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中故事性因素的开掘──以《新闻调查》为例(一)

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中故事性因素的开掘──以《新闻调查》为例(一)内容提要]追踪调查式的电视深度报道，作为对某一新闻事件作纵向拉长延伸的报道，通常提供丰富的背景资料，详细深入地剖析事件的起因和过程。这类深度报道重在事件过程性和故事性，非常讲究记者的介入，追求的是一种具有调查感的效果。本文正是希望从“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三个关键词入手，多角度地观照故事性因素的开掘途径和切入方式。另外，也将就故事性因素开掘的意义以及我国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独具的品格内涵进行探析。关键词]故事性因素、事实与过程、悬念与冲突、画面、记者的介入、倾向性本文题目中提及的──“故事性因素”，有一个状语成分的修饰──“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中”。我们又可以从这个成分中剥离出三个要素，即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这三个要素从不同向度上对故事性因素的开掘提出要求：首先，基本事实和叙事过程是故事诞生的先决条件──“深度”本身的规定性。《十年》一书中谈到“深度报道‘深’就深在以事实的讲述和事实中疑问的解开为核心。”①一方面，记者采访过程中撷取的新闻事实越多，就越能为论点提供有效的话语支持，就会向深度走得越近。新闻有其自身的客观性，受众也有其之于社会现象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评判，无须说教和肆意地主观表述，一清二白的新闻事实会“说话”，受众会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悟得报道之深度。另一方面，“深”的实现还要诉诸于“事实中疑问的解开”，人们在思考一个问号时，总是会想到这个问号何以来、何以去，总是需要借助一个程式有秩序地求解。深度报道中疑问、矛盾的消解不例外地需要一个过程的承载，电视对生活的表现恰恰靠的是过程。这个“过程”要求深度报道在时间叙述上，不仅说明现在，还要涉及过去和未来；在地点展示上，不仅要报道现场，还要有地点的延伸和波及；在人物采访上，当事人要采访，相关人和见证人亦要采访；在事实本身的搜集上，基本事实无缺的同时，与之相关的细节、各个层次的背景都要有充分的考虑。只有做好了这些基础性的准备工作，“粘在事实后面的那个东西”②才会具备浮出水面的可能性，受众才可能探得更多的事实，新闻发生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才会在报道中表现地客观、明白，对其意义、趋向以及影响的预见和分析才会拥有权威性和参考价值。如此一来，叙事过程因事实厚度的存在而连“点”成“线”成“面”，成其为“过程”。其次，悬念与冲突是故事引人入胜的两大法宝。事实上，悬念与冲突之于故事关注度的巨大力量与其对受众心理的迎合是分不开的。悬念满足的是受众的好奇心理：深度报道中适度地交代事件背景、叙述人物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条件，从而巧妙地埋伏几处问号。受众会因之不断地产生期待视野，并积极地将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与报道本身的发展进行比较观照，选择继承或扬弃。直至彻底地释疑解惑。比如，《新闻调查》在SARS过后的一期节目──《非典突袭人民医院》一开始就设置了几个悬念──为什么在短短不到20天的时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就陆续倒下200多人，其中医护人员就多达90多人？短暂的时间里人民医院内部究竟发生过什么？人民医院究竟还有多少未解之谜？而这一连串的悬念贯穿于调查的全过程，使报道紧张紧凑、耐人寻味。再如，《双城的创伤》亦是通过记者的设疑将调查引向深入，使之发人深省──是什么导致数名十三四岁的少年选择服毒的极端方式？获救的孩子为什么一直没有向家长开口解释服毒原因？他们为什么始终解不开心结？悬念作为一种契合受众心理的叙述方式，在越来越多的调查性报道中被强调出来。而冲突的制造则可以在报道中形成充斥着矛盾的“场”，在这个“场”中发生的故事要比四平八稳、春风化雨式的陈述精彩地多。戏剧中之所以会有“高潮”这样一个组成部分，正在于它是凝结冲突或者冲突发展至极将要破茧的一个环节。它能充分吸引欣赏者的审美注意，调动其几处感官同时作出反应，追随剧情的发展解答心中疑问，作出前瞻性估计。人们在戏剧、电影的关键处往往“屏气凝神”，说的正是这个意思。深度报道与戏剧相似的一点就是：作为叙述事实的一个过程，深度报道也要考虑选取何种切入点、采用何种叙述方式、从何种角度制造悬念和冲突，使受众在不知觉中入“场”，介乎其中主动参与思考。以曾获得亚广联大奖的《婚礼后的诉讼》为例，这期节目就很典型地利用矛盾冲突表现了一个绕有趣味的“故事”：新娘认为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结婚，并在暴力下被迫与新郎发生性关系，新郎的行为足以构成强奸。法院也认为两人并没领取结婚证，其婚姻关系不受法律保护，所以认定新郎强奸罪名成立。与此同时，新郎及其家人、多数村民却认为在农村婚礼举行过后两人就是夫妻了，就要有正常的夫妻生活，登记与否无关紧要，所以新郎被判有罪是冤枉的。三方的观点共同构筑了一个话语空间，受众亦可介入于此，作出评判。正如《60分钟》的缔造者、执行制片人唐·休伊特所说：“我敢打赌，如果我们能使主题多样化，并采用个人新闻---不是处理事件，而是讲述故事；如果我们能像好莱坞包装小说那样包装事实，我担保我们能把收视率翻一倍。”虽然真实性的铁律决定着我们不可能把新闻当作真正意义上的故事，但运用故事化的表现手法、开掘新闻事件中的故事性因素却是一条优化传播效果的途径。第三，画面使故事的讲述更具表现力，更有趣味性──电视媒体独具的魅力。画面赋予电视深度报道一种独尊的魅力。我们不妨从画面照应于有声语言的两方面作用来展开这一观点：其一，电视画面可以对有声语言进行顺向的强化和激励。画面作为电视媒介最主要、最具个性的表现手段，可以很大程度上弥补报道中有声语言表现力上的不足，更可以为其提供“看得见”的证据支撑。尤其是在有些情感性因素极强的画面当中，声音的有意缺失往往能使故事更加触人心怀，成为一种“有益”缺失。同样是在《双城的创伤》中，记者柴静采访心灵极度受伤的小学生时，并没有想当然地像采访其他对象一样提出大量理性化的问题，相反却是朋友式地设身处地考虑到小孩子的承受力，看到少年伤心流泪时，或轻轻为之拭去泪水，或拍拍肩膀表示安慰。一个个安静的画面中一切的旨意、一切的精神都会为受众所领会。可能这期节目会是《新闻调查》中有声语言记录最少的一期，却也可能会成为画面力量最强悍的一期。其二，电视画面又可以对有声语言进行颠覆，建立更具说服力的规范。画面对语言的这种颠覆力量使得画面剪辑技巧有了用武之地：电视深度报道中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