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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Simmel，1858年3月1日生于柏林，1918年9月28日逝于斯特拉斯堡，又译为西尔或齐默尔），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主要著作有《货币哲学》和《社会学》。是形式社会学的开创者。大都会与精神生活现代生活最深层的问题，来源于个人试图面对社会强势力量，面对历史传统的重负、生活中的物质文化和技术，保持独立和个性。这种对立以最现代的形式，呈现了原始人为自己的肉体生存必须进行的、与自然之间的那种抗争。十八世纪似乎提倡解脱在政治、宗教、道德和经济领域历史性地发展起来的所有束缚，为了让人人皆有的、与生俱来的那种人类自然品性得到无拘无束的发展；十九世纪似乎除了促进人的自由之外，还寻求提升人的个性（这跟劳动分工联系在一起）以及人的成就，这些成就使他变得独一无二、不可或缺，但是同时也使他更多地依赖于其他人互相补充的活动；尼采似乎把个体之间无情的斗争看作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先决条件，而社会主义则在对所有竞争的压制中看到了同样的东西。但是，凡此种种之中都有一个同样的基本动机在发挥作用，那就是，个人拒绝在社会－技术机制中被夷平、淹没。倘若有人探究当代生活某些特别现代的领域的产品所具有的内在意义——也就是说，倘若有人像我今天思考大都会一样，考察文化机体中的灵魂——这将会要求研究这样一种社会结构所促进的，在个人生活领域和超乎个人生存之上的那些领域之间的关系。它将会要求研究个性为了顺应外在压力而作出的调整。都市人的个性得以建立的心理基础是感情生活的强化，这种强化是由于内外刺激迅速而连续的转变。人是一种有赖于差异而存在的生物，也就是说，他的头脑受到的刺激来自当前的印象和先前的印象之间的差异。可以说，持久的印象，微弱的差异，彼此的经历和对比有着熟悉的规律，它们所消耗的精神能量，不如快速转换的影像，一瞥之中捕获的鲜明差异，以及突如其来的强烈刺激。大都会以其街道的纵横交错以及经济、职业和社会生活的发展迅速和形态多样，造成了它的心理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在精神生活的感官基础方面，在我们（作为有赖于差异的造物）的有机体所需的知觉量度方面，与小城镇和乡村生活的感官－精神状态那种更加缓慢、更加熟悉、更加平稳流畅的韵律形成了深刻的对比。因此，大都会精神生活本质上知性主义（intellectualistic）的特征就可以理解了，与之相比，小城镇的精神生活更多地停留于感觉和情感关系。后者植根于心灵的无意识层面，并在未经打破的传统习俗稳定的平衡状态下无拘无束地发展。另一方面，理性的位置处于清晰明了、有意识的心灵上层，它最能顺应我们的内在压力。为了适应各种事件中的转变和矛盾，理性并不必然发生骚乱和内在的动荡，而那是更为保守的个性能够适应同样的事件节奏的唯一途径。因此，都市人的典型——当然它呈现出成千上百种个人变体——创造出一种保护机制，来抵御对之构成威胁的、外部环境的波动和断裂所带来的极度混乱。都市人的典型主要以理性的方式来作出反应，而不是情绪化的反应，从而通过意识的强化而造就了一种精神的优势，反过来，后者也促成了前者。这样，都市人对于那些事件的反应转移到了一个精神活动的领域，这个领域是最不感性的，远远地离开个性的最深处。这种知性的性质因而被视为内在生活的一种保护，用来抵御大都会的控制，它分散到了不计其数的特定现象。大都会一直是货币经济的中心，因为商业活动的多面性和集中性赋予交换中介一种重要性，而这是乡村生活的商业状况达不到的。但是，货币经济与知性的统治处于最为紧密的关系之中。它们在待人接物方面共有一种纯粹就事论事的态度，这种态度常常把形式上的公正与一种冷酷无情的僵硬结合在一起。纯粹知性主义的人对于一切个人化的东西漠不关心，因为从中发展出来的关系和反应不能由纯粹的理性手段得到充分的理解——正如事件中的独特因素从不纳入金钱原则。金钱只关心为一切所共有的东西，那就是交换价值，它把所有性质和个性化约在一个纯粹的数量层面。人与人之间的所有感情关系都停留在他们的个性，而知性的关系把人当作数字来处理，也就是说，当作他们本身无关紧要的元素，只有当他们提供了客观上可理解的某种东西，他们才会引起注意。