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成本约束下的最优企业所有权安排

双重成本约束下的最优企业所有权安排——对共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杨瑞龙刘刚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的共同治理已经成为许多发达国家普遍的管理实践,但是,现代企业理论研究却始终摆脱不掉股东至上主义逻辑框架的束缚。事实上,企业是“生产”和“规制”两重属性的统一。企业治理及其最优所有权安排的探讨必须从企业本质的两重属性及其互动的角度动态地考察。知识成本和代理成本双重约束下的企业所有权的集中,及其与分散对应的相互结合是最优所有权安排的常态,共同治理是企业长期发展和成长的必然选择。关键词企业所有权企业治理共同治理契约利益相关者企业治理本质上表现为一个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契约。其核心命题是如何通过一个财产(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权利的契约安排实现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对应分配,提高企业组织的决策效率。20世纪90年代以来,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已经成为许多发达国家先进的企业管理实践和各国改善和设计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指导原则。1999年5月,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专门制定了《ＯＥＣＤ公司治理结构原则》,从改善各国企业治理结构绩效的角度重申了共同治理的原则和思想。该文件指出,一个公司的竞争力和最终成功是协同工作的结果,它体现了来自许多不同资源提供者包括职工的贡献。近10年来,尽管企业治理问题已经成为企业理论研究的焦点,但基本上遵循股东至上主义逻辑考察问题,主张企业治理结构主体的单边性,并引入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等新兴经济学分析工具论证“资本雇佣劳动”是最优企业所有权安排。也有的学者从人力资本产权特征的变化和经济行为主体有限理性的角度对股东至上主义逻辑进行边际修正,提出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治理的可能性及其相关机制的设计。但是这些理论分析和论证的理论基础仍然是传统的,研究内容主要是经验性的,缺乏理论分析的完整性和内在逻辑的一贯性。本文试图采取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原则和方法讨论企业治理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分析传统和股东至上主义逻辑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共同治理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普遍的管理实践,但是,西方现代企业理论对企业治理问题的研究,始终摆脱不掉股东至上主义逻辑分析框架的束缚。他们把现实存在的共同治理实践及其发展趋势只是看作一种尚待解释的对股东至上主义的某种偏离,并且认为解释这种偏离的惟一途径不是在理论分析上另辟蹊径,而是给予传统理论以足够的时间发展和推导出一个能解释这种偏离的更充分的理论模型[1]。我们认为,出现上述思维逻辑的根源在于现代企业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之间存在着的源与流的关系,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中的机械个体主义分析方法是股东至上主义逻辑的基础。对新古典经济学传统内在逻辑及其局限性的考察是我们讨论企业治理问题的前提。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整个理论分析中,贯穿其中的最基本内核是简单化的机械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即抽象经济人假设和局部、静态的边际均衡分析。这种分析方法是经典牛顿力学的简单类比,基本逻辑涵义是复杂的整体可以机械地还原为部分之和。新古典经济学分析任何经济问题都把经济行为主体(不论是单个个体还是单个个体的集合)看作是抽象的经济个体,例如消费者、生产者等。经济主体具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第一,追求目标函数的最大化,而且这种目标函数是可以量化的;第二,其决策建立在精确的计算基础上。因而,经济行为主体的每一项决策活动都可以进行局部的边际均衡分析。初看起来,新古典经济学对于企业的上述假设和我们的经验是相悖的。相对于单个要素投入者,企业是一个整体。企业的产出不仅取决于既有的生产技术而且取决于企业组织成员的专业化生产与协作。在专业化生产中,组织不仅要面临技术、知识和信息等问题,而且要面对组织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威胁。