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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的前前后后文/西门送客最近看到一帖，是柳鲲鹏先生的《为鸦片战争翻案，易中天的学术良心何在》，乍一看，颇为义正词严，拳拳爱国之心，跃然纸上，细一看，不过满纸文革语言，不觉喷饭。柳鲲鹏先生的观点是，”易中天不顾英国拼命向中国贩卖鸦片的事实，引用强盗的几句话并借口《南京条件》上没有鸦片字眼就想翻案。吾不禁要问，懂历史的易中天，学术良心何在！“俗话说的好，有理不在声高，人心本来难论，究竟是什么让柳鲲鹏先生大为光火呢，原来是鸦片战争。固然，鸦片战争是国人心头之痛，乃中华文明之重大转折点，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研究鸦片战争这个问题，必须要掌握充分的材料，如果简单的引用几句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东西，在如今咨询如此发达的网络世界，必然贻笑大方。可叹的是，柳鲲鹏先生正为此做了一个充分的注脚。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对鸦片战争进行了相当深刻的研究，这是国内公认的。笔者的第一个疑问是，易中天先生至少还读过《天朝的崩溃》，柳鲲鹏先生先生可曾读过？如果没有，借用伟人的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请你读了再写文章不迟。很巧合的是，笔者在最近的作品《历史的转弯处：晚清帝国回忆录》中的第一章《1840：鸦片记》也写过一些关于鸦片战争的东西，读过茅海建和易中天先生的作品，似乎并无媚外自责的嫌，至于学术良心，更是无从谈起。柳鲲鹏先生的愤怒，来自于易中天认为鸦片战争是因为“英国是为了贸易而打的”，“是非常的荒谬可耻的”！“狗屁不通！”紧接着，柳鲲鹏先生又指责易中天“可耻的、不顾事实的引用一些官方语言来欺骗”。据查，柳鲲鹏先生认为是“强盗的谎言”，即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说的，“女王陛下的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适当制定的禁令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女王陛下的政府对于这件事情不提出任何要求”。就当时的英国政策，的确如此，并不是谎言。事实上，樊美平先生曾经在2001年《书屋》第三期发表了一篇文章《天朝的崩溃与意识的困守》（对矛海建先生的著作《天朝的崩溃》做的评论），里面就提到英国政府对鸦片贸易的态度-----一个被国内学界一直有意或无意忽视的问题。很遗憾的是，上述话是樊先生在查阅了大量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国档案后发现的，英国政府承认满清政府完全有权制止鸦片走私，对清政府所采取的禁烟措施，也并不企图干预。这段话发布在1838年6月15日，由当时的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发给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训令中。很有讽刺意义的是，一直被我们教科书认为是“鸦片贩子保护人”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却一个坚定的鸦片贸易反对者，在被林则徐驱逐到海上后写给巴麦尊信里还说，他对英国臣民进行鸦片走私贸易“感到耻辱和罪恶感，并怀有深刻的厌恶态度”。战争爆发之前，义律甚至想主动承担起制止鸦片走私贸易的责任-----也许他认识到，从长期来说，鸦片走私贸易将危害到英国扩大其在华的合法贸易。义律显然知道，英国鸦片贩子并不把中国缉私官员放在眼里----他们已经熟知了那些中国官场的潜规则。义律天真的认为，他的出现将使得英国鸦片贩子有所收敛。在林则徐发起严厉的禁烟行动后，义律代表英国政府发表了大量措辞严厉的通告：“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布通知，警告所有那些拥有这种帆船、快艇或用其它方式装配的小船在虎门以内从事该非法鸦片贸易的英国臣民：如果中国政府认为适于捕获并没收那些船只，女王陛下政府将决不进行干涉。”（详文见《晚清帝国回忆录》第一章第四节《鸦片辩论赛和林则徐的误判》）柳鲲鹏先生随后又义正词严的指责道。英国不禁止鸦片贸易，”那中国的鸦片是从哪里来的？总不是他易中天运输的吧？当时东印度公司是干什么的？搞历史的易中天，不会不知道吧？”随之，柳鲲鹏先生又嘲讽易中天认为《南京条约》中也没有开放鸦片贸易的条款，“是太幼稚了”。柳鲲鹏先生甚至认为，“英国有什么理由发动战争来要求通商？