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的家国情怀

中国古典诗歌的家国情怀在中国古代，家的意思与现代稍有不同：古时皇帝自称天子，意为天之子，拥有天下所有领地，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天子领地称天下；天子将部分土地分封给兄弟子侄，称为诸侯王，诸侯王的领地称为国；而诸侯王又可以把部分土地分给子侄，称为卿、大夫，卿、大夫的领地就叫家。儒家对士人的要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东林书院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都很好的说明了家国天下的关系。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家才逐渐演变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共同生活的眷属和他们所住的地方。正是古代国与家的这种休戚与共的关系，所以家国情怀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成了古代文人士子最浓烈的精神底色。孟子说：天下之本在于国，国之本在于家，家之本在于身。也就是说，自己一身的荣辱成败皆系于家国。所以就连洒脱俊逸如李白给自己做的人生规划都是：不屈己，不迁人，不赴举，倚天仗剑，挂弓扶桑，然后一鸣惊人，跃登辅弼之位，大展王佐之才，一旦功成业就，效留侯，法陶朱，泛舟湖海而去。归根结底，依然是心系家国，想要经世济民。连李白这样出世思想浓重的诗人尚且如此，更不要说那些把家国利益看的比生命还重的文人了。中国是诗的国度，这种深植于心的家国之情自然会在诗人笔底澎湃，在诗歌中回响，绵绵传递，不绝如缕。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诗经》时期，家国情怀就表现的比比皆是。比如《黍离》一诗，从眼前的麦苗，联想到国家的兴亡，发自内心深深喟叹：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黍离之悲后来也就成了家国忧思的代名词。可以说家国之情早已深入国人的骨髓，融入文人的血液。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顶峰，内涵丰富，有众多诗篇表现了家国情怀，尤以边塞诗更是将这种感情表达的淋漓尽致。有王翰《凉州词》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慷慨豪迈；有王昌龄《出塞》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沉痛悲愤；有岑参《逢入京使》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的无奈惆怅；有高适《燕歌行》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坡残贼的气吞山河……唐诗中的家国情怀自然也难免也有消极沉郁的部分，但总体来说，更多的表现出的是慷慨豪迈的男儿豪情，是战士保家卫国的凌云壮志，表现出的是大气磅礴的大唐气象。词是诗的变体，被称为诗余，被正统文人称为小道。创立之初，多表现风花雪月，闺阁情怀，男女情爱，很难表达大主题，大气象。然而就是这样以婉约著称的小道里也可以寄托故国之思，家国之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李煜。无论是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破阵子》）的凄凉，还是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的思念：无论是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相见欢》）的缠绵，还是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的愁绪，都表达了作者亡国之后的愁闷凄苦，始终没有离开思念故国的家国情怀。到了豁达豪迈的苏轼手里，这种原本柔情蜜意的行文风气为之一变，于是豪放词应运而生，词也就有了更加宏阔的主题：家国情怀。苏东坡、辛稼轩、陆放翁、张孝祥等一批豪放词人以小道承大义，将豪迈之情寄于长短句中。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咏史论事，追古思今；陆游的《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沉郁顿挫，愤慨悲怆；辛弃疾的《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慷慨豪迈、酣畅淋漓……然而纵然是豪放词，在仅拥有半壁江山的宋王朝也多的是沉痛之情，抑郁之气，多的是词人的壮志难酬，豪情难舒，完全不同于唐诗的气象万千、恢弘壮阔、波澜壮阔，纵横捭阖。元明清三代诗歌逐渐式微，虽然总体成就难以与唐宋相比，但依然不乏表达家国情怀的名篇。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用一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将作者胸怀天下的壮志表达的淋漓尽致；于谦一句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碧血忠心，一望可知；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身肝胆，光照古今……古典诗歌卷帙浩繁，汗牛充栋。几乎所有主题、各种意向都能在古典诗歌中找到。而家国情怀却始终一以贯之。几千年时光悠悠流转，无论是王侯将相，抑或英雄才子，俱都化作烟尘，湮灭在历史长河中。然而那深入骨髓的家国情怀却如一条绵绵不休的情感河流，始终流淌在每一个文人士子的笔底心头，流淌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脉中，成为国人不灭的精神图腾，支撑起华夏儿女不弯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