后期社会转型，社会阶层各个成员的文化色调在重组，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淡化，一部分人认同普通市民立场，这是一个自觉的文化立场的选择，对日常生活采取近距离写实性的扫描。一、概念新写实的概念出现于1989年第3期《钟山》的新写实主义小说联展。它是继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后中国文学出现的又一面旗帜，它以一种放逐理想、解构崇高的“零度写作”，“纯粹客观地对生活本态进行还原”，展现现实的“原生态”，将生活的“原色原汁原味”和盘托出，以求达到展示生活的“毛茸茸”的状态。在题材上注重对凡俗生活的表现，大量平淡琐碎的生活场景和平庸世俗的小人物构成了新写实小说的主要内容。代表性作家作品有：刘震云《单位》、《一地鸡毛》，池莉《烦恼人生》、《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方方《风景》、刘恒《狗日的粮食》、《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二、背景1．话语转变国家话语——民间话语公共话语——个人话语1980年代后期，商业主义盛行和传媒行业的兴起，使中国现代文学所张扬的具有精英主义色彩的政治理想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遭遇空前的挑战，从思想文化层面入手来解决民族—国家问题的精英主义理想，在文学领域中不得不被摒弃。因此，在八九十年代之交，文学实际上面临着一个由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向民间话语、由公共话语向个人话语转变的问题。2．王朔现象这一转变的标志性文学事件，就是所谓的“王朔现象”：王朔小说的流行、大规模地进入影视传媒及对于王朔作品的争论。王朔的现代性特征在于：立足于市民立场来把握社会历史，这为历史批判的精英主义传统划上了一个历史界线。王朔的小说开启了一个抛弃政治意识形态，进行市民社会日常生活书写的审美旅程和言说方式。这样的开端未免充满了过犹不及的极端色彩和快意宣泄，它所遭受的种种非议，正是来自于精英主义话语的抵抗。但是，这种抵抗的无力感也是显而易见的。1993年由王晓明、陈思和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3．人文精神大讨论1993年第6期的《上海文学》发表了王晓明、陈思和等学者的对话录《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王晓明认为：“文学的危机已经非常明显，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的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作家和批评家当中发现自己选错行当，于是踊跃‘下海’的人倒越来越多。”这次讨论中，参与者批评了当时比较流行的文化，一是王朔的“痞子文学”，二是张艺谋电影的商业化倾向，“公众文化素养的下降，人文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人文精神大讨论”持续了三年，依然无力抵抗中国人文精神继续“滑坡”的危机。它显示了在市场经济、商业氛围真正形成以后，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尴尬处境：面对活生生的物质利益的强烈诱惑和残酷压迫，80年代知识分子精英意识中的启蒙话语显得是多么苍白！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依然如此：不仅普通民众被淹没在物质利益的海洋中无法自拔，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也无力拒绝来自物质的诱惑和压力，他们几乎完全忘记了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义务和责任，而完全认同了现实社会的金钱逻辑。我们对这样的现实感到不满，但又实实在在地感到无可奈何。三、小说的特点及不足（一）特点1．还原生活本相，再现平庸生活。新写实小说的创作特征是还原生活本相，拒绝理想的勾画，摒弃传统现实主义中的强烈政治色彩，瓦解文学的典型意义，不再追问生活有什么意义，强烈地体现人的生存意识。活着就是为了活着——农村里那些整天蹲在路边看人来人往的老头老太太的生活有什么意义？新写实小说大多以现实社会庸常人生的平实叙写，客观真实地再现作家们经历过、感受过、体验过的现实人生，他们所写的用方方的话来说就是：“其实都是身边的事”。新写实小说中没有惊心动魄的战争，没有可歌可泣的爱情，没有充满阴谋的政治，也没有阳光灿烂的日子，有的只是司空见惯的日常琐事，如恋爱、结婚、生子，经济的拮据，住房的拥挤，气候的冷暖，菜价的上涨，夫妻间的打打闹闹、争争吵吵，婆媳之间的鸡毛蒜皮、勾心斗角等等，大多都是发生在你我家庭中的琐事。