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社会文化模式第一节文化适应模式第二节社会文化理论第三节与第二语言习得相关的其他社会模式第一节文化适应模式文化适应模式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Schumann提出的一种理论假设。与以往理论不同,Schumann没有从语言本身的不同寻找答案,也没有从人类大脑的语言机制入手,而是从社会文化环境来探讨社会与文化因素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文化适应模式最初是对欧洲移民的研究,后来被用于第二语言学习者语言习得的研究。一、“文化适应模式”的提出1973年,Schumann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一项10个月的纵向研究,考察6位西班牙移民在美国而且是在自然状态下习得英语的情况。在研究中,Schumann和他的同事们发现,33岁的Alberto的英语水平和其他5位学习者相比,差距非常之大。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Alberto的英语水平发展非常缓慢?Schumann(1976b)提出了三种可能:第一,认知能力问题;第二,年龄问题;第三,学习者与目的语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问题。认知能力测试结果,排除了前两种可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Schumann对Alberto的语言进行分析时发现,Alberto的语言具有明显的洋泾浜语特征;通过比较发现,与其他5位来自技术移民群体的被试相比,Alberto所在的工人移民群体在社会距离上和美国社会十分疏远;从心理距离上看,Alberto不愿意与美国人、美国社会接触,甚至采取逃避的态度。在上述考察的基础上,Schumann于1976年提出了“洋泾浜假设”。这一假设试图说明:(1)文化适应取决于社会距离、心理距离两个因素;(2)文化适应的程度决定第二语言习得的进程。1978年,Schumann将这一假设称作“文化适应模式”。文化适应模式是在洋泾浜假设的基础上提出的。二、文化适应模式的具体内容1.理论假设:Schumann认为,第二语言习得只是文化适应的一部分,学习者始终处于文化适应的连续体中。文化适应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目的语习得的水平;“文化适应”指学习者在社会和心理两方面对目的语文化的适应过程。即学习者是否能够在社会和心理上融入目的语群体。2.文化适应与目的语习得水平的关系Schumann认为,文化适应程度与第二语言习得水平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在理想状态下,第二语言学习者适应目的语文化的程度越高,其第二语言习得水平越高。相反,第二语言学习者文化适应的程度越低,第二语言习得的水平就越低。(见下图)文化适应与第二语言习得水平的关系图示3.“文化适应”分析的维度文化适应模式通过“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来分析文化适应的程度。“社会距离”指第二语言学习者群体和目的语群体之间的关系,它影响着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目的语群体接触的程度,因而也影响着第二语言学习者语言习得水平的提高。两个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越远,接触越少,越不利于第二语言习得,反之亦然。(一)“社会距离”分析“社会距离”主要包括以下八个方面:(1)“社会主导模式”(2)“融入策略”(3)“封闭程度”(4)“紧密程度”(5)“群体大小”(6)“文化相似性”(7)“态度”(8)“打算居住的时间”(1)社会主导模式“社会主导模式”指第二语言学习者群体与目的语群体的平等程度,包括:“主导地位”,如法国殖民者在突尼斯学阿语;日本公司派雇员到北语学习汉语“从属地位”,美国印第安人学英语;“平等地位”,法国人学英语;Schumann认为,在上述三个模式中,第二语言学习者所属群体的社会地位处于优势或劣势都不会促进第二语言习得进程,只有两个群体处于平等地位能够对第二语言习得起到促进作用。(2)融入策略“融入策略”指第二语言习得群体面对目的语群体文化时可能采取的态度和做法,包括:“同化策略”(assimilationstrategy)“保留策略”(preservationstrategy)“适应策略”(adaptationstrategy)“同化策略”“同化策略”指第二语言习得群体面对目的语群体时,放弃了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接受了目的语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同化策略增加了两个群体间的接触,因而会推动习得进程。但是,Schumann也曾指出,融入策略并不是成功的第二语言习得的必要条件。“保留策略”“保留策略”指第二语言习得群体保留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同时拒绝接受目的语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一策略拉大了两个群体间的距离,因而采取这种策略的学习者习得效果常常不好。“适应策略”“适应策略”指第二语言习得群体一方面保留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另一方面也接受了目的语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种策略带来的习得效果由两个群体间的接触程度决定的,接触越多习得效果越好。(3)“封闭程度”指第二语言习得群体和目的语群体共同享用社会设施、共同工作的程度。如果第二语言群体与目的语群体出入相同的教堂、进入相同的学校、一起工作、娱乐,封闭程度低,两个群体间的接触多,会为语言习得创造好的环境;反之,如果第二语言群体把自己封闭起来,只和本群体的移民在一起生活、工作,语言环境不适合第二语言习得。Chinatown封闭程度高。(4)“紧密程度”“紧密程度”,指第二语言习得群体内部成员间的密切程度。如果成员间的紧密程度低,学习者能获得更多的机会与目的语群体交流,第二语言习得效果好;如果第二语言学习者群体内部成员间紧密程度高,学习者与外界交流的机会少,第二语言习得效果就会受到影响。