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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为什么国有工业企业在推行市场化体制改革和生产率有所提高的情况下，主要效益指标却在恶化，从而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困境。文章认为，国有工业企业长期以来过高的社会成本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根据问卷调查的材料，作者对国有工业企业在固定资产投入、人员使用、福利保险费用等方面的社会成本进行了定量的测算，其结果比以往文献的估算要高得多。文章从社会学的视角指出，围绕着社会成本，国有工业企业形成了刚性的利益格局和福利功能扩大化的趋势，从而成为改革的巨大障碍。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建立国有企业的拟市场化核算体制和社会成本的分摊机制。在对国有企业的历时性考察中，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自1978年以来，国有企业实行了一系列效率优先的市场化体制改革，很多研究表明,这些改革措施使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高（刘国光主编，1988；董辅等主编，1995）；但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总体财务经营业绩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国有工业企业的主要效益指标(如产值利税率、销售收入利税率、资金利税率)几乎直线下降，从1996年开始，甚至连续两年出现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巨额净亏损的局面(国家统计局,1998)。国有企业为什么会在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高的情况下出现亏损？林毅夫等人认为，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成为其预算软约束的借口，从而使对它的经营评价缺乏所必需的充分信息，这样也就难以建立公平和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而这些是做出任何产权安排和形成适宜的治理结构的前提条件（林毅夫、蔡、李周，1997：97）；肖耿通过统计测算指出，由于国有企业的附加福利或额外收益未被视为财产，其生产力可能被低估，但造成国有企业低效率的，不是附加福利，而是产权残缺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肖耿，1997：131-182）；樊纲则提出了工资侵蚀利润的假说（樊纲，1995：48）。然而，国有企业为承担社会责任所付出的社会成本究竟在其总成本中占多大的比重？社会成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冲销了企业利润？社会成本是否是国有企业亏损的根本原因？这方面还缺乏详细的定量研究，而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本文分析所依据的资料，是我们1996年8-10月份对全国10个大城市（哈尔滨、沈阳、济南、上海、武汉、南京、广州、成都、西安、兰州）工业企业的问卷调查，调查根据行业、规模等结构采取主观抽样，共获得有效样本508个；调查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占总样本的70.5%；为便于比较各经济类型企业的差别，我们使样本主要集中在工业制造业，其占总样本的96.3%；问卷调查项目是企业的客观指标，主要涉及企业的财务和人事方面。一、社会成本的界定及其假说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本质上是一种单位组织。单位组织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形态（李汉林等，1988：273-373；路风，1989；李培林等，1992：178-202；李路路、王奋宇，1992：83-103），作为单位组织的中国国有企业不但承担经济功能，也承担社会和政治功能。国有企业为实现其非经济功能所付出的成本，我们称之为社会成本。这是对于社会成本概念的一种比较狭窄的定义，与已有经济文献中的其他定义有所不同。早在1960年，科斯就写了著名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他的社会成本概念的重要意义在于揭示交易成本的存在。在他那里，社会成本就是私人成本加上交易成本，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私人成本会等于社会成本，但没有交易成本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科斯，1988/1995:20-25）。