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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221881年11月17日（农历九月二十六），朝鲜李朝政府以官员金允植为“领选使”，率领一支包括三十八名学徒工匠在内的大规模使团，前往中国天津。该使团于1882年1月25日（农历一八八一年腊月六日）抵达天津，其后，工匠和学徒被分别安排进天津机器制造局的东、南两局学习各种机器制造技术特别是军械制造技术。该次学徒工匠的选拔派遣，是李朝朝鲜在高宗李熙（1852-1919）执政时期，积极奉行开化政策的大背景下，以“武备自强”为目的而组织的选派留学活动。至1882年12月9日（农历十月二十九日），金允植等人最后回到朝鲜，这次学习活动前后共持续了近一年时间。金允植（1835-1922），字洵卿，号云养，出生于清风金氏两班望族世家，祖上世代为官。他八岁时父母双亡，其后随叔父一家生活。自幼接受家学教养，十六岁前往汉城求学，先后师事朝鲜大儒俞莘焕及开化思想鼻祖朴珪寿，较早形成了救国图强的开化思想。他于1865年以恩荫出任健寝郎，1868年辞官回家，1873年再次移居至汉城。1874年文科及第，1876年授黄海道暗行御史，其后历任顺天府使、江华留守。1881年任领选使出使天津，其间与清朝洋务派官员多有接触。1882年朝鲜“壬午军变”中，他请求清朝派兵平乱，并提出“大院君乱首说”，至清军囚大院君于保定，事后协助高宗巩固其政治权力，成为亲清稳健开化派的代表人物，他在朝鲜先后创立机器局、现代海关、并积极参与外交活动。因此，有人将他比作朝鲜的李鸿章，是朝鲜现代化建设的先驱人物。金允植（1835-1922）古代朝鲜派往中国的使臣，即中国人所称之燕行使，其名义较多，且使命各不相同。在朝鲜的典志体史书《同文汇考》中，按出使性质分为二十六种：封典、哀礼、进贺、陈慰、问安、节使、陈奏、表笺式、请求、锡赍、蠲币、饬谕、历书、日月食、交易、疆界、犯越、犯禁、刷还、漂民、推征、军务、赙恤、倭情、杂令、洋舶情形。但一般情况下，人们习惯于按使臣出使时的称号来区分，则有冬至使、圣节使、千秋使、谢恩使、奏请使、陈奏、进贺使、问安使、陈慰使、告讣使等。然而，“领选使”一称均并不在其列，可以说是一个特例，不过这并不难理解，它恰恰说明，像这样的领选出使，在朝鲜历史上鲜少有之，它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次特殊的使行活动。领选使金允植；从事官尹泰骏；官弁白乐伦；译官崔性学；医员柳钟翕；伴倘朴泳钰、尹泰驲；通事郑麟兴、李文熙、崔志华；别遣堂上卞元圭；堂下李根培。学徒高永喆、金光錬、金台善、赵台源、安昱相、安浚、李章焕、李南秀、李礥、崔圭汉、金声、郑在圭；工匠金永元、韩德俊、朴台荣、尚澐、李熙民、李昌烈、赵汉根、李苾善、秦尚彦、高永镒、黄贵成、金兴龙、金泰贤、河致淡、金圣元、张荣焕、崔同顺、朴奎性、皮三成、洪万吉、宋景和、安应龙、崔志亨、金成孙、朴永祚、全德鸿；随从顺得、仁锡、学甫、长孙、善基、万吉、根成、龙成、兴福、在吉、公禄、千万、寿凤、学祚、贞哲、同伊、仁石、石伊、汉杰；咨文所载共六十九人，此外学徒等私带随从以备使唤者亦多有之。该使团的实际人数并不止69人，有学者估计，包括没有进入名单的随从人员在内，该使团可能有近百人规模。天津机器制造局，简称“天津机器局”。官办军用企业。清同治六年（1867年）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创设于天津。初名“军火机器总局”。开办经费二十余万两，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局。同治九年（1870年)由直隶总督李鸿章接办，易名“天津机器制造局”。该局分为东、南两局。东局设城东贾家沽，以制造火药、枪炮、子弹和水雷为主。南局设城南海光寺，以制造军用器具、开花子弹及布置水雷用的轮船和挖河船为主。此外，东局还附设有水师、水雷、电报学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改称“北洋机器制造局”（又名“总理北洋机器局”）。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天津时，被破坏。天津机器局常年雇用工人2000余名，开办初期，只有黑药厂、铜帽厂，后来逐步建立棉药厂、栗药厂、无烟药厂、枪弹厂、机器厂和炼钢厂，各厂配有成套机器设备。主要产品为各种火药、铜帽、枪弹和炮弹，生产比较稳定。