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中故事性因素的开掘.

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中故事性因素的开掘[内容提要]追踪调查式的电视深度报道，作为对某一新闻事件作纵向拉长延伸的报道，通常提供丰富的背景资料，详细深入地剖析事件的起因和过程。这类深度报道重在事件过程性和故事性，非常讲究记者的介入，追求的是一种具有调查感的效果。本文正是希望从“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三个关键词入手，多角度地观照故事性因素的开掘途径和切入方式。另外，也将就故事性因素开掘的意义以及我国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独具的品格内涵进行探析。[关键词]故事性因素、事实与过程、悬念与冲突、画面、记者的介入、倾向性本文题目中提及的――“故事性因素”，有一个状语成分的修饰――“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中”。我们又可以从这个成分中剥离出三个要素，即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这三个要素从不同向度上对故事性因素的开掘提出要求：首先，基本事实和叙事过程是故事诞生的先决条件――“深度”本身的规定性。《十年》一书中谈到“深度报道‘深’就深在以事实的讲述和事实中疑问的解开为核心。”①一方面，记者采访过程中撷取的新闻事实越多，就越能为论点提供有效的话语支持，就会向深度走得越近。新闻有其自身的客观性，受众也有其之于社会现象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评判，无须说教和肆意地主观表述，一清二白的新闻事实会“说话”，受众会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悟得报道之深度。另一方面，“深”的实现还要诉诸于“事实中疑问的解开”，人们在思考一个问号时，总是会想到这个问号何以来、何以去，总是需要借助一个程式有秩序地求解。深度报道中疑问、矛盾的消解不例外地需要一个过程的承载，电视对生活的表现恰恰靠的是过程。这个“过程”要求深度报道在时间叙述上，不仅说明现在，还要涉及过去和未来；在地点展示上，不仅要报道现场，还要有地点的延伸和波及；在人物采访上，当事人要采访，相关人和见证人亦要采访；在事实本身的搜集上，基本事实无缺的同时，与之相关的细节、各个层次的背景都要有充分的考虑。只有做好了这些基础性的准备工作，“粘在事实后面的那个东西”②才会具备浮出水面的可能性，受众才可能探得更多的事实，新闻发生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才会在报道中表现地客观、明白，对其意义、趋向以及影响的预见和分析才会拥有权威性和参考价值。如此一来，叙事过程因事实厚度的存在而连“点”成“线”成“面”，成其为“过程”。其次，悬念与冲突是故事引人入胜的两大法宝。事实上，悬念与冲突之于故事关注度的巨大力量与其对受众心理的迎合是分不开的。悬念满足的是受众的好奇心理：深度报道中适度地交代事件背景、叙述人物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条件，从而巧妙地埋伏几处问号。受众会因之不断地产生期待视野，并积极地将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与报道本身的发展进行比较观照，选择继承或扬弃。直至彻底地释疑解惑。比如，《新闻调查》在SARS过后的一期节目――《非典突袭人民医院》一开始就设置了几个悬念――为什么在短短不到20天的时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就陆续倒下200多人，其中医护人员就多达90多人？短暂的时间里人民医院内部究竟发生过什么？人民医院究竟还有多少未解之谜？而这一连串的悬念贯穿于调查的全过程，使报道紧张紧凑、耐人寻味。再如，《双城的创伤》亦是通过记者的设疑将调查引向深入，使之发人深省――是什么导致数名十三四岁的少年选择服毒的极端方式？获救的孩子为什么一直没有向家长开口解释服毒原因？他们为什么始终解不开心结？悬念作为一种契合受众心理的叙述方式，在越来越多的调查性报道中被强调出来。