澳洲游行方阵,第一方阵越南,第二中国。美国的福建人特抱团。(5)“群体大小”“群体大小”(size),指第二语言习得群体人数的多少。在Schumann看来,第二语言学习者所属群体大,紧密程度低,更有利于第二语言习得。(6)“文化相似性”“文化相似性”,指第二语言学习者群体的文化与目的语群体文化的相似程度。Schumann认为,两群体文化的相似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习得。英国人学法语比较容易,与阿拉伯世界接触不容易。信仰相同的宗教也是文化相似性问题。(7)“态度”“态度”,指第二语言学习者群体对目的语群体的整体态度。Schumann将第二语言学习者对目的语群体的态度分为正面态度和负面态度两种,显然,正面态度较之负面态度有助于第二语言习得。(8)“打算居住的时间”“打算居住的时间”指第二语言学习者群体是否打算在目的语群体所在国长期居住。和短期居住相比,打算长期居住的第二语言学习者群体与目的语群体交流更为频繁,因而会获得更多的接触机会,更有助于第二语言习得。结论Schumann根据上述因素,对Alberto与目的语群体的社会距离做了进一步分析。在社会距离上,Alberto所属的工人移民群体较之其他被试所属的技术移民群体,与美国群体的接触少,社会距离远,文化适应程度低,Schumann认为,这是造成Alberto第二语言习得过程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二)心理距离分析“社会距离”考察的是第二语言习得群体和目的语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心理距离”是从个人与群体间的关系出发,考察作为个体的学习者对目的语群体,以及对待目的语的态度。心理距离的大小将影响语言的输入,心理距离越近语言输入量越大,越有利于习得。(二)心理距离分析心理距离包括四个方面:(1)“语言休克”(2)“文化休克”(3)“学习动机”(4)“语言疆界渗透性”(1)“语言休克”“语言休克”,指学习者使用第二语言时的恐惧感。学习者在用第二语言表达的时候,可能因为害怕说错而羞于张口,或者觉得词不达意,或因为说不好而失去信心,这些都是语言休克的表现。语言休克的程度越高,越不利于第二语言习得。(2)“文化休克”“文化休克”指学习者进入目的语群体时的一种焦虑。当学习者进入到不熟悉的文化环境后,很多人都会有手足无措的情况。原来的思维模式不被现在的社会接受,原来的行为举止在现在社会中变得古怪,惯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再奏效。文化休克的时间越短、程度越低越有利于第二语言习得。(3)“学习动机”“学习动机”指学习者学习目的语的原因。分为两种类型:融合型动机、工具型动机。如果学习者对目的语群体充满兴趣,理解目的语群体的文化,希望与目的语群体有更多的接触,甚至希望成为目的语群体的一员,则属于融合型动机;如果学习者对目的语群体没有兴趣,学习目的语只是为了掌握一个工具,用来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改善社会地位,则属于工具型动机。一般认为,融合型动机比工具型动机更有利于第二语言习得。(4)“语言疆界渗透性”指学习者是否能够打开语言屏障,以开放的态度接受语言输入的意识。在语言习得的早期阶段,因为学习者还没有语言疆界,所以第二语言更易于渗透到学习者的语言中,因而更容易提高语言水平;随着习得时间的增长和语言知识的增多,学习者的语言疆界会被慢慢建立起来,形成一道屏障,阻碍语言的输入,语言开始僵化,这时提高语言水平比较难。语言疆界的建立并非不可控制,而是可以通过开放的态度来消除,开放程度高大、渗透性越高,语言输入量越大,可提高的空间越宽广。语言疆界的渗透性实验Schumann介绍了两个试验:一项实验是让学习者在语言习得之前饮用含不同酒精浓度的饮品,比较学习者之间习得效果的不同;另一项是在习得之前对学习者进行催眠,比较不同催眠程度下的语言表达效果。实验一结果显示,含酒精的饮品比不含酒精的饮品更有助于语言习得;实验二结果显示,催眠程度高的学习者语言习得效果好。这两项实验通过巧妙的设计证明了语言疆界的可渗透性,以及当语言疆界打开时,习得效果将提高。结论从心理距离看,Alberto不愿和说英语的人交谈,而只愿意和少数说西班牙语的朋友们在一起;他不买电视,也没有兴趣看电视,因为电视里说的都是英语;他挣钱不多,但花了很高的价钱买录音机和西班牙语歌曲磁带;他宁愿晚上工作,也不愿意参加英语学习班。Schumann认为,心理距离导致Alberto语言进展缓慢的另一个原因。三.文化适应模式的两个反例美国外交学院(ForeignServiceInstitute)和美国军方语言学校(theArmylanguageschools)采取强化教学,语言习得效果显著,但这不是对目的语文化适应的结果;美国夏威夷的日本画家,经常举行个人画展,广为结交各界朋友,但是英语水平仍然比较低,具有的洋泾浜特点。这两个反例表明,Schumann的文化适应假设存在一定的局限。四.关于文化适应模式的争议第一,对文化适应程度的测量。文化适应模式研究存在的第一个问题是对文化适应程度的测量。现有研究对文化适应程度的测量大部分是通过量表,但是制定一个能有效考察12项因素的量表比较困难,尤其是对心理的测量。从目前文献来看,学者们使用的量表不尽相同,而且没有哪一个可以用数据证明它能够准确、全面地反映学习者的文化适应程度。四.关于文化适应模式的争议第二,对习得水平的测量问题。在前面的几项实验中,学者们测量第二语言习得水平的手段不尽相同,有的立足于交际,有的学者立足于语法,同样是考察语法也有不同的角度。因此,准确测量学习者的第二语言习得水平是探讨文化适应程度与习得水平关系的另一关键因素。四.关于文化适应模式的争议第三,文化适应程度与语言习得水平的动态关系。文化适应是一个过程,在学习者不断适应目的语群体文化的过程中,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存在变化,文化适应程度与习得水平的关系也是动态的,而目前的研究都是在共时层面上的考察,不能全面反映二者之间的关系。四.关于文化适应模式的争议第四,被试数量。以往对文化适应模式的研究在被试数量上存在差异,有的实验是个体研究,有的被试是几个学习者,有的则有数十或数百个学习者。Schumann认为,对文化适应的研究,只有建立在大规模被试的基础上才可能准确反映文化适应程度与习得效果之间的关系。四.关于文化适应模式的争议第五,文化适应与习得水平之间是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有学者认为,认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