企业是否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以及能否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是需要说明的问题,而不能作为分析问题的假设前提。新古典经济学通过个体主义分析方法以及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把整体还原为机械的个体之和来解决上述悖论。这些假设条件主要包括:经济行为主体的完全理性和充分信息、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和要素的完全自由流动与同质。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行为主体的完全理性假设。在完全理性假设条件下,经济行为个体的目标函数是既定的并拥有实现其目标函数最大化所需要的所有知识、信息和计算能力。在上述假设条件下,新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的核心观点是成立的。在组织成员完全理性、充分信息、充分竞争和要素资源同质的条件下,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是可以实现的。一方面在拥有完全的生产性知识条件下,企业的资源配置可以实现最优;另一方面投入和产出可以得到精确的计量,贡献和报酬完全一致,独立的组织成员之间不存在任何外部效应和利益冲突。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企业可以实现短期利润最大化,市场长期竞争的结果是利润为零,资本所有者只获得正常利息。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看,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的上述认识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新古典经济学的厂商理论是对简单所有者控制型或业主制企业形式的历史抽象。简单所有者控制型企业是历史上最早的企业形式。在这种企业形式上,企业的控制者和企业的物质资本所有者是合二为一的。第二,是用物权界定财产所有权这种传统法学理论和思维的反映。物权主要从物质形态财产的归属的角度界定财产所有权。它强调财产所有者对物质形态的财产的排他性的占有、支配和使用等权利。同时,物权也强调物质资本所有者要承担风险。因而传统理论认为,物质资本所有权的生产性作用在于企业物质资本所有者必须承担经营风险。同时厂商理论另一个重要不足是对其核心观点的简单处理。股东至上主义实际上是企业契约的结果和表现形式,而技术性生产函数实质是把企业看作是一个生产性知识集合。这实际上已经隐含着企业具有“生产”和“规制”两重属性初步认识。但是,新古典经济理论一方面把上述两个需要理论论证和说明的判断直接当成公理性假设[2];另一方面把企业的两重属性看作是相互独立的。这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和机械的个体主义分析方法是一脉相承的。现代企业理论的演化过程可以看作是在修正和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设的基础上论证、解释和发展上述核心观点的过程。根据研究的侧重点不同,现代企业理论可以大致划分为两大派别:企业契约理论和企业能力理论。企业的契约理论是在坚持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的修正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和企业契约理论不同,企业能力理论的理论来源和分析方法是多元的。企业的契约理论又分为两个大的分支:不完备契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不完备契约理论以有限理性和信息非对称假设为前提,把企业的要素所有者划分为人力资本所有者和非人力资本所有者,通过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等重要概念的引入,分析两类要素所有者的产权特征并讨论企业所有权的最优安排。委托代理理论则在坚持新古典经济学传统和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从信息非对称的角度讨论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条件下如何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机制设计问题。企业契约理论在遵循新古典理论分析传统的基础上,从企业组织成员单个个体的行为角度出发,机械地、孤立地和静态地考察企业组织成员的产权特征及其在企业契约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忽略对企业“生产”属性及其与“规制”属性相互关系的研究。因而,企业的契约理论一直没有突破股东至上主义逻辑框架。我们认为,从企业组织成员活动的相互依存性出发,揭示企业本质的两重性及其相互关系是突破传统理论思维和股东至上主义逻辑的关键。