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简史

中国翻译简史：中国翻译史有史籍记载的已长达三千余年，早在史前三皇五帝时代就存在翻译活动。（中国翻译史话）一般认为，“五四”以前，中国翻译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第一次高潮始于东汉至唐宋时期，佛经翻译盛行。据史家考证，最早的佛典汉译始于东汉桓帝年间的安世高，他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五部佛经，开后世禅学之源，其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梁皎慧，高僧传），但其主要偏于直译。继安世高之后译经的是支娄迦谶，其所译经典，译文流畅，但为了力求保全原来面目，“辞质多胡音”，即多音译。中国佛经翻译史上，一直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继安世高、支娄迦谶之后的又一译经大师支谦“颇从文丽”，开创了不忠实原著的译风，对三国至西晋的佛经翻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翻译中的“会译”(即将几种异译考校对勘，合成一译)体裁，以及用意译取代前期的音译．也均由支谦始。到了前秦时代，佛经翻译由私人事业转入了译场翻译，释道安在朝廷的支持下首创译场制度，采用“会译”法来研究翻译。他主张严格的直译，并总结汉末以来的译经经验，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指出五种容易使译文失去原来面目的情况和三种不容易处理的情况。释道安晚年时请来天竺人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继道安之后创立了一整套译场制度，开集体翻译、集体审校的先河。罗什倾向意译，其译经重视文质结合，既忠实于原文的神情，读来又妙趣盎然，能“以实出华”，传达原经的文体美和修辞美。他反对前人译经时用“格义”(用中国哲学的传统概念比附和传译佛学概念)的方法，创立了一整套佛教术语。隋唐时期是我国翻译事业高度发达的时期。隋代历史较短，译经不多。其中彦琮提出“八备”，即做好佛经翻译工作的八项条件，在我国译论史上最早较全面地论述了翻译活动的主体——翻译者本身——的问题。到了唐代，佛经翻译事业达到顶峰。出现了以玄奘为代表的大批著名译者。玄奘即通称的“唐三藏”或“三藏法师”，他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远度印度学佛求经．十七年后归国。他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主持了比过去在组织制度方面更为健全的译场。在十九年间译出七十五部佛经，共一二三五卷。他不但把佛经由梵文译成汉文．而且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他还制定了“五不翻”的原则，即：秘密故、含多义故、无此故、顺古故以及生善故。印度柏天乐和我国张建木在对勘玄奘的译文时指出其在译经过程中成功的运用了种种技巧：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和代词还原法。唐代末年，无人赴印求经，佛经翻译事业逐渐衰微。到了宋代，虽也有人西去求经，印度也有名僧东来传法，宋太宗也曾兴建译经院，从事佛经翻译，但其规模与水平已远不如唐朝的玄奘时期。元、明、清三代从事佛经翻译的人数渐少，几百年间只译了几十部经卷。佛经翻译高潮过去以后，除少数民族地区以外，没有较大规模的文字翻译活动。但各民族的翻译活动在创造、繁荣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过程中，也起到过一定的作用。如：回回历书，《元秘史》以及《古兰经》等的翻译。第二次高潮直至明末清初，欧洲的一批耶酥会士相继来华进行翻译活动，主要以传教为宗旨，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学术。这次翻译高潮从延续时间及译著数量上都比不上先前的佛经翻译。但其最重要的成就就是翻译了一些天文、数学、机械等自然科学著作。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主要为中国科学家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他们二人合作翻译了著名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徐光启是我国明末的杰出科学家、翻译家、进步思想家和爱国政治家。他最早将翻译的范围从宗教、文学扩大到自然科学。此后当属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及外国人傅兰雅、伟烈亚力等。这一阶段翻译多为外国人口译、中国人笔述，国人选择译品的余地不大。面口译和笔述者对翻译理论与技巧又知之不多。所以译作大都有“文义难精”之弊。但是他们翻译的大量西方科技书籍在普及西方科技知识方面的作用是不能抹煞的。