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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文学公元前221年，以秦最终灭齐为界，实现了中国的大统一，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王朝。秦王朝历时甚短而轻视文化，文学上可说的东西很少，大致只有《吕氏春秋》和李斯的《谏逐客书》。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是秦丞相吕不韦门客的集体著作，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又称《吕览》。它兼收先秦各家学说，涉及政治、哲学、史学、法学、伦理、教育、逻辑、语言、心理、音乐、艺术、军事、科技、情报、农业、体育、养生、生态环境、社会管理、商业观、人学等内容故一向列为杂家。名段举例贵公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去私晋平公问于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对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仇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孔子闻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音初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萯山，天大风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是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胜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归，曰：“以为余子，谁敢殃之？”子长成人，幕动坼橑，斧斫斩其足，遂为守门者。孔甲曰：“呜呼！有疾，命矣夫！”乃作为“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李斯山东荣成龙须岛《秦皇东巡》峄山刻石始皇二十八年（前219）李斯书。原石已毁，此石是北宋淳化四年（993）郑文宝以南唐徐铉摹本重刻于长安（今存西安碑林），称长安本。皇帝立国，惟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专惠，亲巡远方。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他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著经纪。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令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谏逐客书》韩国以水利工程师郑国为间，劝诱秦国修筑水渠，以消耗秦的国力；工程中郑国身份败露，秦宗室大臣因而上书请逐客；李斯亦在议逐之列。于是李斯作此书。汉代文学汉赋汉乐府诗汉文人诗汉代社会概况西汉王朝建立后，在多方面继承了秦的制度，但在刑法和文化控制方面，则采取较为简约宽松的政策。立国不久，朝廷废除了秦的“挟书律”，大规模收罗文籍，并允许各家学说流行。主张“清静无为”即减少国家对社会生活所加干涉的黄老思想，一度非常兴盛。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结束了百家争鸣、众说纷纭的历史。但汉代儒学，已经截然不同于先秦儒学。孔孟之道虽然也是为统治者提供统治方法的政治和伦理学说，但毕竟是在野的、带有相当理想色彩和批评成分的学说。而董仲舒所建立的新儒学，则完全是一套官方统治思想，它吸收了孔孟思想中若干有用的成分，又糅合阴阳家和法家思想，形成一种以维护皇权的绝对性为目的，融政治、宗教、伦理、刑法为一体的实用之学。统一帝国的建立，无疑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据《史记·平准书》记述，汉武帝时代，国家的经济力量十分雄厚，“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利用这样的经济力量，汉武帝一方面大兴土木，广建宫室，以满足他的奢侈欲望，同时大力向外开拓。控制西南，北击匈奴，沟通西域，不但稳定和扩展了国家的边疆，解除了长期以来北部地区受游牧民族武力侵扰的威胁，而且大量引进了外来文化，形成历史上第一次中外文化交流的热潮。汉王朝以前代所未有的恢宏气度，出现在世界舞台。汉王朝的文化建设，取得了很多成就。我们现在看到的先秦典籍，基本上都是经过汉代官方的整理而保存下来的。《史记》这样宏伟的著作，也只有在汉武帝那样壮丽的时代才能产生。此外，武帝时大规模扩充乐府机构，重视采纳来自民间和异域的“新声变曲”，有力地促进了音乐和文学的繁荣。到西汉末，乐府规模更发展到八百多人。东汉的首都洛阳，不仅是一个政治中心，而且是一个商业发达、消费程度相当高的城市，其富庶繁华，远远超过西汉首都长安，这在傅毅、班固、张衡诸人的京都赋中，都有充分的描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东汉末洛阳太学生已多达三万人，许多私学门徒也在千人以上，这表明东汉时文化的普及，和“士”阶层的壮大。东汉中期以后权力结构不稳定，其直接原因是连续出现几个幼年登位的皇帝，造成权力真空，但根本的原因，却是皇权和士人集团之间的不协调。这一点在东汉末尤其突出。桓帝、灵帝之世，宦官对士人集团的残酷压迫到了极端，士人的反抗也愈益激烈，使国家机器处于瘫痪。终于在黄巾大起义的打击下，整个王朝土崩瓦解。汉代文学概况1、汉代是文学的价值开始受到重视的时代（1）出现了汉赋（又泛称辞赋）这一种完全以文学感染力本身为目标的文学样式。（2）文学创作的兴盛，作家、作品数量众多。（3）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文学活动的文人群，他们仅仅或主要凭藉文学才能而得官职，并以文学写作为自己的主要事业。（4）汉代初步出现了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意识。以上四点证明：在汉代，以辞赋的创作为中心，文学的价值确实开始受到重视。但同时也需要指出：这种重视的程度依然是有限的，至少在理论上，文学还没有被承认具有完全独立和高尚的价值。相应的现象是：汉代虽然出现了以文学为事业的文人群体，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高。