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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成本很高。菜比肉贵，而肉本来就不便宜，它决定着大部分中国人的生计问题，猪肉一涨，央行和财政部便如临大敌，老百姓更是苦不堪言。房价更贵，一般人想居有定所，只好将人生的大好年华拴在贷款之上，岂料中国人又对“自己的屋子”难以释怀，加上最近几年老丈人对小女婿旁敲侧击，刚踏入社会的小青年们为了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也就只好“铤而走险”，因此，房地产成了暴利，也成了中国经济前进的引擎之一。现今中国人最常调侃的是生不起也死不起，事实上这并不为过：污染严重，收入微薄，保障缺失，大部分人每天都为生存而奔波，由此付出的社会代价也提高了一个人所要走完一生所需的成本，社会失去的东西越来越多，人生失去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就业等于比爹比娘比关系，新一代的大学生并不潜心于学习而是急于编织自己的关系网或干脆好吃懒做，要不就是参加每年轰轰烈烈的公务员考试，这其中有几个人是真的为了“为人民服务”而走上仕途。当关系的价值大于学识，我们的思想会何等浅显。与此同时，当部分女人（和部分男人）的容貌、年龄、教养被打包出售，婚配市场先于大多数市场完成市场化的时候，维系家庭关系的纽带已变得浮躁与虚荣。当然爱情没有面包是不行的，但如果配偶是买来的话，爱情是不是已成商品？太忙的父母没空管教孩子，由此滋生的“X瘾儿童”，让一筹莫展的父母不得不将孩子送去接受“军事化教育”。如果我们的生活失去亲情的滋润，两代人只是坐在豪华的客厅里鸡同鸭讲是何等悲哀？小学生的理想从80年代的科学家到90年代的明星，再到现在的“贪官”，亚里士多德几千年前说“人欲没有止境，除了教育，别无他法”。一位老弱的父亲用一百万换回罪儿的命之后，将让更多的巨款买命逃离刑罚成为可能，社会根基是否有所动摇，公平是否还在？人命被明码标价，生命是否还有神圣可言？大到国家，当金融危机危及中小企业的时候，他们无法从银行贷到救命资金，而无数行将就木的国企却轻而易举的获得大把大把的银子，并趁势吞并效益良好的民企，国企的所谓社会责任又何在？……从下到上，从小到大，都透着一股浮躁，我们为此又多付出了多少代价？思想？理想？公平？爱情？亲情？责任？甚至连生命都不再无价。我们的人生如果都要为浮躁付出代价，成本又是何其高昂？很显然，对物质的变态追求是这些社会现象的根本诱因，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向善精神作为道德的基础，我们常说物质和精神是人类飞翔的双翅，如果社会疏于对道德的建设，将让社会变得浮躁而且浅薄。就物质层面看，贫穷的人少有快乐可言，而就精神层面看，贫穷的人并非无时无刻都苦不堪言，因此物质对人的影响取决于社会对贫穷的理解和看法。但西方在物质方面的成就几乎让物质成为了现代社会价值观的唯一标准。换句话说，想要穷人歇斯底里，就让物质凌驾于一切就OK。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物质的贫穷让一个人在社会中的身份显得格格不入，社会对贫穷的态度更像惩戒，而非善意的关怀。“笑贫不笑娼”之类的概念大行其道，失节是小失财是大！“有奶不一定是娘，有钱的一定是爷”，这样的标语也可堂而皇之的成为大幅广告，不仅被歧视，还要降辈份，这就是中国穷人在情感上的待遇。不仅在情感上，物质财富直接将中国人分出了等级：同工不同酬、同命不同价让人分出等级，同案不同判（按赔款算）等等。当然，无论隐性还是显性，任何社会中人都有等级之分，但很明显，中国人分三六九等仅仅依靠财富，如果有足够的道路通向富裕，那么人们不会轻易浮躁，但事实上等级之间又不存在桥梁，上下级之间难以互通，其结果只会让人们对物质的追求不择手段。