而冲突的制造则可以在报道中形成充斥着矛盾的“场”，在这个“场”中发生的故事要比四平八稳、春风化雨式的陈述精彩地多。戏剧中之所以会有“高潮”这样一个组成部分，正在于它是凝结冲突或者冲突发展至极将要破茧的一个环节。它能充分吸引欣赏者的审美注意，调动其几处感官同时作出反应，追随剧情的发展解答心中疑问，作出前瞻性估计。人们在戏剧、电影的关键处往往“屏气凝神”，说的正是这个意思。深度报道与戏剧相似的一点就是：作为叙述事实的一个过程，深度报道也要考虑选取何种切入点、采用何种叙述方式、从何种角度制造悬念和冲突，使受众在不知觉中入“场”，介乎其中主动参与思考。以曾获得亚广联大奖的《婚礼后的诉讼》为例，这期节目就很典型地利用矛盾冲突表现了一个绕有趣味的“故事”：新娘认为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结婚，并在暴力下被迫与新郎发生性关系，新郎的行为足以构成强奸。法院也认为两人并没领取结婚证，其婚姻关系不受法律保护，所以认定新郎强奸罪名成立。与此同时，新郎及其家人、多数村民却认为在农村婚礼举行过后两人就是夫妻了，就要有正常的夫妻生活，登记与否无关紧要，所以新郎被判有罪是冤枉的。三方的观点共同构筑了一个话语空间，受众亦可介入于此，作出评判。正如《60分钟》的缔造者、执行制片人唐·休伊特所说：“我敢打赌，如果我们能使主题多样化，并采用个人新闻---不是处理事件，而是讲述故事；如果我们能像好莱坞包装小说那样包装事实，我担保我们能把收视率翻一倍。”虽然真实性的铁律决定着我们不可能把新闻当作真正意义上的故事，但运用故事化的表现手法、开掘新闻事件中的故事性因素却是一条优化传播效果的途径。第三，画面使故事的讲述更具表现力，更有趣味性――电视媒体独具的魅力。画面赋予电视深度报道一种独尊的魅力。我们不妨从画面照应于有声语言的两方面作用来展开这一观点：其一，电视画面可以对有声语言进行顺向的强化和激励。画面作为电视媒介最主要、最具个性的表现手段，可以很大程度上弥补报道中有声语言表现力上的不足，更可以为其提供“看得见”的证据支撑。尤其是在有些情感性因素极强的画面当中，声音的有意缺失往往能使故事更加触人心怀，成为一种“有益”缺失。同样是在《双城的创伤》中，记者柴静采访心灵极度受伤的小学生时，并没有想当然地像采访其他对象一样提出大量理性化的问题，相反却是朋友式地设身处地考虑到小孩子的承受力，看到少年伤心流泪时，或轻轻为之拭去泪水，或拍拍肩膀表示安慰。一个个安静的画面中一切的旨意、一切的精神都会为受众所领会。可能这期节目会是《新闻调查》中有声语言记录最少的一期，却也可能会成为画面力量最强悍的一期。其二，电视画面又可以对有声语言进行颠覆，建立更具说服力的规范。画面对语言的这种颠覆力量使得画面剪辑技巧有了用武之地：电视深度报道中往往构建出两套“讲故事”的话语体系，一套来自于有声语言（包括记者的叙述语言和采访对象的话语）；一套来自于画面语言。而这两套模式相互间在话语内容上是呈现可比性、矛盾性的，必然一方是合乎真理和实际，一方是荒谬和虚假的。这样，把涉及同一焦点问题的两方观点剪辑到一起形成对峙，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毁灭和被颠覆为前提，事实会因此昭显，谎言会自然破灭，报道的潜在意旨也通过两者的不同命运得以流露。同时，有声语言的画面的矛盾和冲突也使报道很大意义上体现出情趣。有时这种情趣是一种谎言破灭后的酣畅淋漓；有时是谬误揭示后的恍然大悟；有时会是对真理坚持者艰辛跋涉的由衷敬佩；有时又是对造假编谎者反讽后的哭笑不得。在《透视运城渗灌工程》中，地区各级领导在采访中都信誓旦旦地说绝大多数渗灌都在发挥作用，而拍摄到的画面却是个个渗灌中都满是枯草、无法通水。调查中并不过多介入记者的言词，将事实用无声的画面陈列出来，实现了对采访对象言语的彻底颠覆：“大跃进”式的乱兴土木和掩人耳目的面子工程使一切谎言不攻自破。第四，记者的冷静介入使故事的讲述更具推理色彩――调查式报道类型的客观需要。“调查性报道的结构模式本质上就是一种强有力的逻辑推理（追问）结构。”③在这种以逻辑追问为亮点的结构模式中，悬念的层层铺设又层层解除会使故事内容的讲述具备一种层次美。逻辑的力量由多方面的因素集纳共成，包括画面的逻辑剪辑、解说词本身的逻辑以及与采访实证糅合而生的潜在逻辑等。而使这一切分向的逻辑成为可能的却是另一种最为关键的力量――记者身为冷静的介入者在采访现场的逻辑性调查。