科尔内则从整个国民经济出发，把社会成本定义为一切涉及社会个别成员和集团的负担、损失、痛苦、牺牲或辛苦的现象。这些现象一部分可以用货币来度量，但也有一部分涉及心理的感受，是无法用货币来度量的。他认为对社会成本的考察可以从4个方面进行：（1）生产的内部实物投入，即生产成本；（2）外部成本，它并不直接以货币的形式反映在企业或非营利机构的账目上，如随着生产能力利用的提高，事故可能增加，工人健康可能恶化，对环境的破坏可能加剧等等，为防止这种状况对生产的影响，要有一些预防性开支，这就是外部成本的内部化；（3）社会的分摊成本，如政府机构的经费支出；（4）反映大量经济现象的人们的意向、满意度和普遍感觉，一种是边际递减的社会成本，如与生产能力利用低水平相关的失业以及可能伴随的犯罪、暴力和自杀，另一种是边际递增的社会成本，如与生产能力高利用度相联系的其他领域的瓶颈、短缺以及对社会消费的负面影响，前面所说的生产成本、外部成本和社会分摊成本，也都是边际递增的社会成本。科尔内所要说明的是，不应该总是不惜一切代价去达到社会生产能力的最大利用。如果当趋近于生产能力完全利用时，边际社会成本已经超过边际社会效益，达到这一点就是不值得。（科尔内，1980/1986：上卷273-302）社会成本的理论告诉我们，社会成本的准确测度是很困难的，但这种探索问题的方法却是非常有启发性的。我们可以设想，拥有同样的技术并生产同样产品的两个不同的企业，其生产成本应该是一个给定的数，而在现实中这两个企业的成本又可能有很大差异，这就是社会成本的差异。正是社会成本的差异决定了竞争力的差别。不同的企业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之中，因为这种不同，它们所承担的义务、责任和负担也不同，付出的社会成本就有很大差别。尽管社会成本的计算可能是比较困难的，但却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本文中，为了分析上的方便，我们把国有企业福利供给的成本作为其社会成本的操作性定义。这种福利供给被区别为潜在福利和显性福利。潜在福利指国有企业用于兴办集体福利的福利费用，如图书馆、俱乐部、操场、游泳池、疗养院、澡堂、医院、电影院、草坪、社区绿化、企业所属的各种学校等。显性福利指国有企业主要以货币或实物的方式直接支付给职工个人，用于满足个人福利需求的福利费用，如过节费、计划生育补贴、奶费、托儿补贴费、冬季取暖补贴、上下班交通补贴、上下班班车支出、职工探亲旅费、卫生洗理费、住房等。改革以来，国有企业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向相对独立的经济组织的转化，使其自行配置社会资源的能力加强了，但其单位组织的性质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强化；其福利供给的功能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扩张。这主要导源于：第一，在市场化过程中，作为有限理性经济人的国有企业，会力图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其在既定的、被制度化了的利益结构中所应体现的收益，主要表现为：(1)国家的利润与税收收益，(2)企业本身的收益，(3)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4)国有企业职工的收益，(5)国有企业所办集体企业的收益，(6)社会的收益。在这里，如果不计国家收益与社会收益的细微区别，那么，可以认定，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这样，国有企业的运行逻辑就远比非国有企业复杂得多，因为有时它得体现某些公共收益而不只是私人收益〖注：在新经济史学研究中做出过特殊贡献的诺斯（North，DouglassC.）教授，在与托马斯(Thoumas,R.P.)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在区别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时，认为私人收益率是经济单位从事一种经济活动所获得的净收益；社会收益率是社会从这一活动获得的总净收益（正的或负的），它等于私人净收益加这一活动使社会其他每个人所获得的净收益（诺斯、托马斯，1973/1989：1）。诺斯和托马斯是把某一具体经济实体所造成的私人收益加上其为其他社会活动单位所造成的收益之和作为社会总收益来看待的。诺斯和托马斯的这一概念能够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它能使我们考虑到企业经济活动或非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外部性问题，也能够借此考虑到将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之后的成本支出问题。也就是说，倘若将社会收益的一部分当做国有企业的成本支出，那么，这部分社会收益的多少，便取决于国有企业在我们所说的社会成本方面支出的多少。