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摘要】近些年来，外国学者越来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以关注，他们着重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以各自不同的理论及背景，得出各种不同的认识和评价。【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国学者；近些年来，外国学者越来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以关注，他们着重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以各自不同的理论及背景，得出各种不同的认识和评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认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国外学者的认识不尽一致。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国家资本主义”阶段纽约政经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创始人伊恩．雷布里默，一位“国家资本主义”论的忠实鼓吹者，认为现在世界上有一个自由市场模式，还有一个国有资本模式，中国就是国有资本模式的代表。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的消费能力下降、中国的能力上升，再加上中国政府的过分自信以及中国模式的不同，造就了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1]。“国家资本主义”产生于全球专制政权，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制造财富，而是为了确保财富创造不会威胁到统治精英的政治势力；其操纵者惧怕创造性破坏，因此当老的产业消亡，工人失去工作和薪酬时，就会促使公民上街向当局挑战。其用意在于劝说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等）放弃参与制订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的努力，阻止这些国家的良好发展势头。但这也从反面透露出一个信息，即某些发达国家及其利益集团，担心新兴市场国家采取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有效措施，在合法的国际竞争中快速发展，妨碍发达国家及其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2]。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认为，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征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主导性发展[1]。2003年后中共领导人的政策选择与中共执政合法性的需求，共同促使了以国有企业高速发展为代表的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他还预测说，在2012年之前，中国将延续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国家资本主义论”的提出，反映了“后危机时代”海外舆论观察和把握中国发展形势的一个新动向，是继“儒家资本主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等定位之后的新概括。这种观点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质，把独特的中国发展道路先验地放进资本主义范式中加以审视，自认为洞悉了中国奇迹的全部奥妙，实际上并没有逃脱西方中心主义和历史终结论的窠臼——骨子里仍然把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看作是现代化的唯一模式，凡是那些与此不同的发展道路，都被视作另类或异端，因而都是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国家资本主义论”者从创造中国奇迹的若干表面现象和局部特征入手，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其方法是主观的，其结论是武断的（2）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在实效层面无疑是成功的，但其推行的“渐进式改革”只不过把俄罗斯或东欧做过的事情推迟进行而已。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融合体。法国学者罗兰•列夫认为中国的“现实社会主义”，事实上是混合了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的一种“现代化”的新颖形式和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变种，但只要行得通，照样可以为我所用，这就是中国的特色[3]。（3）后社会主义阶段日本共产党资深理论家不破哲三认为，列宁挑战市场经济的历史与中国1949年之后所走的道路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的发展进程也类似于列宁实施新经济政策时的基础，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正进入一个类似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阶段，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后社会主义”[4]。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阿里夫•德里克教授在《后社会主义?———反思“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以一种与现实没有任何显著联系的历史观来为自己辩护的。”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故意留有余地，因为它试图在概念上捕捉的历史环境的特征极其模糊不清”[5]。正是由于他所认为的中国意识形态的矛盾性和不确定性，他提出像中国这类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发生的转型或者变化可以用“后社会主义”这个名词进行定性。后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并不预示社会主义的终结，而是在原有社会主义的概念陷入矛盾时，使人们能够以新的更富有创造性的方式反思社会主义。在他看来，“西方一些人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误解为资本主义和毫无约束的自由企业。我认为有些人不是误解，而是要以资本主义的理想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导向”。约翰•奈斯比特夫妇在《中国大趋势》中谈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的争论时指出[6]，仅仅根据对邓小平“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名言的误读而进行“关于中国是否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披着资本主义外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他们认为，尽管中国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种拥抱“黑猫白猫”的方式，实行改革开放，但是中国政治“猫”的颜色从未改变，西方式的所谓民主也从未在中国兴起。（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姓“资”也不姓“社”波兰马克思主义者、波兰科学院哲学和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亚当·沙夫在《我的中国观》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是中国式社会主义，也不是中国式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7]。他认为，中国的社会形态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无法给予明确的界定。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彼得·诺兰(PeterNolan)在《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的文章中指出，“如果我们所说的‘第三条道路’是指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创造性、共生的相互关系，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2000多年来一直在走它自己的第三条道路。这是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是一种完整的哲学，把既激励又控制市场的具体方法与一种源于统治者、官员和老百姓的道德体系的深刻思想结合在了一起。”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与经典社会主义相异的“第三条道路”[8]。