到1877年，产品有：黑色火药、饼药、铜帽、林明敦枪、枪弹、前膛炮弹、后膛镀铅来福炮弹、各式拉火、各式水雷。还生产锵水，轧制铜片和制造机器。1881年，天津机器局开始仿制棉药，经过两年时间，仿制成功。1887年，新建栗色火药厂。1891开始筹建炼钢厂，1895年出钢。1896年，建立无烟药广，试造无烟药。天津机器局生产的军火，主要供应北洋水师、直隶、热河、察哈尔、奉天、吉林、黑龙江、西北边防备军和淮系各地驻军使用，还拨给其他省分。在中俄、中法、中日甲午战争中，都大量使用该局制造的军火。1882年，李鸿章还调拨过一批军火供应朝鲜国使用。天津机器局除生产军火外，还制作过一些军舰、船舶，包括慈禧太后的游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于1880年建造了中国第一艘潜水艇及第一套舟桥。《益闻录》记载，光绪六年（1880年）9月“兹已造成，驶行水底机器也。式如橄榄，入水半浮水面，上有水标及吸气机，可于水底暗送水雷，置于敌船之下。其水标缩入船一尺，船即入水一尺。中秋节下水试行，灵捷异常，颇为合用。因河水不甚深，水标仍浮出水面尺许。若涉大洋，能令水面一无所见，而布置无不如志，询摧敌之利器也。”一般认为，李朝朝鲜政府之所以组织这样一次活动的出发点有二，一是“为武备自强事寻策”，二是以“联美自保事咨清”。而这又都和朝鲜当时正面对西方要求其开港的压力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说1842年的《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闭关的终结和门户开放的标志，那么同样奉行锁国政策李朝朝鲜受到西方叩关和要求开港的压力要稍晚一些。1866年和1871年，朝鲜经历了其历史上的两次“洋扰”，最后都以击退进犯取胜。前史概要1866年，朝鲜焚毁美国商船“舍门将军号”，继而击退法国舰队的江华岛占领，史称“丙寅洋扰”。1871年，朝鲜再次击退美国舰队的江华岛侵入，史称“辛未洋扰”。这两次所谓“锁国攘夷”政策下的军事胜利，增强了朝鲜排外的决心，当时执政的大院君更是以“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刻于石碑之上，忠告朝鲜“万年子孙”，是为“反洋夷石碑”。“洋夷侵犯非戰則和主和賣國”左图为1871年（辛未）大院君李昰应在朝鲜各地设立的反洋夷碑戒我萬年子孫興宣大院君李昰應（1820-1898）高宗亲政之后，原先大院君时期的锁国政策稍有松动。1875年，日本向朝鲜构衅，爆发“江华岛事件”，第二年两国签订《朝日修好条约》，也称《江华条约》，经由此约，朝鲜事实上已向日本开放通商，但从观念上并不认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港。注：对朝鲜而言，1876年对日签订《江华条约》，在观念上是视其为江户时期260多年以来“交邻”体制之恢复而已的。前史概要1875年8月，日本军舰“云扬号”侵入朝鲜江华岛近海进行侦察挑衅，与草芝镇炮台守军交火，遭遇抵抗的日军转而攻击防守薄弱的丁山岛和永宗镇，杀害大批平民。其后，日本反诬朝鲜炮击日本军舰而向朝鲜“问罪”。朝鲜政府内部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同意与日本谈判并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岛条约》（又称日朝修好条规、丙子修好条规），朝鲜从此向日本打开了国门。“云扬号事件”亦称“江华岛事件”。江华岛首尔“云扬号”事件江华岛条约的签订第一款朝鲜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嗣后两国如欲表示和亲，须彼此以同等之礼仪相待，从前有碍邦交之诸条规，应悉行革除，务必开拓宽裕弘道之法，以期双方之永远安宁。第四款朝鲜釜山之草梁项设有日本公馆，年来为两国人民通商之地，从今日起，改革从前惯例及岁遣船等事，从此次新订条款为标准，办理贸易事务，朝鲜政府开放第五款所载两口岸，准日本人民往来通商，随意在该两地租借地皮，修盖房屋，并租朝鲜人民之房屋。第五款在京畿、忠清、全罗、庆尚、咸镜五道，沿海择定便利通商之港口两处，开埠日期自日本历明治9年2月，朝鲜历丙子年正月起算，经过十二个月。第七款朝鲜国之沿海岛屿岩礁，从前并未经检查，极为危险，应准日本航海业者自由测量海口，审其地位之深浅，编制图志，俾两国船客得免危险，安稳航行。第八款嗣后日本政府得随时宜设管理日本商民之官员于朝鲜指定之各口岸，两国发生交涉事件，即由该官员与该地方长官会商办理。