总而言之，对文学价值更高的重视和更深刻的认识，文人地位的进一步提高，还要等到魏晋时代才出现。2、汉代出现了普及于全国的文学样式，和以京师为中心的全国性的文学网络。3、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使汉代文人具有宏大的视野，因而产生宏大的作品。4、汉代出现的许多新的文学样式，为后世文学奠定了重要基础。汉赋赋的名称和起源赋的分类、体制特点和演变汉赋赋的名称和起源赋是韵文和散文的综合体。它讲究词藻、对偶、用韵，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科概述》：“它是一种韵文（异于骈文、散文），又有较多铺张的描写（异于一般的抒情体诗）。”它既不归于文，又不能列入于诗。其性质是介于韵文和散文之间。所以，赋是兼有诗和文特点的“两栖动物”。最早的赋体作家是荀况。《汉书·艺文志》：“大儒孙卿（即荀卿）及楚臣屈原，离馋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荀况有礼、知（智）、云、蚕、箴五赋存世。（右为山东临沂荀子雕像）爰有大物，非丝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为天下明。生者以寿，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军以强。粹而王，驳而伯，无一焉而亡。臣愚不识，敢请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与？简然易知而致有理者与？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与？性不得则若禽兽，性得之则甚雅似者与？匹夫隆之则为圣人，诸侯隆之则一四海者与？致明而约，甚顺而体，请归之礼。（礼赋）有物于此，生于山阜，处于室堂。无知无巧，善治衣裳。不盗不窃，穿窬而行。日夜合离，以成文章。以能合从，又善连衡。下覆百姓，上饰帝王。功业甚博，不见贤良。时用则存，不用则亡。臣愚不识，敢请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钜，其成功小者邪？长其尾而锐其剽者邪？头銛达而尾赵缭者邪？一往一来，结尾以为事。无羽无翼，反覆甚极。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簪以为父，管以为母。既以缝表，又以连里。夫是之谓箴理。（箴赋）荀赋的突出特点是类似于先秦时代流行的“隐语”。先秦隐语示例：《周易·明夷·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太阳）《诗经·小雅·苕之华》：牂羊坟首，三星在罶。（母羊头小腹大，这里却说母羊头大，隐含“不可能”之意；三星在天，影落水中，映在鱼篓里。鱼篓很小，星影很快会移走，隐含“不长久”之意。）为什么把这种文体称之为赋？说一：取诸诗六义风、赋、比、兴、雅、颂中的第二义。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说二：取义于诵读，与诗六义中的铺陈无关。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春秋列国朝聘，宾主多赋诗言志，盖随时口诵，不待乐奏也。《周语》析言之，故以‘瞍赋矇诵’并称；刘向统言之，故云‘不歌而诵谓之赋’。其实，这两种意见均有所得，而也各有偏颇。赋作为一种文体的名称，兼有铺陈与诵读二义。赋的起源、体制特点和演变赋的起源（一）诗源说。《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其虽多虚词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以上说明“诗源说”的原因不仅仅限于创作思想方面赋对于《诗》的取资，同时也还包括赋在创作艺术“假象尽辞，敷陈其志”方面对于诗的广泛借鉴。（二）辞源说。班固从创作方面论述了诗赋的关系，从而建立了传统的“诗源说”，而在创作艺术方面又强调楚辞和赋的关系。他说《离骚》“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这揭示了楚辞作品对赋的重大影响。而在《汉书·艺文志》的“诗赋略”中，还正式地把“楚辞”中屈原的作品归入赋类，直称“屈原赋二十五篇”。（三）综合说。清章学诚在《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中说：“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于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虽其文逐声韵，皆存比兴，而深探本原，实能自成一子之学。”章氏此说，包举了前人探寻赋源的全部成果。既肯定赋出《诗》、《骚》，又重点指出赋的多种艺术和形式的特点，是取自先秦诸子的散文。李嘉言《关于汉赋》：“赋在汉代，比较说来，是一种新体。合而论之，它承袭了《诗经》‘颂’的歌功颂德，《楚辞》的抒情，荀赋的咏物说理，《楚辞》、《国策》的对偶与四方铺陈，先秦诸子的寓言隐语等等。”（四）赋出俳词说冯沅君认为“汉赋乃是‘优语’（即俳词）的支流，经过天才作家发扬光大的支流。”（《汉赋与古优》）赋出俳词，这是近代学者在赋体起源问题上提出的一种新见解，目前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赋的分类《汉书·艺文志》分四类：1、自屈原至王褒，赋二十家2、自陆贾至朱宇，赋二十一家3、自孙卿（荀况）至路恭，赋二十五家4、自客主赋至隐书，赋十二家因大多作家作品已佚，现在很难知道其分类标准。《昭明文选》分十五类：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清人陈元龙编《历代赋汇》收录先秦至明代的赋作3834篇，《正集》140卷，专收叙事记物之作，分30类：天象、岁时、地理、都邑、治道、典礼、祯祥、临幸、搜狩、文学、武功、性道、农桑、宫殿、室宇、器用、舟车、音乐、玉帛、服饰、饮食、书画、巧艺、仙释、览古、寓言、草木、花果、鸟兽、鳞虫。《外集》20卷，专收收抒情言志之作，分8类：言志、怀思、行旅、旷达、美丽、讽谕、情感、人事。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分四类：古赋、俳赋、文赋、律赋赋的流变1、先秦两汉古赋。包括四言诗体赋、骚体赋和散体赋。袁枚《随园诗话》卷一：“古无类书，无志书，又无字汇，故《三都》《两京》赋，言木则若干，言鸟则若干，必待搜辑群书，广采风土，然后成文。果能才藻富艳，便倾动一时。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