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福泽谕吉的贸易立国论

试论福泽谕吉的“贸易立国论”冯玮【英文标题】OnFukuzawaYukiti'sViewsofCommerce【作者简介】冯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内容提要】福泽谕吉因提出了“脱亚论”和“文明论”而闻名遐迩。但是，对其经济学说和理论，迄今为止在我国学术界尚未见有研究性论著发表。在日本，福泽谕吉是否对经济学保持和显示强烈关心并无争议。但是，对其经济学说和理论的特质，日本学者却见仁见智，迄今尚无统一认识。作者指出，在福泽谕吉经济思想和理论不断“变幻”的观点中，以贸易为杠杆，摸索构建资本主义体制的方法和策略，强调贸易立国，是福泽谕吉经济思想和理论始终一贯的主旋律和基调。InChina,thereislittleresearchonFukuzawaYukiti'seconomictheories.AndinJapan,nounanimousevaluationhasbeenmadetohistheories.ThepaperpointsoutthatYukitiissuchanenlighteningthinkerwhoseassertionsseemchangeablebutactuallyinthechangingofhisopinions,wecandetectakeynote:thepoliticalsystemshouldbeestablishedthroughcommercialdevelopment.【关键词】福泽谕吉/经济学说/贸易立国FukuzawaYukiti/economictheory/makethecountryricherthroughcommerce在日本，福泽谕吉无疑是最受关注的历史人物之一。自战前迄今，甚至诸多学界泰斗和权威亦对福泽谕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在他们笔下，福泽谕吉呈现出不同的形象。战前，同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服部之总、羽仁五郎，对福泽谕吉有着不同的评价。服部之总认为，福泽谕吉是“明治政府的侍奉者”。羽仁五郎则认为，福泽谕吉是“自由主义者”。战后，丸山真男强调，研究福泽谕吉，应特别关注存在于福泽谕吉言论深处的认识和判断问题的方法，对其进行深入分析，而不是强调福泽谕吉的政治作用，以及他对具体问题所提出的见解和结论。这一“丸山真男的福泽谕吉论”，在战后长期占据学术界主流，迄今仍有影响。20世纪60年代，随着21卷《福泽谕吉全集》的出版，福泽谕吉研究再现高潮。伊藤正雄的《说解〈劝学篇〉》、《说解〈文明论之概略〉》，对福泽谕吉的论著进行了详尽的文本解读，其篇幅超过原著十倍。他的《福泽谕吉论考》也极现探究之精深。70年代，远山茂树的《福泽谕吉研究》和广田昌希的《福泽谕吉研究》对福泽谕吉进行了猛烈批判，为研究福泽谕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1984年，福泽谕吉的头像被印上面值最大的1万元纸币。这一“符号显示”极具象征性地显示了福泽谕吉在日本历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同时也启发日本学者开始关注一个长期被忽略的问题：福泽谕吉关于经济的学说和理论。此后，有关福泽谕吉经济思想和理论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如杉山忠平的《明治启蒙期的经济思想——以福泽谕吉为中心》（法政大学出版局1986年）、藤原昭夫的《福泽渝吉的日本经济论》（日本经济评论社1998年），等等。90年代迄今，对福泽谕吉的研究日益呈现多元化趋势。对福泽谕吉经济学说和理论的研究，亦包括其中。例如，大森郁夫的《日本的经济思想》第1卷（日本经济评论社2006年），即有专论。在我国，研究福泽谕吉的论著亦足以用“汗牛充栋”形容。仅近年发表的论文就有谭建川的《福泽谕吉文明观批判》（《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刘岳兵的《福泽谕吉的天皇观及其影响》（《读书》2005年第6期）；周颂伦的《福泽谕吉中国政策观的骤变：东亚盟主与脱亚入欧》（《东北师大学报》2006年第5期）；丁志强的《论福泽谕吉的文明史观及其民族主义立场》（《日本问题研究》2006年第9期）。但是据笔者管见，迄今为止尚无一篇关于福泽谕吉经济学说和理论的论文发表，遑论专著。为了拾遗补缺，我谨根据所获资料特撰此文。