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评秦始皇的施政及形象

1从《史记》评秦始皇的施政及形象在中国的历代皇帝中，没有比秦始皇更为重要，同时也更富有争议的了。在他之后的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在对其进行评价时，往往会得出相左的结论。有些学者将他看作是一个英雄,因为他为中国寻求政治统一的悠久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更多的学者则倾向于将其看成是一个暴君。汉代的贾谊在《过秦论》中评价秦始皇：“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以暴虐为天下始。”王莽说：“……秦为亡道，残灭诸侯以为郡县，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班固也说：“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内平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暴骨长城之下，头颅相属于道，不一日而无兵。由是山东之难兴，四方溃而逆秦。”诸如此类的观点，在晋代的《吊秦始皇赋》、唐代的《贞观政要：卷八》、清代的《续资治通鉴：元纪》和著名学者陈登原的《国史旧闻》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展现，恕不一一论述。历代政论家和史学家之所以将他看作是一个“暴君”，除了秦王朝本身的短祚之外，主要是因为秦始皇在位期间借助暴力推行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包括政治上的“废先王之道”、“废五等之制”；经济上的“除井田之制”、“赋敛无度”、“穷奢极欲”；司法上的“刑罚酷虐”、“吏治刻深”军事上的“暴兵露师”；思想文化上的“焚百家之言”、“灭四维而不张”。这一切，都成为历代政论家和史学家攻击秦始皇的理由。由此可见，如何评价秦始皇的“施政”，是解读秦始皇人物形象的重要课题。一、秦始皇的“暴政”（一）、废先王之道、废五等之制“废先王之道”。这是后人对秦始皇的纲领性批判。由“废先王之道”而引起的一系列改先王之制，乱先王之政的行为，都是“废先王之道”的具体表现。所谓“于是秦兼天下，废王道，立私议，灭《诗》、《书》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戳，堕名城，杀豪桀，销甲兵，折锋刃。其后，民以耰锄棰梃相挞击，犯法滋众，盗贼不胜，至于赭衣塞路，群盗满山，卒以乱亡”。汉代的许多政论家如贾谊、陆贾、晁错、董仲舒等都有过类似言论。在他们看来，“废先王之道”是暴政根2源，暴政是“废先王之道”的具体体现。只这一条就足以为秦始皇判罪定性。“废五等之制”。这是“废先王之道”的重要表现。在许多政论家特别是以儒学为价值评判标准的政论家们看来，秦始皇彻底废除分封制的做法违背“王道”、“王制”，是秦朝迅速灭亡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秦始皇“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上官桀说：“昔秦据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轻弱骨肉，显重异族，废道任刑，无恩宗室。其后尉佗入南夷，陈涉呼楚泽，近狎作乱，内外俱发，赵氏无炊火焉。”唐代的韩愈也在《杂说》中写道：“夏殷周之衰也，诸侯作战伐日行矣，传数十王而天下不倾者，纪纲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无分势于诸侯，聚兵而焚之，传二世而天下倾者，纪纲亡焉耳。”[7]他们认为秦始皇绝对不搞分封，也就不能行德义于天下。特别是秦始皇不能复立六国之后，违背历代王朝的政治传统，属无道无德之举。（二）、除井田之制、赋敛无度、穷奢极欲“除井田之制”。这是秦始皇“废先王之道”的又一重要表现。在那些政论家看来，井田制是三代圣王所确立的基本制度之一。秦代行商鞅之政，废井田，开阡陌，虽可富国强兵，却容易引发土地兼并、贫富不均、风俗奢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引发了等差不分、法繁政苛、赋敛无度等一系列的政治问题。董仲舒说：“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赋敛无度”。在政论家们看来，“赋敛无度”、“徭役繁重”是公认的暴政。而造成赋税沉重的主要原因是秦始皇改变了先王的赋役制度。董仲舒说：秦朝不仅废除了什一之税、三日之役，“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戎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穷奢极欲”。汉代的政论家们普遍认为，“及秦所以二世而亡者，养生太奢，奉终太厚”。]这一类抨击涉及到秦始皇众多的工程建筑。东方朔指出：“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诸侯畔(叛)，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司马迁也说过：“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3（三）、刑罚酷虐、吏治刻深“刑罚酷虐”。秦始皇的法治及与法治相关的弊政是后世政论家们抨击的主要对象。贾谊说：“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雠,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这是从治术的角度来抨击秦始皇。路温舒说：“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誉谀之声日满于耳，虚美熏心，实祸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这是抨击秦始皇重用法吏。晁错说：“妄赏以随喜意，妄诛以快怒心，法令烦憯，刑罚暴酷，轻绝人命，身自射杀；天下寒心，莫安其处。奸邪之吏，乘其乱法，以成其威，狱官主断，生杀自恣。上下瓦解，各自为制。”这是从实施“法治”的状况来抨击秦始皇。“吏治刻深”。这主要涉及到三个问题：一是秦法治吏甚严，有苛刻之举；即贾谊指出的“吏治刻深，赏罚不当”。二是秦始皇重用法吏。张释之说：“且秦以任刀笔之吏,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无恻隐之实。以故不闻其过，陵迟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三是秦朝法吏酷虐。晁错说：“奸邪之吏，乘其乱法，以成其威，狱官主断，生杀自恣。上下瓦解，各自为制。秦始乱之时，吏之所先侵者,贫人贱民也；至其中节，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涂，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亲疏皆危，外内咸怨,离散逋逃，人有走心。”（四）、暴兵露师“暴兵露师”、“穷兵之祸”是秦始皇的又一大罪状。许多政论家对秦始皇北伐匈奴、南平百越大加挞伐。伍被说：“遣蒙恬筑长城，东西数千里，暴兵露师常数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尸千里，流血顷亩，百姓力竭，欲为乱者十家而五。”贾捐之说：“以至于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务欲广地，不虑其害。然地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太原，而天下溃畔祸卒在于二世使末，《长城之歌》至尽未绝。”