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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土不同的地——周其仁《城乡中国》读书报告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对社会问题一直保有兴致，但对我国城市与农村的差异，仅仅停留在简单的经济社会繁荣程度的不同。很高兴，通过对《城乡中国》的阅读，我对新中国以降土地权益的变迁，对我国当下社会体系的发展脉络，以及对城乡壁垒的形成，有了虽然浅薄但更为清晰和全面的认识。在此由衷地感谢周其仁老师的创作及梁老师的推荐。综合我所阅读并理解的内容，我认为城乡分野的存在具有三个重要的特点：由国情与发展的需要导致的必然性，反作用于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两面性，难以长期适用的临时性。城乡差异的出现乃至行成书中所说的”城乡等级”在我国发展的过程中有其发生的必然性。我国国情在大的方向上一直有着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特点。这两点又引导出经济发展的滞后，以及政治的相对集中。当周其仁老师所阐述的经济聚集于人口聚集的循环模式出现时，加之政治高地与经济高地相当程度的集中，城乡发展的差异必然会出现。但城市的实际发展速度与人口强烈的集聚诉求间存在着矛盾。这时已被集中的政治权力自然地选择限制自由谋求发展。于是采取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与限制迁徙自由应运而生。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不仅保留了发展的差异，而且逐渐将不断扩大的差异深化为了”等级”。除了上述导致必然性的原因，书中还提及了土地性质不同这一偶然历史事件对城乡差异的急剧深化。由于农村的土地在家庭联产承包后使用权归各家各户所有，而所有权仍然在集体，个人无权出租出售土地，而1982年的《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以及只有国有土地可以出让流转的规定，不仅从土地资源配置的环节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发展的条件差距，更使得对人口流动的行政限制更为合法化了。从此，同一片土地将因为政府对其定义的不同，而导致其使用方式与价值评定差别巨大。这些差异在特定的时间段中，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有益的。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部分”人主要便是”城里人”。将农民捆在地里生产粮食，在对工业化的起步贡献巨大。而限制城市人口的过快增长，也是一个城市能够科学合理地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相互隔绝的发展方式，拉大了贫富差距，使教育医疗等基础资源的配置向城市倾斜，这本身又抬升了人们进城的诉求，造成循环促进。资源配置的倾斜使城市的建设趋向封闭化，使城市与城市之间也出现分野，进而导致了目前畸态的城市房价分布，城里的地已完全不同于村里的地。从另一个更高的角度，政治社会形态的角度，在一步步走到城乡”二元分治”的道路上，我们丢掉过更珍贵的东西。1954年宪法中写有”公民拥有居住和迁徙自由”，但在行政层面，不管是宪法修订之前还是之后，都一直在限制人们的迁徙自由，尤其是从村道城的自由，且从”劝阻”到”劝止”不断加码。当一个社会在发展利好与宪法尊严之间选择了利好时，很难说它没有失去什么宝贵的东西。随着发展进程的前移，二元的城乡结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小，而它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却在一天天加剧，因而这样的结构一定是临时的。农业发展的机械化使得传统农村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减少，而城市的发展建设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削弱了城乡分离对经济发展的利好，甚至它已经成为了限制发展的要素之一。具体问题上，由于城市的封闭性建设而导致的留守儿童与老人，”年末大迁徙”，看病难又贵等问题已经逐渐显现。而宏观上，城乡发展的不均衡，改革红利分配的不合理，使一个社会里的人分化为了两个截然的利益关联体，这势必激化社会对立与日俱增。因而消除城乡壁垒已经是社会若想进一步发展的话绕不过的坎，非迎面解决不可。同样的土地，由分化到封闭再到对立，表现出来是土地的定性不同，实质上是生活在其上的人享有的权利不同。要搞好社会主义不能没有异地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