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研究文献综述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研究文献综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步入了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我国城市化水平已从1990年的18.96%提高到目前的43%。其中，中、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高于西部地区，如2000年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为44.6%，中部为33.0%，西部则为25.5%[1]。据预测，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会从43%增加到55%，到2030年时，中国城市化率可能会达到62.5%，城市人口达到9亿到10亿间[2]。而在城市化过程中，据2002年北京市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北京市现有人口13569194人，民族成分是56个，是全国民族成分最全的省市。其中少数民族成分55个，人口585381人，占全市总人口的4.3%。少数民族人口中满族、回族人口最多,占少数民族人口的83.04%[3]。这其中尤其包括少数民族城市化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农村人口纷纷流向城市。由于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陌生的城市后，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新情况，涉及到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与调适、城市民族关系、城市少数民族权益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现代城市管理的矛盾冲突、城市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城市少数民族民族意识变化等诸多方面。其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它不仅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首先要面临的问题，也是少数民族在最终融入城市之前要始终面对的问题，而且，适应问题也与前面列举的其他许多城市民族问题密切相关，这些问题也可以视为少数民族在适应过程中产生的问题[4]。一、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研究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多和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既增加了城市民族关系的复杂性，也加大了城市民族工作的难度。为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员与城市社会的融合，必须重视和关注其城市生存和适应状况。青岛市与威海市。林钧昌在其博士论文中述及青岛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时指出，流动少数民族多为经商、务工、投靠来青岛市的。比如在建筑业的外来民工中，走街串巷出售家乡的土特产品的流动商贩中以及旅游业中从事民族歌舞和民俗表演的人员中也有一部分的少数民族。另外有少量的来青岛市流动少数民族找不到相对固定的职业，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并指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急剧增加，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等九大特点等。同时指出威海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朝鲜族人口比例较高，对外联系广泛”等五大特点[5]。而且结合国家民族政策因地制宜地提出了“以‘56个民族安居乐业’为主题，全力打造‘住在威海’的品牌”的八大建议[6]。武汉市。李伟梁与陈云认为以武汉市的调研为例，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社会支持系统主要由社会交往、生活服务、就业与创业及民族工作等四个部分组成，要从发展城市民族经济,发展城市文化,培育和发展族群关系网络,建立新型城市民族关系和理顺城市民族工作体系等五个方面来建构其社会支持网络[7]。陈云又主要以武汉市的回民流动商贩为例，认为由于空间跨度和文化心理跨度的存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的适应过程是一个充满竞争、对抗、同化与顺应的过程，因此要发展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城市少数民族社区、发展城市少数民族精英，并提出了“五个加强的”民族工作方法[8]。武汉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课题组曾撰文指出，武汉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具有数量超过了世居少数民族人口,民族成分多但以回、维吾尔和土家族为主,来自全国各地但以西北和鄂西为主,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市场竞争力薄弱,依然与民族地区经济交往密切,对城市的不适应等特点。由此提出了采取将少数民族进城经商务工人员和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纳入各级政府部门职责、建立预警机制、与民族地区建立协作平台等工作措施,有针对性地健全服务和管理机制,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发展[9]。尤其是马旭的博士学位论文以武汉市为例，着重提出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研究问题，指出了经济、生活、心理三层面的基本适应，指出了适应前的冲突：文化冲突与城市适应，并提出了城市适应价值体系[10]，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与实践价值。上海市。孙文慧，高向东，郑敏等人在对上海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中，指出了上海市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现状特征主要表现为十大方面：(1)来源地广泛,但相对集中；(2)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3)文化程度以中等学历为主,不同民族差异大；(4)职业构成特点鲜明；(5)居住时间普遍较长,子女受教育问题突出；(6)流动原因以经济因素为主,男性较女性更偏重经济型原因；(7)民族融合程度较高；（8)大多数人在沪适应,生活状况优于流动之前；(9)社会保险覆盖面低；(10)对有关法律法规了解不够[11]。这也可以说是对全国大多数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状况的一个基本概括。南昌市。晏磊、詹斌、洪霞等人指出南昌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群体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1)流动人口数量逐年增长,民族成份越来越多；(2)南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文化素质水平总体较低,年龄结构趋向年轻；(3)居住地分散且流动性大；(4)职业特点多体现本民族特色。并认为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南昌社会有双重影响：（1）积极影响：促进不同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促进南昌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促进南昌文化呈现多元格局。（2）消极影响：导致民族矛盾进一步复杂化；给城市管理带来一定的难度和压力；扰乱市民生活,给南昌市的秩序和社会治安带来影响。因此他们建议说，要做好南昌外来少数民族人口管理，要营造良好的民族团结氛围，要创建良好的政策环境，要创建科学的流动人口协调机制，其中包括：在南昌建立并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登记制度；在南昌市建立流动人口信息网,在流出地与流入地建立健全流动人口劳动就业咨询服务机构；积极探索实行民族工作社会化管理的模式；并建议在南昌成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心理咨询中心和法律援助中心[12]。广州市与深圳市。赵家旺分析广州少数民族时指出世居民族；国家干部、科技人员、企业职工调动,部队干部转业,大专院校毕业生就业；务工经商；在广州就读的少数民族学生；民族自治地方驻广州办事机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是广州少数民族多元化及人口增加的重要原因。