在中国，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但也因此决定了重要资源只会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以权力所掌握的资源也越来越多，因此可能产生的财富也越来越多，而当权力与财富被紧紧地绑在一起，权力便理所当然的成了人们达到财富高点的捷径所在，于是人们只会心动于权力所得的等级红利以及从管理公共财物中所获的残余和侵蚀，如此一来当权者就希望久居要津，而不是为民做主。也就是说物质富裕之路不是轻易走得通的。而同时，社会媒体和舆论将精力越来越多的花在赞扬财富精英之上，而对于财富低层的关怀却越来越少，再也不“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因为价值观的严重失衡以及等级对国家的奉献程度让老百姓的生活成为鸡肋。换之满眼都是财主们的自吹自擂、王婆卖瓜；抑或是有钱人的物质生活介绍，譬如富豪排行榜以及他们的几座房子的价钱；要不就是明星大腕的琐碎杂事，一个明星抠抠鼻子居然可以成为新闻头条。彩票宣传尤其如此，绝不明显提醒“小赌怡情，大赌伤身”的概念，剩下的都是中奖消息，一旦销售不好就编些巨奖故事忽悠人。以财富来区分人的高矮肥瘦、能力大小异常方便，但又轻易的让社会变得浮躁与浅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如何不因贫穷而感到自卑和痛恨？又有什么心情去追求精神的高度？如何不对精英顶礼膜拜？如何不对权力和财富趋之若鹜？而没有能力改变自己，或者说处于无法改变自己的等级的人如何不变得浮躁，社会如何不浅薄？在这样一个社会，物质是成功的唯一标准，而中国人最好的就是面子，何以忍受贫穷换来的鄙夷目光，但物质之门关得如此之严，因此难以达到物质的成功并不由于他们本身的无知和贫困，而是他们无时无刻的同财富精英们接触（包括媒体和舆论），他们物质上的苦难和菲薄的生活，每天都在同某些同胞的幸福和权势对照，这当然会激起他们的怒火和恐惧，而他们的自卑感和依附感，使他们既发愤努力又感到屈辱，他们这种内心状态，自然表现在他们的言行举止之上，所以他们会为他们的人生付出更多的精神代价。而其中既贫穷又软弱的人由于自己的地位卑下而受有权有势的人的压迫，由于没有机会使自己重获平等，他们便完全陷入绝望之中，而自甘践踏做人的尊严，相比而言，身份造成的这样的结果，不亚于野蛮人的社会。就整个中国而言同样如此，变态的追求经济增量，对数字的着迷使得国进民退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这个国家似乎不是以放之天下皆可行的善德为其社会生活的目的，而仅在寻求经济的供应，不少人因此被唯物化，拼命追求脱离信仰的知识、不顾争议的利益和不讲道德的幸福，礼仪之邦的人们脸上已不再挂着真诚的笑容，而是挂着觊觎利益的伪善笑脸——国家如此，何况平民百姓？久而久之，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会不会变得淡而无味，父母不爱护子女，子女不孝顺父母，手足之间不再相亲相爱，亲属的名分会不会失去原来的意义？勿说未来，就在当下，至亲间的残忍相待难道还少吗？（在某些别有用心的舆论之下）中国一不小心成了全球经济的救世主，但是我们的价值观来自于西方并愈加变态，也就是说，思想上我们难以有所突破，而对于物质我们却总是容易沾沾自喜，如果我们不能从中升华出自己的思想和哲学，并且是有利于善德的思想和哲学，即便拯救了世界也难以拯救自己，而且在物质中，我们渐渐迷失了方向，到最后也不过是唯物化所绑架的对象。也难怪最近几年中国人对国学对论语趋之若鹜，可见精神道德上的需求是多么旺盛，然而我们却发现老祖宗的伟大智慧早已与当今的社会格格不入。试问，生活在如此浅薄与浮躁的社会之中，我们的人生成本还能不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