即使走出家庭，所展示的也还是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事：上班、下班、工作繁忙，同事之间的争风吃醋、明争暗斗，领导之间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林林总总,无外乎家庭中或单位里的凡人小事。2．追求零度写作，采取平面叙述。叙述立场的中立、客观、冷静。不重情节结构的戏剧化，而重叙事方式的完全生活化；不重情节间的因果逻辑关系，而重生活的“纯态事实”的还原；不重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而重生活细节的真实生动，是一种生活流式的故事结构。新写实小说的叙事方式被人称为平面叙述，它不采用传统小说的由开端、发展，到高潮、结局的结构方式，而是按生活时间的先后流程结构作品，展示在读者面前的常是杂乱无序的日常琐事、自然的庸常的生活事件。3．建构市民社会，使用通俗语言。新写实小说的题材大多是写城市的市民生活的，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池莉的《不谈爱情》、《烦恼人生》、《来来往往》、《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方方的《风景》、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这些新写实的名篇都是写市民生活的。而且不写其它，就写他们的日常人生，通过这些作品，他们为读者建构起了一个八九十年代的市民社会。在建构这个市民社会时，作家使用的语言不像“十七年”的“大众化”（那时候的大众化更多地是一种农民化），也不像八十年代前期的“精英化”（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更多地是一种市民社会的小市民话语。（二）不足1．外延过大导致概念空洞。众多个性迥异的作家都被归入“新写实小说”名下。2．情感的零度忽视了叙述者的暴露。新写实小说推崇“情感的零度”，即不让叙述者的情感介入故事，干扰读者的判断。但叙述者不可能在文本中完全消失，作者可以删去叙述者的抒情、道德评论、社会理想表述或者人物鉴定，但叙述者仍会在背景描写、人物识别或时间性概述方面留下痕迹。叙述者的情感可能强烈、可能淡漠，但却不可能成为零度。比如《单位》里那么多的“其实”。比如《一地鸡毛》的叙事视角，叙事者站在小林的立场上进行叙述。3．对生活的还原忽视了语言的中介。现代语言学认为语言自成系统，不是一面和现实毫厘不爽的镜子。语言并不是中立的，而是在它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带上了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一旦语言被创造出来，很大程度上就不是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控制着人的表达。中国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俄罗斯的“陌生化”都是这一现象的说明。《一地鸡毛》中，小林老师坐上公交车离开的时候，小说写道：看着公共汽车开远，老师还在车上微笑着向他招手，车猛地一停一开，老头子身子前后乱晃，仍不忘向他挥手，小林的泪刷刷地涌了出来。自己小时上学，老师不就是这么笑？等公共汽车开得看不见了，小林一个人往回走，这时感到身上沉重极了，象有座山在身上背着，走不了几步，随时都有被压垮的危险。叙事学认为叙事包含着某种人为的结构，某种程度的预先制作。叙事所操持的话语经常携带了种种隐蔽的判断，悄悄地对叙事对象做了改变。因此，现实纯粹的还原不过是新写实的一个理论神话。比如《单位》里小林因为可能入党买烧鸡，后来因为搬房子买香肠。这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叙事吗？4：叙事话语丧失深度而趋于平面。新写实小说写了大量平淡琐碎的生活场景和操劳庸碌的小人物，在这点上新写实小说继承了关注小人物的文学传统。现实主义往往通过一个完整的情节呈现小人物之为小人物的独特个性，新写实小说则有意消解小人物的独特个性，使他们成为芸芸众生。这些人物缺少强烈的自主精神，新写实小说更多揭示的是他们日常生活的现状：琐碎的、凡俗的、安分守己的。生活世俗化并不等于表现世俗化生活的文学作品也要世俗化。人们应该在新写实小说中体察到生命的坚韧与顽强，体察到人生的乐趣与满足，但恰恰在这点上，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放弃了改造世界的特权，他们又一次接受了传统观念：叙事话语无足轻重，重要的是素材。不少作家倾向于如实叙述，使小说出现了“流水帐”倾向。叙事的风格与现实的平庸不谋而合，新写实小说的叙事并未达到一个更高的真实，而是回归到传统的阅读经验，尽可能无阻碍地为读者接受。