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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现代技术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文化中会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特定社会的经济发展程度以及文化形式、文化结构决定着技术与社会的整合。本文在对墨西哥企业发展，信息技术引进进行历史回顾的基础上，指出发展中国家在高新技术的输入过程中如果不注意与民族文化、社会现存结构的协调，不把技术发展与社会诸方面发展统一起来，则极易对发达国家形成新的依赖；再者，信息技术有可能成为统治者新的控制工具，激化两极对立，引发民族发展的危机。[关键词]信息技术、民族发展、墨西哥、发展中国家要充分理解现代社会，理所当然需要理解信息渗入该社会的程度、方式以及技术发展的水平。新技术与社会经济、文化形成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各个社会都会由于其自身发展而具有独特之处。就拉丁美洲这一区域，此种课题的理论探索已经开始。从笔者接触的资料来看，两类研究及由此建立的概念体系较有代表性：一部份学者沿用激进的批判理论，认为所有信息技术都是操纵在文化帝国主义、资本控制、外来统治手中的工具；另一部份学者则相信发展本身恰恰有助于克服不发达状态中的种种难题，因而信息技术在民族国家的发展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由于出发点和理论基础根本有别，试图在这两种对立观点之间建立某种对话几乎不大可能。在发达的工业国家，现代信息技术已经成为通向新的发展机会的桥梁。然而拉美的情况却不一样：各国都面临着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诸多缺陷，缺陷的现状与最终解决之间的社会文化鸿沟仍在扩大，各国虽有弥合这一鸿沟的抱负，但无奈社会体系中潜在的桥梁尚在构筑之中时，便发生了严重的断裂，且断裂之广、之深，足以使通过逐步演进实现这一抱负的希望化为泡影。发达社会的技术生命力为大量信息的涌现与普及创造了条件，在这里，生命力意味着信息及技术与社会体系有机地融为一体，这是社会保持平衡的重要前提。相反，在发展中国家，信息系统与社会的融合程度较差，最需要信息的人往往得不到信息，信息技术非但没有促进社会整合，反而扩大了等级差距，造成更为严重的不平等，直接威胁社会的既有格局。为揭示上述结论得出的原因并考察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社会影响，现选取墨西哥为例详述之。历史之考察――1940年后的墨西哥经济发展到1940年，墨西哥已拥有适应新兴工业发展的相当完备的基础设施，公路、铁路以及其它交通运输方式形成网络，农业基础设施布局合理，人民的生存，通过出口赚取外汇，工业部门所需的农产品生产都得到了满足。1938年墨西哥实行石油国有化，而36年至39年大量欧洲难民的涌入（先是因西班牙内战，稍后则二战爆发），成为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契机。不过，当时就存在的国民收入的不合理配置，大大方便了某些技术的进口。这个时期，发达国家的工业部门正出现三种影响深远的趋势：（１）自动化；（２）产品与技术向纵深复杂化发展；（３）通过私人投资或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地区的制造业部门进行直接投资。四十年代墨西哥开始工业化时，外国投资大部分集中于制造业（Wionczek,1971），高科技方面则主要集中在汽车、日化、计算机三大产业（Shaiken,1990），而其他经济产业，如采矿、农业、交通运输、石油、电力资源实行了国有化（AngusMaddison&Associates,1992）。随着制造业的发展，五六十年代，墨西哥推行进口替代政策。外国公司出于竞争的考虑，也纷纷在本地设立工厂，由此出现所谓的稳定发展时期。然而正如Barkin所指出，进口替代政策造成了墨西哥的技术依赖。私人投资者在利益驱动下，总是倾向于简单地从国外直接进口技术（Barkin,1990），他们无须为本地技术发展负任何责任。更为严重的是，这一政策为私人投资与政府之间的腐败关系制造了温床，只要不逾越界限，后者可以授予前者在借贷、税收等方面的大量特权、庇护及优惠（AngusMaddison&Associates,1992）。