别人仅仅是因为不想买你的东西你就要打人，请问易中天，这就是尔等英国老爷的逻辑吗？尔等英国老爷都没有这么不要脸啊。”这几乎近于谩骂了。事实上，茅海建和易中天都没有否认鸦片战争是英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笔者也无意否认鸦片贸易的罪恶性和清政府打击鸦片贸易的正义性，但作为中国历史转弯处的鸦片战争，绝不是三言两语那么简单，因为这里引发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英国政府并不支持鸦片走私贸易，那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何以引发一场战争？事实上，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中国除外），鸦片贸易是合法而正常的，英国的鸦片贸易也并非只针对中国，但只是因中国市场需求导致贸易额巨大-----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占到英国对华贸易的一半！一直到1868年，英国才制定《毒品药店法案》，但真正严厉禁止鸦片则是在二十世纪初期。就连美国也参加了对华鸦片贸易走私（鸦片战争前大概每年从土耳其运来一千箱），其在1885年才立法禁止美国本土的鸦片贸易。但在欧美国家，鸦片产品大都是以药物出现，大量吸食鸦片的现象并没有出现，这点和中国古代相像。这才是我们要反思的！就在当时而言，对于鸦片贸易的争论，不论是中国还是英国，从来就没有平息过。早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英国许多有识之士就一直在谴责并呼吁取缔鸦片贸易，如沙夫茨伯里伯爵就曾说过：“这个国家怂恿这种罪恶的交易是极坏的，也许比怂恿奴隶贸易更歹毒。”就连东印度公司鸦片代理处经理赛蒙也深有感触的说：“鸦片产品摧垮了人民的健康，使其道德沦丧。”但是，贸易立国的很多英国人更加看中资本的逐利性-----既然鸦片能带来的这么巨大利益，且鸦片在英国本土又没有市场-----看不到鸦片的危害，英国议会长期通不过禁止鸦片的法案也就理所当然了。当然，对于受害国的中国来说，鸦片走私贸易可能没有英国议会里进行辩论的绅士们那么轻松了。御使袁玉麟就说过，百姓要是仍旧沉湎于鸦片的话，那么“夫无以训妻，主无以使仆，师无以教学子”，民心将毁于一旦。林则徐则给道光帝上奏说，倘若朝廷对鸦片走私贸易视而不见，“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句话深深打动了道光帝，使朝廷下定决心禁止鸦片贸易。而在1839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南下广东，发动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禁烟运动。让林则徐感到惊讶的是，当他下令收缴鸦片时，义律未经请示伦敦，也没有讨价还价，就命令英国商人交出所有存货两万多箱鸦片，此举让林则徐感到满意，却引起了英国朝野一片哗然。这时又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导致了意想不到的结果。1839年7月7日一伙英国水手来到九龙尖沙嘴的小酒馆酗酒闹事，捣毁了村民一座神龛，引发和当地村民的斗殴，结果导致村民林维喜伤重死亡。林则徐毫不迟疑的要求英国人交出凶手，按大清律要捉拿水手中的一人来偿命。但义律只同意赔偿死者家属并惩办所有参与此事的水手，而拒绝交出一人来杀头顶罪。这种国际法的冲突-----大清律与英国法律发生了冲突，中国人认为杀人偿命是理所当然，而英国人却无法认同自己的同胞受到他们认为的“野蛮肉刑”。这种冲突后来也导致了租界内治外法权的由来。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林则徐在8月15日下令禁止一切贸易，并封锁了外国在广州的全部企业。义律见势不妙，赶紧命令英国商人及家属登船上海，而林则徐则进一步采取措施，严禁村民供应英船日用物品，并派战船封锁英船，如果发现上岸的外国人，一律就地正法。无奈之下，义律在9月5日派特使要求林则徐解除封锁，恢复正常贸易关系。林则徐未达到目的，当然拒绝了义律的要求。当天下午，英国军舰向封锁他们的中国战船开炮-----大英帝国终于露出了它狰狞和强权的一面！十九世纪的国际社会是流氓当道，话语权的大小主要由拳头的软硬来决定。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只能导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虽然现在的国际社会相对文明，但这个法则显然同样适用。英国在忍耐了近半个世纪后，终于决定要采用炮舰政策把中国纳入到其利益范围了。而此时的伦敦，听到中国焚烧鸦片的消息后，从事东方贸易的院外活动集团立刻动员起来了。