企业本质的两重性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的两个基本假定隐含了新古典经济学从“生产”和“规制”两个方面理解企业的本质。从“规制”属性上看,企业是以股东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契约组织。实际上,在企业理论发展史中,第一个初步的企业理论分析框架是马克思的企业理论。他从企业的历史起源和两类分工划分(企业组织内部和外部分工)出发,认识到企业是“生产”和“规制”两重基本规定性的统一,揭示了“资本雇佣劳动”的企业所有权安排决定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从历史和逻辑统一的角度分析了企业两重基本规定性的内在矛盾运动。由科斯开创的企业契约理论发展了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的“规制”属性的认识,主张企业作为市场的替代本质上表现为与市场不同的契约形式。科斯提出,企业和市场的替代在于交易成本的边际比较。威廉姆森从交易主体的有限理性、资产专用性的角度,分析了机会主义行为存在的可能,提出企业作为契约性治理形式的有效性。哈特和格罗斯曼(1986)则从企业契约的不完备性出发讨论企业所有权的最优安排。他们认为,在交易主体有限理性、信息非对称和存在交易成本的条件下,企业契约是不完备的,并从企业剩余的生产、风险的控制和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论证企业所有权安排的重要性。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与上述的发展思路不同,他们从企业的团队生产的“生产”属性出发说明企业所有权安排契约的重要性。他们指出,在社会资源的配置过程中,资源的所有者通过专业化协作提高生产效率,由此产生了对那种能促进合作的经济组织的需求。阿尔钦和德姆塞茨通过团队生产或协作生产的度量问题的引入分析企业契约的特殊性,并指出企业通过剩余权利的集中对应分配实现企业协作生产的效率水平的提高。从“生产”属性看,它是企业区别于市场组织的根本标志。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家庭以家庭成员的自然分工为基础,家庭组织成员之间是非独立的产权主体,不存在独立产权主体之间的平等而自由的契约关系。“规制”属性是企业区别于家庭生产的根本标志,因而,“生产”和“规制”两重基本规定性统一是企业本质特征。从现实性上看,企业在本质上是一定契约结构条件下的专业化生产与协作的组织形式。和家庭生产相区别,企业是在一定契约结构条件下的专业化生产;和市场契约不同,企业的契约安排是建立在各独立产权主体专业化生产基础之上的。为此,我们引入知识分工等范畴,从企业组织成员个体决策的角度揭示企业本质的两重基本规定性及其内在联系。经济学把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活动过程理解为特定约束条件下的选择过程,选择本身就是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过程。我们首先假设,企业组织活动是企业组织成员个体决策及其相互依存的结果;其次,企业组织成员的决策是有限理性的。不同于完全理性假设,有限理性把经济活动主体的认知结构纳入到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中来,指出经济行为主体在决策过程面临着知识和能力的限制[3];最后,在企业组织成员之间存在着知识分工,即专业化生产所需的知识在组织成员之间是分散的[4]。在上述假设条件下,新古典经济学对厂商的两个核心假定是非现实的。首先企业的产出不仅取决于每个组织成员所面临的知识和能力限制,而且还取决于处于分散状态的知识的协调。面对不同的知识存量和协调水平,企业的产出是不同的,而且每种产出量都是可能的和现实的。其次,企业的效率更主要地取决于组织成员个体活动的相互依存性,目标函数不一致和信息非对称使企业面临着代理问题和机会主义的威胁。再次,在对环境缺乏全面认识的情况下,企业决策过程中预期的困难将造成企业经营风险和不确定性。所谓的利润最大化只是一种理想。正是基于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定的非现实性的认识,奈特、威廉姆森和德姆塞茨等分别从不确定性、机会主义和团队生产的度量问题出发考察企业问题。那么,在上述约束下,企业是如何从事专业化生产的呢?我们认为,企业专业化生产效率的实现依赖于企业组织内部独特的决策和决策权的分配机制,其中,共同知识(包括默示知识)起到了关键作用。企业组织的决策过程和单纯的个体决策过程不同。企业决策过程建立在组织成员个体决策的基础上,但是企业组织成员的个体决策是非独立的、相互依存的,是组织成员个体决策的分工与协作的过程。为了说明这种依存性,我们从如下方面理解企业组织成员的个体决策行为。首先,决策是一个从前提到结论的推导过程。从人类思维逻辑的规律性上看,决策的前提是最根本的。只要逻辑推理过程是一致的,结论已经包含在前提当中。决策的前提就是决策主体所拥有的知识和信息集合。其次,决策的前提又可以划分为共同知识和私人知识。共同知识是指组织提供给组织成员的作为决策前提的知识和信息,而私人知识则是组织成员个体所拥有的知识和信息。在企业组织决策中,组织成员个体决策的相互依存性首先表现为决策前提的相互渗透和共同知识的分享。企业组织成员的决策过程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