第九款两国既经通好，彼此人民得任意贸易，两国官吏不得干涉，亦不得限制或禁止贸易，倘两国商民有欺罔借债不偿情事，两国官吏应严重取缔，追还债款，但两国政府无代偿之理。第十款日本国人民在朝鲜指定之各口岸侨寓犯罪，而与朝鲜国人民有关时，应归日本国官员审断，若朝鲜人民犯罪而与日本人民有关时，须归朝鲜国官吏查办，惟双方须根据其国律裁判，不得回护祖庇，务为公平允当之裁判。《江华条约》的签订，促使朝鲜政府认识到不变革图强不足以御外侮，并开始考慮武备自強的问题，由此带来的一个明显的转向就是高宗政府开始奉行开化的政策，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比如：天津领选的缘起1881年1月，改革官制，仿中国的总理事务衙门，成立统理机务衙门，把原来对清的“事大司”以及对日的“交邻司”统一纳入同文司管理；1881年5月，派遣绅士游览团访日，考察日本政府各机关、产业、教育以及军事等，并回国报告，同时还有个别人员入读了日本学校。金允植的天津领选武备自强策天津领选的缘起美国基于对中朝特殊邦属关系的认识，转而寻求清朝的协助，以期加快其与朝鲜缔约的进程。清朝出于自身考虑认为朝美缔约符合各方利益最大化。于是通过各种途径向朝鲜灌输开港思想和力陈联美之利。李鸿章亲力亲为，在美使薛斐尔和朝鲜领议政李裕元、修信使金弘集之间沟通斡旋，极力敦促朝鲜尽快与美定约。李鸿章多次要求朝鲜政府派出代表赴天津与美国议约。天津领选使的派遣，某种程度上也是朝鲜对此的回应。联美议约事1882.1.251882.12.9天津领选《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签订壬午兵变1882.5.221882.7.23-251882.1.25-12.9，天津领选之进行1882.5.22，《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签订，清政府居中协调天津领选的经过1882.7.23-25，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清朝出兵平乱天津领选《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签订壬午兵变金允植作为领选使身处天津的金允植，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了朝美缔约和壬午兵变处理的过程中，这使得他在天津的活动变得比原来计划的要复杂得多。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从他留下的使行记录中，除了了解领选活动本身，我们还得以看到了更为丰富的与中朝关系相关的内容。天津领选的经过对于天津领选的这段历史，金允植为我们留下了十分详尽的记载。在以往研究中，学者利用较多是他的《阴晴史》和《天津谈草》两种资料。而2008年韩国成均馆大学出版的《燕行录选集补遗》中收录燕行文献——《领选日记》，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可供参照的资料。材料之比较《天津谈草》是金允植在天津期间笔谈记录的汇编，其内容基本全部包含于《阴晴史》或《领选日记》中，惟开篇《天津奉使缘起》序文为1892年整理时新作，不见于后两种文献中。《阴晴史》和《领选日记》，都是日记体载的文献，其基本架构和主体内容具有一致性，不同的是，目前所见的《阴晴史》版本，是经过了作者本人的整理和后来编者的校注的印刷版本。而《领选日记》则为手稿影印本，当是未经修订过的原始版本或其传抄本。朝鲜学徒工匠抵津之后，被分别安排进天津机器制造局的东、南两局学习，金允植对他们各学习何种技艺作了详细的记载。通过东、南两局总办定期回馈给金允植的《朝鲜学徒勤慢草》，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学习进展情况。从金允植自己的掌握，以及两局的汇报，我们可以看到，朝鲜学徒工匠在天津的学习情况参差不齐，有的进展顺利、学有所成，也有的因为种种原因半途而废。天津领选的经过·学习考察学徒工匠的学习“东局水师学堂高永喆、金光錬、赵汉根、李熙民四人，初隶语学；水雷学堂，崔圭汉、朴永祚二人隶焉；铜冒厂高永镒、金光錬（自水师学堂移付。原注）、工匠何治淡三人隶焉；镪水厂金台善、工匠黄贵成隶焉；机械厂，义州工匠崔志亨、宋景和、安应龙三人隶焉；木样厂，张荣焕一人隶焉；火药厂，金兴龙、全德洪二人隶焉；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