（五）、焚百家之言、灭四维而不张“焚百家之言”。这是公认的秦始皇的一桩大罪案且是属于“大逆不道”的罪行。许多政论家都认为，秦始皇焚诗书、坑儒士的目的在于根绝先王之道，废除先王之制。许多儒者认为这是专门针对儒家学说的行为。董仲舒说：“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4梅福说：“秦为亡道，削仲尼之迹，灭周公之轨，坏井田，除五等，礼废乐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灭四维而不张”。在政论家们看来，由于秦始皇不重视伦理教化，导致礼义廉耻沦丧，以致自秦以来纲常不振，风俗糜烂，这也是秦王朝短命的原因。贾谊：“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民离叛，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二、对“暴政”的辨析（一）、政治上的辨析“废先王之道”：必须指出，这里的“先王之道”是指西周时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在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儒学家们看来，秦始皇改变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自然是罪大恶极。实际上，从春秋战国开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就决定了西周的“先王之道”将无可挽回地崩溃下去，新的封建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将不可避免地兴盛起来。秦始皇的作用就在于他使必将崩溃的加速崩溃，使应该兴盛的迅速成长。从历史的发展角度上看，“废先王之道”不但不是秦始皇的罪过，恰恰相反，正是秦始皇的功绩所在。另外，在对待儒学的态度上，秦始皇也并非像后人所说的那样，采取完全压制的态度。事实上，秦始皇一直征用、礼遇儒者，对于儒生与经学也一度相当重视。秦朝有“博士”之官，博士之下，又设置“诸生”。秦始皇曾征聘七十余名学者担任博士，又召集两千多人为诸生，他还以“悉召”、“甚众”自诩。而其中闻名于后世者大多为可确认的儒家学者。如被称为“汉代儒宗”的叔孙通。在秦始皇二十八年，秦始皇率领众臣进行第二次大巡狩、封禅泰山过程中，到达齐鲁地区后，秦始皇瞻仰了孔子故居，加封了孔子后裔孔甲为“鲁国文通君”，并召见群儒。即使是在“焚书坑儒”时间发生之后，仍然有儒生被拜为博士。可见，儒者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是很活跃的。可见，在当时，秦始皇并非一昧地“废先王之道”，因此，“废先王之道”这一条强加在秦始皇身上有失偏颇。“废五等之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分封制正如廷尉李斯所指出的那样：“周文武所封弟子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置诸侯不便”由此可见，分封制这种着度并不利于维护大一统的政治格局，而秦始皇辛辛苦苦才建立的统一的国家，也自然不5会实行这种危害统一的制度。以后的历史发展也表明：与分封制相比，郡县制更有利于维护中央集权，更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也更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历史的发展，各朝各代的政治体制越往后越接近秦朝的单纯的郡县制度。唐代的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指出：“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也在其《读通鉴论：秦始皇》中写道：“郡县之制，垂两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由此可见，“废五等之制”“行郡县之法”不仅不应该成为秦始皇是暴君的理由，恰恰相反，这还是秦始皇为中国政治制度建设做出的卓越贡献。（二）、经济上的辨析“除井田之制”：事实上，“除井田之制”并不是秦始皇的专利。早在春秋时期，鲁国“初税亩”的出现，就已经标志着其衰败，也预示着新的经济关系的出现。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使黔首自实田”诏令的发布，标志着以井田制为主的传统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灭亡，进一步强化了以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的生产关系，又如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琅邪刻石》中记载的：“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则从另一个方面刊出秦始皇一贯坚持的“重农”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历史的发展表明：这些措施极大地减轻了农奴对于奴隶主的人身依附，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较之于过去的井田制，有着很大的优越性。因此，“除井田之制”是顺应社会历史发展潮流之举，也是秦始皇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贡献。“赋敛无度”：许多政论家都将其作为抨击秦始皇的一大理由。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收泰半之赋”、“力役三十倍于古”的程度。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材料不仅用于抨击秦制的“不合王制”，而且意在批评汉制因循不改。西汉的董仲舒，东汉的荀悦等许多学者都曾批评汉朝“收泰半之赋”，“输其赋太半”。这些从侧面告诉人们：秦汉赋税的负担大体相当。事实上，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出现“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的现象。在当时，这是很重的赋税。到了战国时期，这种赋税逐渐在各国实行。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垦殖面积的扩大，农作物的产量已有较大的增长。民众对这样的赋税已可以承受。不仅秦朝沿用这个制度，而且“汉兴，因循未改”。正如钱6创夫所指出的：秦代田租“实际上只是继承六国的旧制，没有加重也没有减轻”。历史上，秦过正是靠了这种制度兴盛、发展，直至统一全国，又怎么会因为这种制度而亡过呢？“穷奢极欲”：历代政论家说秦始皇“穷奢极欲”的主要证据是秦始皇在位期间大兴土木，如北修长城，南建灵榘，修建阿房宫等。对此，我们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秦始皇所修建的各种工程，有“合理”和“不合理”之分，不能笼统地斥责为“穷奢极欲”，更不能简单地将其作为秦始皇是暴君的理由。秦始皇所修建的各种工程，大抵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出于巩固国家统治，促进社会发展而建的，如长城、灵榘、直道等；另一类则是出于个人享乐而建的，如阿房宫等。下面，我们来一一予以分析：对于第一类工程的修建，是基本上合理的。以北修长城为例，这不仅仅是应该的，还是必须的。长城修好以后，对于民众和国家来说，不仅利大于弊，甚至可以说是“万世之利”。首先，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