四、代表性作家作品新写实小说概念的提出是在1989年，但其代表作品的出现则要早一些。对新写实小说的讨论，自1989年下半年至1994年末，一直未间断。目前得到大多数作家、评论家承认的，可以包括在新写实小说里的主要作家有池莉、方方、刘震云、刘恒等。（一）池莉《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来来往往》等。1．《不谈爱情》——知识分子庄建非与小市民吉玲之间的婚姻故事。作为一个“地道的汉口小市民”，吉玲最大的愿望就是冲出花楼街，脱离自己那个小市民的家庭。她希望组建“一个具有现代文明，像外国影片中的那种漂亮整洁的家。”在这样一种婚恋观念的主导下，她选择了相貌端庄的知识分子庄建非。在她这里，庄建非是她结婚的对象，是她冲出花楼街、组建现代文明家庭的目标。爱情倒成了一个次要的似乎也不必提及的因素。2．《来来往往》——一个男人与四个女人的故事。文革期间，少年康伟业对文艺宣传队的戴晓蕾情有独钟，也从戴晓蕾那里感受到了情窦初开的美丽。经人介绍，康伟业认识了军区高干子女段丽娜，虽然康伟业对她并不喜欢，但是在段的软硬兼施和不懈努力下，两人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改革开放后，康伟业下海创业成功，与公司里的林珠产生了强烈的情感碰撞（电视剧《来来往往》中，濮存昕和许晴把这段感情演绎得丰满而动人心弦），但是他们的感情遭到段丽娜的强烈阻挠，段甚至以死威胁，两人最终劳燕分飞。但痛苦伤心的康伟业并未回到段丽娜的身边，而是认识了一个粗糙的物质时代塑造起来的物质女孩时雨蓬。从文化价值上来讲，段丽娜是这部小说中文化价值最大的人物。她的命运变化很能表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刚开始的计划经济时代，军队在物质财富上拥有巨大的话语权，段丽娜的父亲又是军队领导，所以，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上，段丽娜都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人。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人们对权力的敬畏逐渐让位于对金钱的迷恋，再加上段父的逐渐失势，段丽娜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上都变得无足轻重。但作者的目光聚焦在康伟业与三个女人的浪漫故事上。段丽娜的形象实际上被弄坏了。《来来往往》表面上极浪漫，实际上很不浪漫，由追求爱情到爱情幻灭。康段之间：饱暖思淫欲；康林之间：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康时之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小说仍是一个不谈爱情的主题。3．总结：池莉几乎所有的创作都与爱情有关。但回答爱情时都是没有爱情，她用的不是爱情逻辑，而是婚姻逻辑。婚姻是世俗的概念，爱情是价值层面的话题。婚姻是知识性的命题，可以言说，爱情是一个信仰性的命题，不可言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错位。（二）方方《风景》《风景》发表于1987年，被誉为新写实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新写实小说中最富于现代主义色彩的一篇。小说选择了一个出生后不久就死去的鬼魂“小八子”作叙事主体，叙述了“汉口河南棚子一个十三平米的板壁屋子里”，一对夫妻和七子二女的家庭生活。作者的叙述语调是平静的，却不是所谓的“零度情感”，而是对“恶”的生存法则以及这类法则拒斥文明的无可奈何的认同。小说叙述框架、视角都带有很强的虚拟性。但经验又是很现实的、近距离的。父母构成了一个人文背景，是孩子们成长的一个外在环境。老大和枝姐的爱情故事留有很大的空间，老二是一个带有女孩子气质的男孩子，在母亲的溺爱下成长起来，恰恰是这种保护造成了另一种悲剧：老二的毁灭是河南棚子的粗糙环境造成的，老二与其生活环境的不协调构成了他的悲剧。老七生不逢时，父亲又怀疑他不是自己的儿子，用暴力迎接老七，同时，老七也不受他两个姐姐的欢迎。他是生活在这个环境最底层的人。长大后上山下乡，大学毕业后做了中学教师。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报复家庭的人。在老七成长过程中，其性格的扭曲变态是明显的，这表现在他不择手段地往上爬的人生经历。（三）叶兆言《艳歌》叶兆言的小说拒绝浪漫的逻辑。小说结局的苍凉、荒凉感是新写实小说中很少见的。《艳歌》触及到敏感的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东西，与妻子的冷战让迟钦亭感到婚姻的无奈，与心中的恋人谈话后却感到苍凉，有更深的感叹（这部小说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