《新闻调查》的工作手册里有这样的解释：“《新闻调查》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调查记者，他是调查行为的实施者、调查过程的表现者，是这个栏目的外化标志和品牌形象。一个没有调查记者出现的节目，不应该是《新闻调查》的节目，而调查记者缺乏良好表现的节目，也绝对不是好的调查节目。”④需要强调的是“冷静”和“介入”两个质素：记者在采访中既要倾听采访对象“讲故事”，又要引导其“讲故事”。记者在现场判断力的有无和程度的高低是至关重要的，缺乏冷静的判断就容易“出卖”自己的思想，被采访对象牵着鼻子走；超越界限的介入会使记者丧失中立方的清醒和智慧。因此，这里的“介入”必须加上一个质的规定性――“冷静”。如此，采访对象话语中的漏洞、有意掩藏的“冰山下”的内容、表情语言中流露的信息以及物质证据、环境状况中的信息等等才不会逃过记者的眼耳手鼻，探得新闻事件的“本真”、拷问到调查对象的心理和灵魂方能获以途径，采访也才可能拥有走向深入的新鲜“由头”。当然，这里必然要涉及到调查记者追问的技巧。记者首先应对整个采访事件应有一个初步的心理逻辑和判断。在调查过程中，记者自我判断中属事实的部分会不断从采访实据中得到求证；采访对象对事实的讲述也会使记者原始判断中非事实的成分获得证伪的依据。记者便要在此基础上重新设置推理切入点，逐渐向事件的“本真”状态过渡，渐次为心中的问号求解。以上我们从“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三个关键词多角度地观照了故事性因素的开掘途径和切入方式。当然，这样的分列表述并不意味着其间界限之分明、对应之绝对，只是出于三者各自的品格特质更容易采用何种开掘方式的考虑，而分别附以陈述。事实上，优秀的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往往是全方位地将故事性因素开掘地尽致：叙事过程的展现、悬念冲突的设置、画面语言的运用以及记者的调查追问，多种手段一齐上阵，水乳交融、相得益彰。下面还将提出相关的两个问题以供争鸣：其一，讨论过故事性因素生成的途径和方式，也就是“怎么样”的问题，我们希望回溯到一个“为什么”的问题，即为什么要开掘故事性因素，深度报道中故事性因素存在的意义何在？传播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传播行为都对应于一定的传播目的和传播效果，而这样的目的和效果都是针对受众的。受众的反馈将告诉传播者其传播目的的实现程度和传播效果的质量高低。所以，前文各点的叙述都谈到了故事性因素的开掘对受众心理的迎合，也就是说在调查性电视深度报道中调动故事性因素的力量去满足受众审美心理往往意味着传播心理效果较高质量的实现。进而受众对所调查事件的关注度和反馈率会相应加强和抬升，一定范围中舆论的形成会再一步推动新闻事件政治效果、文化效果和经济效果的实现。《与神话较量的人》、《繁峙矿难》、《死亡名单》几期节目的播出使整个社会感受到了舆论监督的力量，政府行为的介入一方面推动政策的出台确保了经济运行的规范化和法制化，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化进程和大众的现代文明意识也在无形当中得到了推进。其二，从“为什么”这一点生发出来，我们不得不考虑到调查式报道的倾向性问题。关于此，首先应当明确的是我国的调查性报道不单纯地等同于西方新闻界所定义的：“一般是报道某些人或某个组织企图掩盖的新闻”，并且“常聚焦于不义、丑闻和违法活动”。⑤调查性报道的中国特色体现在它不与揭露、曝光划等号，而是具有更广泛的内涵和外延。除揭露性报道之外，还有大量中性、正面的题材有待挖掘。并且调查手段的运用可以使非揭露性题材摆脱传统的“带着观点找例子”、“板起面孔教训人”的说教模式，而是通过调查记者在现在进行时态下的步步探问引导受众“参与”调查过程，梳理关系、盘活真相。因而，故事性因素在非揭露性题材中的合理开掘，可以产生不逊于揭露性报道的震撼力量。尤其是一些“有曲折过程和复杂背景的重大事件；有被道德观念和认识水平遮蔽的真相的题材；有被我们狭窄的生活圈子和集体无意识遮蔽的真相的题材”⑥会在调查性报道中获得更广阔的表现空间。比如，《新闻调查》开篇之作《宏志班》、获得国际大奖的《大官村里选村官》、《第二次生命》都是非揭露性题材；《监利税费改革》、《香港行政长官推举纪实》、《跨世纪的政府》、《张家港的故事》、《黑脸姜瑞锋》、《厄尔尼诺探密》、《面对分流的公务员》、《保卫荆江》、《恢复高考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