〗。在市场经济的逻辑理路之中，对于企业内部职工来说，私人收益的获得，可能是眼下最重要的预期利益获得，这就与国有企业的整体运行逻辑相矛盾。仅仅靠道德规范来保证企业经营者与所有者利益的一致，或者企业职工利益与整个国家利益的一致，在现实中是比较困难的。改革所提供的失范机会，为企业经营者实现自己的利益制造了难得的运作空间。对于国家来说，企业利润率的上升与税金的如期缴纳，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对于国有企业自身来说，能够将有限的销售收入转化为显性福利或潜在福利支出，就可以使企业内部职工的货币收益或非货币收益最大化；另外，国有企业还得顾及其内部所办集体企业职工的生活问题，否则，来自企业内部的压力集团会施加无形的影响；尽管国有企业要步入市场或已经顽强地步入市场，但其与社区之间的那种命运共同体结构，也使其不得不关注某些社会问题（如职工家属的就业等）。所以，在国有企业所面临的这一制度化利益结构中，能够促使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最好选择，就是将国有企业利润的一部分以企业社会成本的形式转化为企业内部的福利，这既符合企业内部职工的福利需求，也有利于企业稳定和国有企业领导层的合理消费。虽然显性福利不计算为财产，但却属于企业产出的一部分，而潜在福利虽然作为国有企业所属的资产进行统计，但其在使用权与剩余索取权上，却有着不同于其他国有资产的界限。第二，国有企业的福利功能内卷化趋向，与其面对的市场结构密切相关。就市场而言，是否存在某种既定的为国有企业所需求的福利产品及可替代产品，是国有企业保持专门化的前提；就企业而言，即使市场上存在为国有企业所需的福利产品或服务，但倘若这种产品或服务的交换价格高于国有企业内部生产这种产品或服务的成本，那么，企业就不会从市场交换这种功能需求。一般而言，导致交易成本过高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供给某种商品的企业数量；其二，人们在决策过程中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市场的不确定性是由处于竞争状态的、能够供给某种商品的企业数量及其生产能力所决定的。一旦不确定性与有限理性结合在一起，就会出现交易成本趋升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对市场供给的某种福利商品，就可能采取内部化的方式，即使通过市场购买有助于节约成本，企业也可能产生内部化的冲动。导致企业将商品需求供给内部化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缺少市场供给。如果市场上缺失为企业所需的福利功能供给，而企业又迫切需要该福利功能，那么，它便只好通过自己生产来满足这种需求，否则，就只能寻求其他替代品。在这种情况下，职工所消费的各种福利，就较社会供给的服务便宜得多。正因为这样，表面看起来，每一个国有企业为其内部职工所支付的货币工资数额比较少，大都低于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和一部分私有企业，但其为职工所支付的福利费用--潜在福利和显性福利之和，却是非常可观的。改革开放以来，如果说显性福利的发放与企业效益高低有着某种一致性的话，那么，其潜在福利的增加和施惠于内部职工的数量多少，却与国有企业的效益并不直接相关。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并不必然地决定其潜在福利的增加与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有单位的福利保险费用才逐年上升。1978-1997年，国有经济单位的保险福利费用总额从69.1亿元增加到2578.813.7%上升到30.4%（国家统计局，1998：795）。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国有企业收益，会首先表现为国有企业内部职工的收益。利润，不管用于纳税还是用于向投资者分配，都会影响企业职工的最终收益。只有扩大成本的开支，将成本的一部分转化为企业内部的集体物品〖注：这里以集体物品指称能够为企业内部职工直接消费的物品，以公共物品指称用于国有企业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物品。集体物品与公共物品之间是有着区别的。像住房等福利设施就属于集体物品，虽然其在出售给职工个人之前，仍然属于国有企业所有，但却不可能被某一具体国有企业之外的人员所享用。而机器、厂房等设施则属于公共物品，如果不经过生产过程的转化就不可能被国有企业内部职工所消费。〗，或者将利润的一部分转化为直接可以被职工所消费的显性福利，企业的生产活动才可能更多地为企业内部职工带来好处。即使在国有企业不盈利时，其内部潜在福利的开支也存在增长的冲动。这就是说，亏损并不必然地抑制福利机构和福利设施的兴建，而这些因素却直接增加着人工成本的开支总额，并进而制造着亏损。二、国有企业支付着较高的社会成本总体上说，与非国有企业相比较，国有企业支付着更高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