其中，西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中总结出三条科技名词翻译的原则，颇有影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严复出版《天演论》前数年，语言学家马建忠就提出了所谓“善解”的翻译标准，即译者必须精通原文和译文，比较异同，掌握两种语言的规律，译书之前，必须透彻了解原文，达到“心悟神解”的地步，然后下笔，忠实地表达原义，“无毫发出入于其间”，而且译文又能够摹写原文的神情，仿效原文的语气。这些要求是很高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他本人专研究语法而没有搞翻译工作，因此他对“善译”的见解，被后人忽略了。第三次高潮当属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的西方思想和文学翻译。这一时期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严复和林纾。严复在《大演论·译例言》中首次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他主张的“信”是“意义不倍(背)本文”，“达”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尽译文语言的能串以求原意明显。但严复对“雅”字的解释今天看来是不足取的。他所谓的“雅”是指脱离原文而片面追求译文本身的古雅。他认为只有译文本身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实际上即所谓上等的文言文，才算登大雅之堂。由于时代不同，严复对“信、达、雅”翻译标准的解释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许多年来，这三个字始终没有被我国翻译界所废弃．原因在于：作为翻译标准，这三个字的提法简明扼要，又有层次，主次突出；三者之中，信和达更为重要，而信与达二者之中，信尤为重要。因此有些翻译工作者仍然沿用这三个字作为当今的翻译标准，但旧瓶装新酒，已赋予新的内容和要求。例如，他们认为“雅”已不再是严复所指的“尔雅”和“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而是指“保存原作的风格”问题。总之，严复对我国翻译事业是有很大贡献的。林纾他自己不懂外文，主张意译，而且有时他的意译有些过，因此，作品少有问津。但其所译小说语言优美，语言有时读起来比原作还要好，对文学界和社会风尚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文学家，如鲁迅、郭沫若等也都受到林译小说的影响。参考文献：葛兆光，？，中国思想史，？郭著章，李庆生，2003，英汉互译实用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马祖毅，1998，中国翻译简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余论，湖北教育出版社。温秀颖等，2001，英语翻译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臧仲伦，1991，中国翻译史话，山东教育出版社。张培基等，1980，英汉翻译教程，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道安对翻译事业的主要贡献是：一、在朝廷的支持下首创译场制度，组织中外高僧协力翻译佛经。他主持译出的佛经约十四部一百八十二卷，计百余万言。二、由于道安不借外文，他采用支谦开创的“会译”法来研究翻译，对勘同本异译．区别本末，正误补缺。二、总结汉末以来的译经经验，提出翻译学中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之说。四、编定汉译佛教经录《综理众经目录》。鸠摩罗什对翻译事业的贡献是：一、继道安之后创立了一整套译场制度，开集体翻译、集体审校的先河。二、罗什译经重视文质结合，他的译经“义皆圆通”，“挥发幽致”。“其文约而诣(畅达)，其旨婉而彰，有一种华梵调和之美。既忠实于原文，又能“以实出华”，传达原经的文体美和修辞美。三、他反对前人译经时用“格义”(用中国哲学的传统概念比附和传译佛学概念)的方法，创立了一整套佛教术语。四、罗什倾向意译，是我国古代意译派的代表。梁启超说他“深通梵语，兼娴汉言”，他的译籍“不特为我思想界辟一新天地，即文学界之影响亦至巨焉。”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发展及特点：据史料记载，西洋文学作品传入中国最早始于17世纪初，当时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和西班牙耶稣会教士庞迪我(DidaeusdePantoja,1571-1618)在其著作《畴人十篇》（1608）和《七克》（1614）中介绍并翻译了伊索寓言的部分故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其后又出现了以单行本面世的伊索寓言，如：1625年出版的由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ichokasTrigault,1577-1628)口述，中国传教士张赓笔记的《况义》和1840年出版的英国人罗伯特·汤姆(RobertThom,1807-1846)和他的中国蒙昧先生合译的《意拾寓言》（Aesop’sFables）。