大都会的居民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斤斤计较地对待商人、顾客、佣人，甚至经常这样对待义不容辞地与之相关联的人。诸如此类的关系与小圈子的性质形成截然不同的对比，在后者中，必然承认个性特征，而这又同样必然会给行为举止增添了一种感情色彩，造成一个超越单纯衡量付出与回报的社交领域。关于经济－心理方面的问题，这里的关键在于：在不太发达的文化中，产品是顾客定制的，因此，生产者与顾客互相认识。而现代城市的供给几乎完全来自市场，也就是说，那些产品提供给素未谋面的顾客，而他们从未实际出现在生产者的视野之中。由此，每一方的利益都带有不留情面的就事论事；由于人际关系无法估量，其理性计算的经济上的利己主义无须担忧任何偏离。统治着大都会的货币经济就更是如此，在那里，家庭生产和直接的物品交易的最后残余也连根消除了，直接为个人定制而生产的数量日益减少。再者，这种心理上的知性主义态度与货币经济如此紧密合为一体，以至于无人能够分辨是前者影响了后者还是相反。唯一可以确定无疑的是，大都会的生活方式是最有效地培育了这种相互作用的温床。我只想援引最杰出的英国立宪派历史学家的陈述来阐明这一点：在整个英国历史进程中，伦敦从未成为英格兰的心脏，但是，经常是它的智库，一直是它的钱袋。在生活最外在的方面，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特征或品质，可以从中发现很多典型的精神倾向。现代的头脑变得越来越精于算计。货币经济所造成的现实生活的计算之精确性，对应于自然科学的理念，也就是说，把整个世界转化成一个算术问题，把其中的每一部分都固定在一个数学公式之中。正是货币经济使得这么多人的日常生活都充满了权衡、算计、清点，以及把质的价值化约为量的价值。由于金钱所具有的可计算的特性，生活要素之间的关系中出现了一种精确性，一种在界定是否均等之中的确定性，一种在契约和协议中的毫不含糊，正如从外在表现看来，怀表的普遍使用带来了这种精确性。不管怎么说，大都会的环境既是这种本质特征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典型的都市居民的交往和利益关系如此复杂多样，以至于他们的关系和行为，尤其是作为这么多各有各的利益考虑的人们之聚集所造成的结果，互相纠缠在一起，形成一个多种组成部分的有机体。基于这一事实，如果在承诺和履行中缺乏最严格的精确性，就会导致整体崩溃，造成无法解决的一片混乱。如果柏林的所有钟表突然以各种原因坏掉哪怕仅仅一个小时，就会使整个经济和商业活动在一定时间里脱轨。尽管这看来没有什么深刻含义，但是它所造成的种种差错会使得所有等待和失约变成浪费时间，损失重大。由于这个原因，要不是所有活动和相互关系以一种最精确的方式组织、协调起来，纳入一个超越所有主观因素而严格确定的时间表，一般而言的大都会的生活技术就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这里也显现出大体上可以作为整个讨论之任务的那些结论，也就是说，每一个事件，无论它看起来如何受限于这个浮浅的层面，都立即与灵魂深层相互接触，并且，最平凡陈腐的外部事物，归根到底都跟关注生活意义和生活方式的最终决断捆绑在一起。准时、算计、精确，这些都是都市生活的复杂性和广泛性所要求的，它们不仅最密切地联系着都市生活的资本主义和知性主义特征，而且，也给生活内容增添色彩，也有助于排除那些非理性的、本能的、独立的人类特性和冲动，它们从一开始就寻求从内部决定生活方式，而不是从外部接受一种普遍的、像图表一样中规中矩的生活方式。尽管由这些生机勃勃的冲动所指引并赋予特征的生活在城市里也并非绝无可能，但是它们还是在观念上与之对立的。由此看来，我们就能解释像罗斯金（Ruskin）和尼采那样的人物对于大都会的深切憎恨，这些人只能在非模式化的个人表现中找到生活的价值，而这些表现无法化约为准确的等价物，而且，出于同样的原因，在这些人那里，也有着与上述憎恨同样的，对于货币经济、对于存在之知性主义的憎恨。在生活方式的正确性和细致周密的精确性中，同样的因素结合于一种高度非个人化的结构，另一方面，它们又对高度个人化的倾向产生影响。或许没有一种心理现象能像厌倦（blasé）态度那样无条件地专属于城市。首先，这是对于神经的迅速变换的刺激所造成的结果，那些刺激相互对立地凑在一起，在我们看来，都市人的知性的强化似乎正是由此而来。