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绩效越来越突出，“中国模式”成为国外学者们热烈讨论的主题。在乔舒亚·库珀·雷默的文章《北京共识：论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发表之后，“中国模式”成为一个时髦的名词。他在文章中指出：“中国正在指引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同时使他们真正实现独立。我把这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称为‘北京共识’。”其实，“北京共识”也好，“中国模式”也好，都是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另一种解读[9]。俄国学者杰柳辛在《“中国的资本主义”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谈到一些人称中国的现行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另一些人称之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他认为这种争论没有意义，因为问题不在于名称，只要改革的结果使人民生活能够得到改善，使经济、社会、政治进一步发展，那么，世界上具有最独特和最古老文化的国家挂什么招牌并不重要[10]。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认知中国社会主义在经济领域的显著特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外学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大体有以下几种观点：（1）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美国有大约60%的左翼学者持此观点。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更多地应与计划经济相联系，而不是与市场相联系。中国政府的“市场改革”规划，本意是要恢复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结果却造成了国家越来越走向资本主义道路，日益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态度陷入外国的支配[3]。（2）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属社会主义性质法国学者托尼•安德烈阿尼认为，中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保留了国家计划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只不过通过间接手段进行，其作用十分强大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还促进了“精神文明”的发展，而这种文明又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文明[11]。（3）中国是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探索自己的“第三条道路”。美国普渡大学教授洪朝辉认为，中国现行的经济制度，既不是西方教科书上所讲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也不是西方典型的市场经济，它是建立在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之上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杂交的混合经济。“世界的未来属于中国”，这是保加利亚年内畅销新书《处在21世纪转折期的中国经济》里的一句名言，而这部著作在刚刚问世不久便被抢购一空。作者尼·波波夫院士是保加利亚著名学者、保中友好联合会主席，曾3次造访中国，长期关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他高度评价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最近10年，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最为曲折的10年，也是成就最大的10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改革开始步入攻坚阶段。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深化改革和开放作出全方位部署。决议明确提出，推行公有制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农村改革，改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环境；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可以说，上述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对于确保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意义重大。特别是在中国着手解决深层次改革问题的过程中，恰遇国际金融危机肆虐，这给中国深化改革进一步加大了难度。既要保增长，又必须深化改革，这需要中国领导人拿出非凡的智慧和魄力[12]。他认为，世界的未来发展将不会单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进行。除资本主义国家外，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有社会主义国家，而首先是GDP总量继美国之后已跃居全球第二的中国。在令世界震颤的经济衰退中，认同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国家越来越多，其中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据我了解，表示世界未来属于中国的，已不单纯是资本主义国家管理集团的代表人物，还有社会科学界一些公认的世界顶级人物。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解读美籍华人、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书中，尖锐的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用国家的掠夺之手牺牲全社会。文中从公务员提薪、农村土地征用、政府腐败等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政治进行抨击[13]。而对于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在2001年，在美国民主理论家拉里•戴尔蒙德(LarryDiamond)主编的《中国的选举与民主》一书中，大部分作者对中国的民主化前景却表现出乐观的态度。有的作者认为，支持改革的精英将会同普通公民一道，最终形成一种民主的政治体制；有的相信，中国的文化能够支持民主政治的建设，并为民主政治的巩固做出贡献。2007年《印度信息网》认为，与西方民主中强调竞争、参与不同，中国民主强调人民当家作主，这种民主制度适合中国的国情，所以“中国式民主制度正在成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种新模式”[14]。关于这种新模式的特点，美国卫斯理大学哲学系教授史蒂芬C•安格尔（StephenC.Angle）在一篇题为《我们必须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吗？——中国的人权与政治参与》的文章中认为，中国最明显的政治体制是“民主集中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JohnThornton）指出，中国目前所想的民主与西方民主的定义有所不同，尽管他们认识到选举的作用，但还是坚称实行“审议”形式的政治比多党公开竞争权力更合适。德国《新德意志报》2008年2月7日的文章说：“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实践……中国定将实现一种特殊的民主，这种民主将考虑到这个大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特点。这种亚洲‘社会主义民主’所涉及的是史无前例地继续思考‘孔子的公共伦理’，而不是抽象地复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郑永年强调中国民主道路要走自己的路，也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的价值取向当然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理论预设。他的结论是，“中国不拒绝民主，但也不简单输入民主。这是中国有序民主的希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解读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今世界，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强弱不仅要看物质财富的多寡和社会发展速度的快慢，而且要看文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水平，要看人才资源和智力资源开发的程度。随着社会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