不当之处，恭请赐正。（一）福泽谕吉(1835-1901)出生于今日大阪，其父福泽百助是丰前中津（九州大分县）奥平藩的士族，在大坂（按：当时为“大坂”，明治维新后因“坂”有“士反”之嫌而改现名“大阪”）的“藏屋敷”（销售本藩生产的粮谷杂物的商铺）担任会计，颇有汉学素养，不仅喜读汉书，而且爱好收藏中国古籍。恰好在福泽谕吉出生那天，他白天得偿夙愿，购到了中国清代上谕条例60余册，晚上又逢麟儿出世大吉，于是给新生儿取名“谕吉”。自万延元年(1860)发表处女作《华英通语》，福泽谕吉一生著述宏富，计有60余部，逾100册，所涉范围之广，犹如百科全书。其中福泽谕吉根据三次出洋经历写成的《西洋事情》，系统介绍了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风俗，帮助刚刚结束锁国状态的日本人民“睁眼看世界”，具有划时代意义。1872年至1876年，福泽谕吉陆续发表了共由17篇构成的《劝学篇》，论述了人权平等之精义、西方学问之真谛，以及法治国家的国民应尽之职责。该书开宗明义的“天未造人上之人，亦未造人下之人”一句，在备受封建桎梏束缚的日本，堪称空谷足音，引起强烈反响。此书一出，“洛阳纸贵”。1875年，福泽谕吉发表了堪称其代表作的《文明论之概略》，探寻古今中外文明发展的原因和变迁，阐述日本国民处在文明世界之中应有的生活方式和昌隆国运之道。概括而言，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是以基佐和巴克尔的学说为范本的主智主义文明史观的体现。按照福泽谕吉的定义：“所谓文明，即人之安乐和品行之进步。由于此种安乐和品行之获得，依靠人之智慧和道德，故所谓文明归根结底就是人的智慧和道德之进步。”①按照他的观点，人类历史分为野蛮、半开化、文明三个阶段。非洲等属于第一阶段；土耳其、日本、中国属于第二阶段；欧美诸国属于第三阶段。故欲求文明发达，当“脱亚入欧”，“以西洋文明为目的”。1882年，福泽谕吉创办了自诩“不偏不党”的《时事新报》，并亲自撰写社论以引导舆论。他的有关经济问题的思想和理论，即发表于《时事新报》社论。1885年3月16日，刚过50岁生日的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这篇文章译成中文不足2000字，但是对日本及亚洲的影响之深远，在100多年后的许多现实问题中均可以发现其踪影。事实上，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不仅和“文明论”具有内在联系，而且其经济思想和理论也和“文明论”密切相关。对此，大森郁夫有一番评述：福泽的经济论也是由其文明论的时间、空间结构规定的。这种结构的特征是，第一，就世界整体而言，个人并不和文明直接发生联系，而是作为国民中的一员，按照国民的文明进程被配列在文明的坐标上，形成不同国民的优越、劣后关系。因此，国民相互之间的竞争和国民内部的竞争当区别考虑。第二，即使在国民内部，也存在离作为“目标”的文明相近的集团和组织，以及被“文明化”边缘化的基层民众。在国际层面，日本与其他国民的关系处于文明坐标的什么位置，其利害关系自然不同。因此，在彼此对抗的国民关系中，维持独立是必须优先对待的课题。另一方面，在国内层面，虽然竞争基本上是理想状态，但不可无视人们的意识、行动的整体水准开展竞争。换言之，无论是国际层面还是国内层面，不可照搬照用以“文明化的状态”为前提的自由主义经济论。②作为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不仅撰写了广泛涉及政治、外交、宗教、教育、社会问题等各个领域的论著，而且公开发表了诸多有关经济问题的论著，所涉题材包括货币、金融、财政、贸易，以及农业、工业、交通、景气、劳动、社会政策、企业、经营等，今日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各种课题，几乎没有逸脱他的视野的。福泽谕吉研究和探讨的领域之广泛，分析和阐述之深刻，使他被誉为“国民教师”。福泽谕吉是否对经济学保持和显示强烈关心，在日本学术界并无争议。但是，对其经济学说和理论的特质，日本学者却见仁见智，迄今尚无统一认识。有的学者从福泽谕吉的论著中发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真髓；有的学者认为重商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理论是福泽谕吉经济学说和理论的基调；更多的学者则强调，福泽谕吉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存在着周而复始的自由主义、保护主义、自由主义的“变奏”。