其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经营有很大的随意性和流动性,他们摆卖民族手工艺品、畜皮兽皮、首饰、牦牛头骨、羚羊角、刀具、民族乐器(如葫芦丝、芦笙)、茶叶、葡萄干、药材等等。赵家旺同时提出构建有效协调处理民族问题的工作网络和运行机制等六项建议[13]。李筱文、盘小梅在分析广州与深圳市少数民族时认为，因为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化，使得城市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性变大，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都市文明的发生双向调适。少数民族在都市中的适应，一方面通过在都市中建立亲情、友情，在观念上力求和谐、一致，在事业上立志有所建树三种途径。另一方面，在城市少数民族中成立联谊会，是帮助少数民族文化与城市文化相协调方式之一；在城市少数民族中大力宣传各种法规条例，引导少数民族遵纪守法，加强法制观念，合法经营，是帮助少数民族适应城市生活的协调方式之二；在城市少数民族中开展各种有益的文化联谊活动，大力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协调的方式之三。城市民族成份，民族人口的不断增加，是今后的发展趋势[14]。王琛、周大鸣通过调查研究认为，在族际的交流融合过程中，风俗习惯、民族性格、语言、宗教等方面的文化差异仍是影响民族交往的深层因素,所以加强民族间的交流沟通和相互了解仍然很重要。交流不仅可以增进了解、加强团结，而且能够使各方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最重要的，可以培养开阔心胸[15]。东南沿海城市及珠江三角洲。乌兰察夫分析东南沿海城市少数民族时认为少数民族人口进入城市的作用，使得民族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促进城市多元化的发展。同时，城市少数民族对自己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处境和待遇十分关心,对少数民族被歧视、侮辱、轻视现象,哪怕是轻微的,也会引起很大的反响。他建议建立城市少数民族之间的协调机制，大力加强民族观的宣传，发挥社团等社会中介力量，发挥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保障城市少数民族的民族权利[16]。罗木生亦认为众多的少数民族人口进入珠江三角洲，空前规模的各民族接触与交流,促进了我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与发展，一方面增进了各兄弟民族的联系与沟通,推进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另一方面促进了内地少数民族思想的解放和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并丰富了城市多姿多彩的物质文化生活。他同时提出了珠三角各民族交往中显露出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即珠三角城市群不适应众多外来少数民族，与外来少数民族群众不适应现代城市生活的双重表现[17]。桂林市。马冬梅、谢一帆在阐述国内外社会网络研究进展的基础上,以广西桂林市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方法,对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网络建构及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影响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社会网络建构的因素，主要包括：语言文化、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排斥等几方面。因而在建立好初级社会关系网络的同时,重新建立以业缘等为基础的次级的社会网络是非常必要的。社会大众、政府机关与社会工作人员等应当对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给予更多的关注,帮助他们重新建构新型的社会网络[18]。西南地区。陶斯文以其博士论文集中分析研究了西南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与民族关系。尤其着重于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与民族文化变迁、适应。一是人口流动与民族文化变迁，分析了人口流动与民族文化变迁原因、表现形式；二是人口流动与民族文化适应，从文化适应和文化适应问题、文化适应的阶段、人口流动与民族文化适应几个方面加以阐述；三是对民族地区流动人口民族身份认同、社会认同、地域认同、单位认同进行了比较全面论述。更对本文有重要贡献的是他对有关流动人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流动人口社会网络研究、有关人口迁移问题研究概况做了相关的文献综述[19]。具有重要的理论文献与实践价值。另外，陶斯文与杨风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积极推进民族地区城市化发展是解决人口流动困境、实现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的最佳路径。这需要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需要扫除城市化发展中的制度障碍，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改革现行土地政策，改革现行社会保障制度；需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需要积极发挥政府作用[20]。成都市。具体到成都市，潘正云与沙马日体对成都市金牛区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市民之间发生的民事纠纷等进行了实地调查,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市民之间发生的纠纷或矛盾的原因作了归纳，主要表现为治安纠纷，歧视和侮辱民族的语言、文字引起的一般性民族纠纷和原则性民族、宗教纠纷等八大方面。他们认为要处理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市民之间的矛盾，就要转变观念,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金牛区新市民；强化法律意识,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办案原则；夯实民族基础工作,化解矛盾于初始阶段；增强交流,建立与民族地区联系的长效机制；加速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减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21]。西宁市。张明、李素娟分析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少数民族人口以经商、打工、学习、旅游、婚嫁与从事各种职业等多种形式进入城市，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增长迅速。这种情况，在西部的民族地区表现尤为明显。民族地区城市化使城市对周边地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辐射力，周边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必然向城市流动。他们举青海西宁为例，认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原因，一是由于城乡差别不断拉大，而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又多为偏远山区和农村，其生活水平很低，贫困人口渴望进城寻求新的就业机会，改善经济状况；二是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少，同时，农村生产技术水平提高，使农村剩余人口增加；三是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青海地区农闲时间较多，有的农民会进入城市打工，形成了一部分定期来回的流动人口。以上三类可以称为是“经济利益驱动型”的流动人口，也是流动人口产生的一般原因。此外还有意识形态及习俗的原因。但是一句话，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主要动因就是为了寻求良好的生存就业机会和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然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又有他们不同于一般性人口流动的一些特点。首先，从数量上来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绝对数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