这些利益集团向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政府采取坚决的行动。十九世纪大英帝国的政治巨头帕默斯顿甚至叫嚷着说：“给中国一顿痛打，然后我们再解释！”但发动对中国战争的议案也不是一边倒。帕默斯顿同时期的政治对手格莱斯顿，严厉谴责了政府的论据：“在人类历史中，我从未见过因如此不正义，并故意要使国家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高傲地飘扬在广州城头的英国国旗，只是为保护一桩可耻的交易而升起的。”很可惜，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道德在大多数时候都要败于利益脚下。1840年4月7日，托马斯•斯当东爵士（就是当年13岁就和父亲及马戛尔尼一起出使中国给乾隆贺寿，并在海洋远航时学习中文的小斯当东），他来到下议院阐述了他的论点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斯当东说，“当然在开始流血之前，我们可以建议中国进行谈判。但我很了解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议案通过了。这就是历史的事实。虽然在最后表决中，议案仅以二百七十一票对二百六十二票的微弱多数得到通过，但这并不足以安慰地球另一边的清政府和全体中国人。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书里，英国人一直是以侵略者、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出现，虽然有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喜欢上了英国足球超级联赛，但对这个顶级赛事的喜爱也不足以抹去这个令人不快的记忆。后面看来，林则徐和英国议会显然没有在同一平面上思考问题。林则徐认为他的问题是进行一场反毒品的斗争；而英国却认为这是涉及贸易自由这一神圣权利的问题。英国议会辨论的时候，把政府的战争议案说成是发动一场“鸦片战争”------据说是“鸦片战争”的第一个出处。当道德和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们无法去指责林则徐处事不当-----如果林则徐采取足够措施，使正当贸易的商人与鸦片走私商分开，不就可能避免一场战争吗？林则徐当然不可能这么认为。他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销毁鸦片会带来一场战争-----当时的天朝谁意识到了？林则徐是知道英国的地理环境、人口、军队等实力情况的，他有四个翻译专门帮他收集情报。----从简单的数字来看，英国显然不如天朝。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GDP仍旧是世界首位，甚至超过西欧的总数（1750年，中国制造业占世界的32.8％，整个欧洲是23.2％，1800年，中国33.3％，整个欧洲28.1％。1830年，中国29.8％，欧洲34.2，1860年，中国19.7，欧洲53.2％，英国19.9％，贝洛赫：《1750年－1980年的国际工业化水平》）。但正如张文木先生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中指出的，“在大国兴衰史上，被打败并由此衰败的，多是富国！”林则徐断定英国不可能会为了鸦片而与天朝开战，理由很简单，路途遥远，补给困难，怎有实力冒犯天朝？何况中英贸易近200年，茶叶生丝等贸易利益重大，断不可能为了一些鸦片走私商人而大动干戈。而道光帝更是对这些纠缠不清的夷务早已厌烦不已-----在虎门销烟后，他干脆宣布“英逆”罪行，永久禁绝通商，并下令将英国舰船驱逐干净。事实上，鸦片只是一个导火线。关键问题其实还是1792年马戛尔尼出使的老问题-----打开天朝的大门，开放通商贸易。鸦片战争前的大英帝国，已经比马戛尔尼出使的时候突飞猛进了，工业革命的浪潮已经取得了相当成果，大量廉价的工业品正在世界氛围内四处寻找市场，而当时英国的蒸汽战舰和现代的长枪大炮，已经足以敲开天朝的大门。从这个意义是来说，鸦片战争是侵略战争的同时，说它是贸易战争也不为过。可惜的是，当时的林则徐怎么可能想到，在这样一个加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闭关锁国早已被扫出了历史舞台，鸦片战争只能彻底暴露了天朝的无知和衰落------在这样一个时代，早加入这个全球化进程早受益，但历史的惯性已超越了林则徐们的思考范围，后人也只能发些“事后诸葛亮”的议论罢了！鸦片战争，我们的确失败了。但这不是最终的竞争结果。马克思曾对晚清的中国作过这样的评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总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