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转型与制度再创新黄祖辉浙江大学“卡特”一、中国(农村)转型与制度再创新的紧迫性本质上并不是农村制度本身或者说三农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局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深化改革和进一步转型的问题,是一个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完善密切相关,并且不可回避的问题。反观这几年的改革,可以说是进展不大,进一步的改革方向和突破口在哪?改革是否已缺乏内在动力?渐进型的转型道路究竟能否成功?难道真要让我们尝尝长痛的味道?难道真要将难题一代传给一代?如何才能形成制度的有效供给和进一步的变迁?现实中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如:收入差距扩大化;失地农民问题;农民工问题;国际贸易纠纷问题;环境与能源问题;地区差异悬殊、市场分割和利益冲突加剧问题;政府负债、统筹乏力问题等等,实际上都与制度创新或者说改革滞后有关。改革和制度创新的滞后,集中表现为要素市场化进程,产业组织制度(包括政府组织)创新以及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明显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中国还不能被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为市场经济主体国家。二、中国(农村)转型与制度再创新的若干重点土地制度:产权仍然不明晰,物权法的局限性;为什么不能有进一步的突破?一刀切的土地宏观控制政策究竟要维持多久?中国的土地难道就不能市场化了吗?劳动力市场:我们目前的劳资关系到了什么程度?劳动力价格是市场(或什么样的市场)决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市场是否存在有形或无形的障碍与歧视?组织制度:组织化程度与市场经济水准的重要衡量标志;小规模和分散的小农,农民工如何在供给(产品与劳动力)过剩,竞争激励的情况下有效进入市场,参与公平竞争和获得自身应有的利益?NGO在中国为什么发展缓慢?政府体制:为什么经常处于难堪的境地?为什么总是扮演不好自己的角色?金融制度:为什么小农和中小企业和农业的融资总是这么艰难?为什么民间金融不能光明正大的发展?国有银行(包括农信社)商业化改革后,能否解决农业和农民的金融问题?二元社会体制:为什么改革这么多年城乡差距不是缩小,而是不断扩大?为什么同是公民却享有不同的权利?三、中国(农村)转型与制度再创新的路径要素市场化(土地,劳动力,资本)产业组织化(NGO,就农业产业而言:农户+合作社、龙头企业+行业协会三位或四位一体)城乡一体化(关键是消除二元社会结构)政治民主化(权力平等是基础;民主是一种进程,民主进程应与经济发展协调,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结合;干部选拔:自上而下----上下结合----自下而上;干部监督:内部制约---内外结合---外部制约)政府小型化(转变职能,撤庙减员,公共财政,与市场有效分工)实施差别化战略(是统筹发展的重要体现,是地区发展不平衡情况下的有效路径,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从制度变迁的路径来看,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或异质化,导致不同地区和不同利益集团对制度需求多元化及制度需求市场的细分化,作为制度供给的主体----政府,不宜沿袭传统的思路和模式,即自上而下地、单一的、一刀切的方法来提供制度或实现制度创新与变迁,而应根据制度需求的新特点,提供多元的,有差别的制度,同时,为地方和基层政府的制度供给与创新提供更为宽松的空间,处理好局部突进与全局推进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