进口替代政策使墨西哥早在1976年便紧随加拿大、英国成为美国第三大直接投资国；在拥有美国公司的数量方面，墨西哥以625家，位居加拿大（1967）、英国（1189）、法国（670）、西德（632）之后，名列第五。由于墨西哥的经济远远落后于前四个国家，这个数字恰恰反映了美资对墨西哥国民经济控制的程度之深。1988年过后，随着快速激进的私有化进程和贸易壁垒的撤除，以美国为首的外资再度大举挺进，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标志着高潮的来临，它把美、加、墨三国的经济绑在一起。由于缺乏可选择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面对跨国公司的挑战，墨西哥政府只能交替采取三项措施：一、加快新兴工业部门的国有化；二、刺激外资公司增加本国商品与货物的消费；三、为实现一定的出口目标实施相应的进口许可，以平衡外汇消耗（Wionczek,1971）。三项措施于1992年12月签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被最终放弃，不过在此之前的历史表明，措施的实际效果十分有限。六十年代初，墨西哥政府为加快工业发展，推行部门与企业的特殊化政策，通常这些特殊企业都落到了私人手里，1988年的私有化把私人投资（当然他们与政府都有密切关系）又引向国民经济的其它部门。因此有一段时期，墨西哥外资减少，技术发展受到影响，不过，这样的局面只维持了很短时间，1988年后外资的蜂拥而入与技术控制的蔓延在墨西哥交相辉映。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技术产业首当其冲，面向国际全面开放。墨西哥的历史经验显示，在电力、信息和教育这些政府涉足的重要领域，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投资者都很难填补不断扩大的技术鸿沟，国家在这些领域步履维艰，危机四伏。再加上工业基础设施跟不上技术的发展步伐，高素质劳动力匮乏（Shaiken,1990），高科技生产面临的现实障碍更为巨大。Barkin认为一方面当地的消费模式已日益国际化，另一方面具有实际意义的技术发展尚未出现（Barkin,1990,p.78），居民的消费品需求本地得不到满足，只能依赖于国外的供给。造成技术鸿沟的出现并不断扩大从而引起社会依赖的重要原因在于忽视对相关技术人员的有步骤的培训（Shaiken,1990）。四十年代，墨西哥政府曾决心培训技术专家以积累本国技术资源，但后来这一努力不了了之，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新兴信息技术方面的培训由于起步太晚，供求之间的缺口很大。另外现实条件――如培训所需的场地与资金――的制约使得缺口的缩小变得十分困难，所谓的培训很多时候只能沦为仓促应付。因而Lusting强调，对墨西哥来说最重要的是不遗余力的知识普及与技能推广（Lusting,1992,p125）。拉美的技术依赖不仅限于投资、设备、专利、商标与工艺设计，还广泛存在于管理、人力资源、新技术的规划等诸方面，它们体现着外国出口商的偏好，很少考虑到拉美的功能性需求。拉美国家始终没能在自身需要的基础上建立起适合本民族的技术发展理论，对国家发展的未来面貌也所知甚少。他们把在发达国家中发展起来的一套关于技术的概念、理论嫁接过来，由于缺乏对发展进程的历史反思以及结构性适应，概念、理论的嫁接常常造成严重的社会失调。组织成长的两种模式从150多年前美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来看，拉美的企业成长走了一条与之截然不同的道路。虽然19世纪初墨西哥便有工业发展的若干核心，但现代经济组织的巩固却远远落后于它的北美近邻。墨西哥资本主义的巩固恰逢世界大公司（尤以英美两国为主）进入跨国经营阶段，跨国公司对墨西哥及其它拉美国家市场的渗透与控制随时间推进愈演愈烈。根据Fombrun和Astley两学者的研究，成功企业的成长一般来说有一个稳定的过程，包括（１）水平联合（horizontalintegration），公司跨越地理界限开拓市场；（２）垂直联合（verticalintegration），公司采取措施保证原料供应与产品销售；（３）通过互补产业的相互参股使相关与不相关的领域联为一体实现多元化（diversification）。水平联合一般发生在具有共同产品与共同市场的企业之间，垂直联合连接了生产的不同环节，多元化对互补企业实施整合，以服务于顾客。