例如，饭田鼎指出，自由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和开明派绝对主义学说，或者说自由主义经济学和重商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对立，在福泽谕吉的经济学说和理论中同时并存。③藤原昭夫认为，福泽谕吉虽然以自由主义为基本立足点，但是也接受了作为帝国主义政策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④杉原四郎更是在《日本的经济学史》的“福泽谕吉的经济思想”一节中，作了颇具有“总结性”意蕴的“概括”。他写道：“自庆应初年撰写《唐人往来》，向市井的人们阐述开国之必要和贸易之有用以来，福泽谕吉终生宣扬日本经济现代化之重要性。在那种情况下，作为论据，他经常介绍外国学者论著中的自由主义经济主张。但是，考察福泽谕吉对一个个具体的经济问题的论述即可发现，他也经常强调国家对经济保护与干涉的必要性。于是，有的学者批判福泽的思想缺乏一贯性，也有的学者认为福泽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存在初期（自由主义）、中期（国民主义）、后期（自由主义）的变迁。确实，福泽深深信奉作为市民社会之形成原理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将自由主义经济学视为一般原理并予以承认。但是另一方面，在他的时论性主张中也存在明确的国民主义立场。”⑤（二）围绕福泽谕吉经济学说和理论特质的认定，之所以同时存在完全相反的见解，无疑是因为从福泽谕吉涉及经济的学说和理论的论著中抽衍出若干部分，并以此作为素材判断福泽谕吉的经济观，均不难得出上述任何一种结论。按照丸山真男的观点，福泽谕吉经济思想和理论中所以存在“彼此对立”的要素，是因为福泽谕吉总是试图相应于“时代和局势”，发表最恰当有效的见解。按照丸山真男的观点，福泽谕吉思维方式的特征是，“在左边的时候，同时寻找右边的契机，在右边的时候，同时寻找左边的契机”。福泽谕吉具有“同时关注每个事物反对的、矛盾的侧面”的“复眼主义”。⑥按照河野健二的观点，这种表面上的“矛盾”，源于“他练达的调和论或均衡论”。因为，福泽谕吉始终“寻求对立物的调和、均衡，在提倡民权的同时提倡国权，在论智的同时论德”。⑦那么，福泽谕吉的经济学说和理论中，是否存在一以贯之的主旋律和基调呢？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纵观福泽谕吉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言论，不难发现诸多完全相异的观点。在国门初开时，他在《唐人往来》中表达了贸易自由主义倾向，强调了“使对外贸易自由、隆兴之必要。因为，如此将刺激国内的工业和农业，使之亦趋向繁荣。”他写道：“先年由亚米利加合众国差遣名为佩里的舰队司令前来江户。虽该国是日本以往未曾交往的国家，但吾若不闭锁国家不与世间交往，重归天理人情，则当改变古来之法，与外国亲密结交。”⑧在随后发表的《西洋事情外编》中，他亦“阐述了乐观的资本主义精神”，强调使人“依照天赋，自由地伸展其力”，是“经济学之基本宗旨”。但是，自1874年后，福泽谕吉抛弃了初期的自由主义，转向保护主义。《不可允许外国人杂居内地之论》，就是显示这种“转向”的明证。他在《通俗国权论》中赞成在外贸中征收保护税的学说，也可作为其“转向”的明证。但是，此后福泽谕吉在《日本银行论》中反对政府赋予日本银行特权，主张将其置于“经济原则的范围”的学说，再次显示了自由主义的立场。福泽谕吉何以如此反复？塚谷晃弘的观点较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如在《实业论》中显示的，这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赞同，在日本的工业大致可同先进国家对抗时即被抛弃，重新转向自由贸易主义。因此，我们不可忽略其立论的特色。”⑨在福泽谕吉经济思想和理论不断“变幻”的观点中，存在着始终不变的主旋律和基调。综合诸多先学的研究，似不难认为，以贸易为杠杆，摸索构建资本主义体制的方法和策略，就是其经济思想和理论的主旋律和基调。因此，我认为考察福泽谕吉的经济学说和理论特质，应致力于在福泽谕吉的经济思想和理论中，寻找出他始终一贯认真对待的基本课题，而不是为他有关经济的思想和理论，贴上由西方经济学发售的“贸易自由主义”或“贸易保护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