后一译本在当时影响很大，是近代翻译伊索寓言中最有代表性的两种版本之一（另一种是林纾等合译的《伊索寓言》），对其后数年伊索寓言的译本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这些都不属于中国人自己翻译的文学作品。1840-1870年间，虽也偶有英国约翰·班扬(J.Bunyan,1628-1688)的《天路历程》(1853)和美国朗费罗(H．Longfellow，1807-1882)的译诗《人生颂》(1864)出现，但也均系由外国人翻译。“中国翻译文学”，指中国人在国内或国外用中文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因此，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当始于19世纪的70年代，直至近代的终点1919年。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共经历了三个阶段：萌芽期（1840-1894）、发展期（1895-1906）和繁盛期（1907-1919）。1、萌芽期（1840-1894）进入七十年代后，中国先后出现了近代第一部翻译诗歌和第一部翻译小说。近代第一部翻译诗歌当属1871年王韬和张芝轩合译的《普法战纪》中的法国国歌（即《马赛曲》）和德国的《祖国歌》。其中《马赛曲》系“七言”，富有整齐美和节奏感；《祖国歌》则为“骚体”，读起来抑扬顿挫。两篇在当时都很受欢迎，影响极大。梁启超曾评曰：王韬“所译《普法战纪》中，有德国、法国国歌各一篇，皆彼中名家之作，于两国立国精神大有关系者，王氏译笔亦尚能传其神韵”。此外，《马赛曲》还被他收入《饮冰室诗话》。据目前掌握的资料，1873年蠡勺居士翻译的英国长篇小说《昕夕闲谈》应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翻译小说。译者的目的在于“务使富者不得沽名，善者不必钓誉，真君子神采如生，伪君子神情毕露”。意思是通过小说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反映英、法上流社会光怪陆离的放荡生活和丑恶现象。这部小说的译者尽管用心良苫，尽管小说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但在我国近代翻译文学史具有开先气的意义。稍后，1890年回族学者马安礼又翻译了阿拉伯著名诗人薄绥里(1211-1296)的《衮衣颂》(今译《斗篷颂》)，该诗是一首宗教颂诗，歌颂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在阿拉伯文学史和宗教史上均具有很高的地位，不断为人们译成各国文字出版。马安礼的汉译本是仿《诗经》体译成汉文的，故又称《天方诗经》，这增加了该诗的典雅，但文中使用文言和四字句又限制了该诗意蕴和民族风格的表达。在翻译理论方面，这一时期主要是1894年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较早从理论上阐述了翻译中的若干问题。首先，论述了翻译的重要性，他说：“余也蒿目时艰，窃谓中国急宜创设翻译书院，爰不惜笔墨，既缕陈译书之难易得失于右，复将书院条目与书院课程胪陈于左。倘士大夫有志世道者，见而心许，采择而行之，则中国幸甚。”其次，指出了当时翻译界的弊端：“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此外，还对翻译书院的宗旨、学习内容、选拔学员条件、聘请师资标淮和译书重点均做了说明。它是我国近代第—篇系统阐述翻译理论、人才培养的重要文献，对当时设立外国语学校、翻译西书乃至近代翻译事业的发展均有一定的倡导和促进作用。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文中还提出了所谓“善译”的翻译标准，他说：“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即译者必须精通原文和译文，比较异同，掌握两种语言的规律，译书之前，必须透彻了解原文，达到“心悟神解”的地步，然后下笔，忠实地表达原义，“无毫发出入于其间”，而且译文又能够摹写原文的神情，仿效原文的语气。这些要求是很高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他本人专研究语法而没有搞翻译工作，因此他对“善译”的见解，被后人忽略了。这一时期的翻译文学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一、译作大多不标明原作者，且译者多使用别名。《昕夕闲谈》虽知是英国小说，但至于原作者至今也不太清楚，而译者蒋子让出版时也只署蠡勺居士。二、小说译文多系节译，外国人李提摩太译的《百年一觉》也系节译。原书16万字，该书所译还不到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