Fombrun和Astley指出，组织发展就是其在对环境要素的战略性吸收中，在水平、垂直、多元混合诸向度上的相互依赖。相应的联合与多元化过程在墨西哥却以极其不同的方式发生：大企业的巩固通常意味着一家或数家公司，或以家族为纽带的私人集团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他们试图在某些经济部门中建立垄断或寡断的局面，并以此为基础把控制权延伸到其它部门。典型的例子便是墨西哥的Televisa公司。Televisa在1993年墨西哥电视网络私有化之前就一直是民族私人资本垄断的商业电视公司。该公司自诞生之日起，大部分时间由三个家族控制：阿兹卡拉加家族（theAzcarragas）、阿莱曼家族（theAlemans）和欧·法瑞尔家族（theO'Farrills）。30年代阿兹卡拉加便在广播行业进行商业拓展，1947年与欧·法瑞尔家族合作并很快于1950年开办了墨西哥，也是拉美首家电视台。他们的投资由广播、电视向其他媒体及汽车代理、房地产等产业铺开（MejiaBarquera,1985;Sinclair,1986）。1991年阿兹卡拉加家族作为最大股东，收购了另两个家族的股份。曾加盟Televisa公司的小阿莱曼是墨西哥总统米格尔·阿莱曼（MiguelAleman）的儿子。这位总统在墨历史上第一次颂发电视经营许可证，因此有人怀疑政府与私人电视公司之间存在的暧昧关系。1947年，就墨西哥电视经营究竟应该采取商业（美国）模式，还是公共（英国）模式曾有过争论，阿莱门总统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MejiaBarquera,1985）。委员会的报告从来没有公开过，这使Sinclair推测委员会可能更倾向于公共模式，他说：从随后阿莱门家族与阿兹卡拉加、欧·法瑞尔两大家族的在电视经营方面的合作来看，委员会的决定有以权谋私之嫌，不过这一现象在墨西哥的其他领域并不鲜见。（Sinclair,1986）如今，Televisa已成为全墨，乃至世界上有名的大公司，它是全球最主要电视节目制造、出口商，其股票在纽约、墨西哥城股票交易所交易，除包括有线电视在内的电视产业外，Televisa或者说阿兹卡拉加家族已经建立起一个多种行业、公司结合而成的巨型王国，其领域覆盖国际电视转播（包括与美国及其他国家合资）、广播、电影制造、报刊杂志、夜总会、剧院、宾馆、大型会馆、录像业、房地产、汽车租赁、足球俱乐部等等。显然，在北美公司成长中表现出来的水平、垂直、多元混合式的联合并没有在墨西哥出现，连同一市场中较为成熟的竞争都不存在。相反，诸如Televisa这样的公司给人留下的则是另一种映象：拉美公司组织的巩固常常以此领域向彼领域不断蔓延的信息的垄断或寡断为特征。美墨组织成长的另一重要区别是，墨西哥的私人企业虽然获得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握有愈来愈大的权力，但政府依然集中控制着大部分重要的经济权，尤其在1982年11月银行系统收归国有后，这一点更明显。据估算，墨西哥政府直接控制的国民经济的数量超过GNP的50％以上，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1988年卡洛斯·萨利纳斯（CarlosSalinas）总统上台以后，这位总统重拾先前的自由经济政策，出售或关闭大量政府控制的企业。相似的过程――政府对国民经济的过度参与导致强调私有化与开放市场的自由经济政策的大规模回潮――近年来几乎在所有拉美国家都曾发生。拉美国家与美国经济模式的差别所引起的后果是严重的，尤其是技术方面。White认为，信息、知识从而最终权力的现代化要求信息技术首先满足信息在社会中的可得性，其次它能为特定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中的潜在使用者创造相应的获取方式（White,1982,1984）。在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国家，权力集中在一小部分精英的手里，无论多么现代化的技术，一经引进，便成为加强精英力量的工具，拉大了精英与中下阶级――工人阶级、无产者和城乡贫民――业已存在的巨大差距。墨西哥、拉美信息技术发展历史的解读从上述历史概览中可以为墨西哥、拉美信息技术演进的历史勾勒下列基本特征：（１）依赖性；（２）技术发展政策之欠缺；（３）技术与社会文化的脱节。一、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