那些迄今为止在知性上一无所用的蠢笨的人看来不太会感到厌倦。正如一种感官享受过度的生活会让一个人厌倦，因为它刺激神经达到最大限度的反应能力，直至它们最终再也无法作出任何反应，同样，危害较小的刺激，凭借其转变之迅速和相互矛盾，迫使神经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如此粗暴地撕扯它们，以至于它们耗尽了最后保留的一点力量，而停留在同样的环境中，没有时间形成新的积蓄。无力以必需的能量对新的刺激作出反应，这实际上就构成了那种厌倦的态度，跟在更为平静、更为稳定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相比，大城市的每一个孩子都有那种表现。大都会的厌倦态度的这一心理根源与另一种来自货币经济的根源结合在一起。厌倦态度的本质在于对事物之间的区别漠不关心。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未经感知，就像在精神迟钝的状况之中，而是事物之间的区别之意义和价值，以及事物本身之意义和价值，都交给了无目的、无意义的体验。它们在厌倦者看来是一种均一、单调、灰暗的色彩，其中没有哪一个比另一个更让人喜欢。这种心理状态是对彻底的货币经济的一种准确的主观反应，因为金钱代替了各种各样的所有事物，并且以“多少钱”的区别表达了它们之间的所有质的区别。有鉴于金钱以其单调乏味和冷漠无情的品质，能够成为所有价值的一个公分母，它成了一种可怕的校平器（leveler）——它掏空了事物的内核，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价值和它们的独一无二、无与伦比，而且再也无法恢复。它们都以同样的重力漂浮在奔涌不息的金钱之流。它们都停留在同一个层面，仅仅以其数量相互区分。在单个的状况下，各种事物以其与金钱相等为特色或毋宁说消除特色，可能细微到无从察觉。然而，在有钱人与金钱可以购买的物品之间的相互联系中，也许实际上出于同样的原因〔按即“金钱可以购买”〕而使公众认为这些物品所具有的总体特征中，它〔按即“以其与金钱相等为特色或毋宁说消除特色”〕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这就是为什么大都会是商业中心。正是在大都会里，各种事物可以购买的性质表现出与较为简单的经济环境中截然不同的面貌。这也就是为什么大都会是厌倦态度特有的中心。在大都会里，可以购买的东西聚集起来，这种聚集以某种方式成功地达到了顶点，刺激着个人的神经能量达到最高程度。由于在同样的环境下，单纯的量的强化，这种成就转化为它的反面，转化为这种特殊的适应现象——厌倦的态度——其中，神经以放弃反应，表现出它们调整自己来适应大都会生活内容和生活形式的最后可能性。我们看到，某些类型的个性的自我保护所付出的代价是使整个客观世界贬值，最终不可避免地把个性拖向一种自己也毫无价值的感觉。然而，这种生存方式中的主体必须为他自己与之达成妥协，面对大城市，他的自我保护要求他有一种不折不扣的消极的社会行为。大都会的人们彼此之间的精神姿态可以从表现形式上称之为一种保留的态度。如果城市里很多人之间连续不断的外在接触必须得到同样数量的内在反应，就像在小镇上，一个人几乎认识他所遇到的所有人，而且跟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积极的联系，那么，城市里的人就会在内心彻底被原子化了，并且将会陷入一种不可思议的精神状态。一部分是由于这种心理环境，一部分是我们在都市生活元素中所面临的那种特有的猜疑（它在与别人转瞬即逝的接触中不断触及每一个人），使得我们有必要作出那种保留，也必然造成那样一种结果，就是我们不认识若干年的邻居，而在小镇的亲属看来通常显得有些冷淡或话不投机。实际上，如果我没搞错的话，这种外在保留的内在方面不仅是漠不关心，并且，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为常见的是，它是一种轻度的厌恶，一种相互的疏远和排斥，如果它们出于某种原因、以某种方式发生了紧密接触，它们就可能爆发为憎恨和冲突。这样一种广泛的商业生活的整个内在组织停留在一个极度复杂多变的同情、冷漠和厌恶的结构之中，这是一种最简单、也最持久的结构。由于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